二十世纪最神秘作家,王安忆在那不勒斯追寻到TA

那是11月初的一个傍晚。那不勒斯的空气里会冷不丁飘来一股臭鸡蛋味儿。我们的口译，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汉语教师马小漠说，这是从附近的坎皮莱格瑞半岛火山传来的硫化物气味。幸好另一座火山，即掩埋了庞贝古城的维苏威火山，在1944年最后一次喷发后就不散味儿了。除了近在咫尺的火山，那不勒斯还有不好惹的黑手党，我们晚上回酒店最好别走岔路小道。

我们坐在一家披萨店里等王安忆。和我们一起的，还有一位从柏林飞过来的摄像师，他将用镜头记录接下来几天的内容。

我有十年没见王安忆了。上次是在汉堡及周边陪她做文学活动。这次，联手威尼斯、那不勒斯和罗马的汉学教授，我们请王安忆来参加中国教育部语合中心支持的作家海外驻留项目。王安忆是不容易被请到的，不仅她的名气把她高高架起来，为她挡掉繁多的邀约，而且，她本人也愿意缩在舒适圈里。她有两个舒适圈，一个是课堂，但在2024年，她从复旦大学创意写作教授的职位退休了，就只剩下另一个：家里。每天在家里，她不是读书就是写作。有次她跟我说，因为她也没什么别的事情好做。听起来低调，在王安忆却是实情，有同行说她把自己“活”成了作家，生活就是写作，写作就是生活，合二为一了。

这回请到王安忆的杀手锏是费兰特，一位生在那不勒斯的作家。费兰特是笔名，谁都不知道名字后面何许人也，此人隐姓埋名已经三十余年。如今，全世界都在读费兰特的小说《我的天才女友》（这既是《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一部书名，也是对这套书的流行统称）。王安忆是费迷，她先看了《我的天才女友》的电视剧，然后去读原书，跟许多人接触这部作品的顺序没有两样。她曾在不同场合说，近年来她特别喜欢《我的天才女友》，觉得这是2000年来最有趣的小说。



©网络

手握王安忆这张好牌，我们的野心又滋生到费兰特身上。说不定王安忆亲临那不勒斯后，有面见费兰特的可能？马小漠说，她的老板，东方大学的汉学教授万丽雅（Valeria Varriano）已经有所安排。

我的心情有些激动，殊不知，半个小时后会跟王安忆爆发一场冲突。

餐厅里的电视正在播放一场足球赛，还不到晚八点，客人陆陆续续地进来。我先是透过窗玻璃看见了王安忆，紧接着，她和她的先生李章就走到了眼前，后面跟着身材娇小、能量十足的万老师。

王安忆满脸疲惫，她和自费陪她出行的李章都年过七十。完成了在威尼斯的翻译工作坊后，两人坐了六个多小时的火车，南下到那不勒斯。万老师去火车站接到人，就直接把他们带到了餐厅，她深知吃饭对中国人的重要性。而王安忆夫妇此时渴甚于饥，因为对意大利火车的服务不了解，他们一路上都没喝到水。

点完水，万老师接着为大家叫了玛格丽特披萨。这款披萨是那不勒斯的发明，驰名世界。在薄脆筋道的面饼上，只铺通红的西红柿酱和雪白的马苏里拉奶酪，饼的边沿被发面的气泡撑得高高隆起，形同盆地。我向王安忆介绍了我们请来的摄像师。

她的嘴角立刻拉下来，本来就疲惫的面容，挂上焦躁和不悦，一下子严厉起来。在整个上菜和吃饭的过程中，她几乎忽略了旁人，一直对我义正辞严，声明她完全不能接受有人拍她。

我们不是之前都说好了吗？我一时反应不过来。

跟王安忆商量行程时，我曾在电话里告诉她，我们会拍一个短视频，记录这段独特的那不勒斯之行。所谓独特，就是万老师动用了她的资源，请到一位意大利作家，带我们去老城区看《我的天才女友》里写到的众多地点。而且，这位叫卫芥（Carlo Vecce）的作家，跟费兰特有着千丝万缕不便挑明的关联，大学里甚至风言风语，猜卫芥可能就是隐身在“费兰特”笔名后面的人。坚守彻底的匿名主义的“费兰特”，被浓浓迷雾环绕，没人知道TA是男是女，是个人还是一对夫妻，或是一个写作班底。TA唯一示人的身份，就是那不勒斯人。

跟拍王安忆行走在费兰特的老城区，和卫芥边逛边聊，这岂不是千载难逢的内容？还有，接下来的翻译研讨会，王安忆和一群年轻的意大利汉学家互动，也有记录的价值。



卫芥和王安忆走在老街

难道这些都不能成为说服她的理由？

我当然记得王安忆在电话里对我的婉拒：“我不喜欢被拍，最好不要拍。”而我努力说服她：我们不拍你的特写，会把镜头拉得比较远，多拍些卫芥、万老师及博士生，保证让你感觉不到镜头的存在，在片子里也不以你为主，好吧？她当时没有再否定。

可现在，王安忆一刀一刀地割着玛格丽特披萨，语气也跟下刀子一样决绝：她是坚决不能同意被拍的，她会感到非常不舒服。“当今的世界到处都是影像，”她激烈起来，“把人跟踪曝光得太恐怖了！”而且，她刚拒绝掉一些视频大项目，就更不能从我们这里开一个小口子。只要答应一次，以后肯定就后患无穷，她会受不了的！

我坐在她对面，感觉到她的生理性难受弥漫到每一块披萨上，打掉了所有人的胃口。一直沉默的李章开口了：别的作家可能都没有问题啊，还可能蛮喜欢的，这是王安忆个人的情况，她不愿意被拍。

突然，除了我们这一桌，餐厅里的人共同发出一声难过的低吼，好像在给王安忆的抗议配音。马小漠说，那不勒斯球队刚输掉一个球。

尴尬中，我们的摄像师给自己点了杯啤酒。我对他说，你明天就回柏林吧，不拍了。



王安忆“轰走”了摄像师，让万老师和马小漠也颇感遗憾。这多少给了我安慰。不是我强迫王安忆，而是她偏要跟现实的常态做对。她的做法，就好像拿起粉笔，在地上画了一条杠，然后看紧我们说，别过界。

有这么一类作家，他们在对抗这个自我营销和影像主宰的世界时，明知自己是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也在所不惜。王安忆是他们中的一员。还有2024年的布克奖得主萨曼莎·哈维，她也选择了低科技生活，既不用智能手机，也不开社交媒体账号。

当然，更走极端的是这位费兰特，从1992年出版第一部小说起就决定隐身。费兰特保持匿名的理由在变化，开始是羞涩，进而是反感媒体炒作，再之后，还有更深的用意。关于媒体炒作，费兰特在《巴黎评论》2015年做的对谈中说，在意大利，“作品本身并不重要，而是写这本书的人有没有自带光环。假如他已经有了名气，媒体会强化这种光环，出版社也会敞开大门，整个市场也会非常高兴接纳你。但你如果没有这种光环，一本书很神奇地赢得了市场，媒体就需要打造一个作者形象，这就开始了一个机制：作者出售的不仅仅是他的作品，而是他自己，还有他的形象。”费兰特顽固地拒绝进入这个机制，王安忆顽固地拒绝被影像化。

从根本上讲，王安忆不信任科技。我记得，十年前认识她的时候，她就以不用手机不上网著称。她的作品都是一字一句用手写在稿纸上的。她对科技唯一的“妥协”，就是后来终于愿意把稿纸上的字输入电脑。我们跟她的联系，都是通过李章的手机和电子邮箱。鉴于她拒绝进入网络世界，她很可能都不知道，网上早已流传着无数条她的视频。

第二天是阳光灿烂的一天。意大利南方的阳光，明媚到可以向世界宣布，每天都是崭新的，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我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情，从乱糟糟的市中心出发，去王安忆的酒店集合。我们将在卫芥的带领下，去看《我的天才女友》里写的老城区。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电视剧或读过小说，就请想象一下，在野蛮愚昧的意大利南部，两个绝妙女生从195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人生演绎。二人中更聪慧更邪性也更美丽的女孩叫莉拉，我们以为“天才女友”是指她。但天才女友也是莉拉眼中的莱农，一个因努力而成功的角色。小说是通过莱农之口的第一人称视角讲述的。她们都出生贫寒，住在我们要去探访的贫民街区，这里是她们相同的起点，后来的人生却发展迥异。勤奋的莱农只因获父母允许，得以上中学大学，成为著名作家，实现了阶层跃迁。而莉拉再出色，也只能在小学毕业后进到父兄的鞋铺帮工，16岁上嫁人，从此一辈子走不出那不勒斯老城区，沦陷在暴力和乌七八糟中。

可是，假如故事只是这样黑白分明，《那不勒斯四部曲》就不会成为世界级畅销书，也不会被《纽约时报》评为“21世纪一百本好书”的第一名。

在两个女生分岔的人生路上，暗杀和暴死，爱情和渣男，嫉妒和互助，成长与衰老，性侵和淫乱，离散与回归，国家政治与地方黑社会，工人运动与左翼恐怖行动，一时的功名成就与终究的烟飞灰灭，各种能量纠缠成一团，曝光了罪恶，也没有省略人性的复杂。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莉拉和莱农爱恨相间持续一生的友情。女性的友谊首次成为文学的母题，甚至让很多男读者大惊小怪起来。

经过一夜的休整，加上摄像师的消失，这天早上的王安忆恢复了清爽自如，我很高兴。马小漠也早早到了。王安忆的身材跟十年前变化不大，依然修长匀称。脖颈和腰板也是绷直的。年轻时，她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去了徐州文工团拉大提琴，凭她的身姿，说她曾在团里跳舞也让人信服。李章悄悄告诉我，王安忆的绷直实为不得已，这一路她都戴着护腰，因为腰椎间盘突出相当严重。只见她打了个王氏绑腿，用袜子裹住牛仔裤的裤腿，这是做好了徒步的准备。

我们立刻议论起费兰特究竟是谁。不管是谁，王安忆说，她都羡慕这个人，一个作家只管写作，不用花时间去抛头露面，这是最好的。你是来不及隐姓埋名了，我们拿她开玩笑。王安忆30岁因乡村变迁小说《小鮑庄》成名，40岁写出了获茅盾文学奖的上海都市小说《长恨歌》，从早年起就逃不掉公众人物这个人设。“有朋友说我的书叫好不叫座，”她笑着说，似乎很满意这个定位。

卫芥的出现，一下子收拢了我们的注意力。马小漠立即进入工作状态，作为卡尔维诺的中文译者之一，她出色的语感增加了王安忆和卫芥交流的丝滑度。

卫芥是一个很文雅的人，六十多岁，身材挺拔，衣着随意，修着整齐的花白络腮胡，古铜脸色说明他很注意户外活动。他和王安忆有着类似的身份 —— 教授兼作家。他是东方大学意大利文学系的教授，研究达芬奇的专家。他关于达芬奇母亲的小说《卡特琳娜的微笑》已有中译本问世。这都是他公开的身份。我们这天还少不了用猜谜的眼光打量他。但王安忆坚称，费兰特只能是女性，因为只有女性才写得出莉拉和莱农，男人笔下是出不来这样的形象的。



应对王安忆的快人快语，卫芥只笑笑，并不接招。但凡触及费兰特身份的话题，他都机智地沉默，或转移我们的视线。他为人平和，也时不时冒出意大利南方人的热情。他告诉王安忆，已读过意大利版的《长恨歌》，好小说，把他多年前去上海的记忆激活了。来的路上他还在想，为什么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弄堂给他一种熟悉的感觉呢？应该是和那不勒斯老城区的市井况味有诸多的重合。

我们的车往城东的郊外开。像世界上所有的郊外，建筑物分布稀疏，失去了城里的色彩和风格。穿过一个隧道时，卫芥示意我们，这就是小说里把老城区和那不勒斯分开的那个隧道。车里的气氛立刻掀起了一个小高潮，王安忆兴奋起来，她问，就是童年的莉拉“率领”莱农第一次出门看海穿过的隧道吧？在小说中这是逃离的意象！卫芥频频点头。

王安忆写过一篇关于《那不勒斯四部曲》的随笔，名曰《抹去》，她用高浓度的阅读经验分享了自己对这部作品的理解。还在上小学的莉拉撺掇莱农跟她一起逃学，步行去看海。王安忆看穿了莉拉的“坏”，“暗中支配他人的命运。”莱农一旦被父母发现逃学，可能也就跟莉拉一样升学无望了。

接下来的参观，我们不断发现，王安忆记得小说及电视剧里的所有细节。她对细节的紧抓不放，在书里书外是一以贯之的。我读过一些评论，特别是有些年轻读者，不适应她小说里密密麻麻的细节铺陈，嫌拉慢了小说的节奏。习惯用手指刷屏的年轻一代耐心很脆弱，在网上给王安忆不客气地冠名“细节肥大症”。而王安忆我行我素。



我们的目的地是名为卢扎蒂区的老街区，各国媒体记者都来踩点过的地方。似乎没有疑义，天才女友的故事就是以这个街区里发生过的事件为原型的。有美国记者千里迢迢赶过来，问这里的居民，书里写的卡莫拉黑手党今天是否还存在，居民用看火星人的眼光打量记者，问，你在说什么呀？我们这儿从来没有过死于暴力的人。这种反应，高度符合封闭地区家丑不可外扬的伦理感，说不定也暗示着，明亮的阳光下，黑手党至今仍把这个街区统治得一览无余。王安忆在《抹去》里引用莱农的发现，“那不勒斯教给我的东西，在比萨可以用得上， 但我在比萨学到的东西，在那不勒斯却用不上”。王安忆认为，“那不勒斯老城旧街是个现代丛林，实行阶级化的强食弱肉”。街区里的暴力如同家常便饭，王安忆甚至把它总结出一种游戏感：“好像是为了保持平衡，这边死一个，那边也死一个。”

因为脑子里预设了这些图像，我们从车里下来后都有些恍惚。这里没有小说和电视剧里展示的暴土扬尘，也没有那不勒斯方言的叫骂，更没有熙熙攘攘的商店和人气，而是安静得像一个布景。卫芥说，Saverio Costanzo导演的HBO电视剧，并没有使用这里的实景拍片，而是搭了摄影棚。我们看到，学校、图书馆、居民楼等一些跟天才女友情节相关的建筑物上，刷了零星的电视剧拍摄场景的图片，这些墙画据说是2019年一个公共艺术装置展留下来的。王安忆边走边说，要是换到中国，这里绝对会成为网红打卡地，早就人满为患了。

可这里的人少极了，少到缺乏真实感，好像这个街区只属于回忆。此时是2024年11月11日上午10点，卫芥说喝咖啡的时间到了。他把我们领进一家街角的咖啡店，有人点了特浓，有人点了卡布。杯子很小，大家都站着，几口就喝完了。

卫芥说，意大利人每天就是这么喝咖啡的。店外的条椅上，坐着一位老人晒太阳，一个牵狗的女人步伐铿锵地从他身边经过。尝过意大利咖啡的日常喝法，我们有了抵达的感觉。

卫芥像导游一样周到，引领着我们，解说个不停，我们围绕着他，边听边起疑。他是费兰特吗？他跟费兰特是什么关系？他凭什么知道这么多内情？

他向我们强调，小说里写的一切都是真的，只是人物换了名字而已。我们路过的教堂，就是莉拉结婚的教堂。我们进去参观的图书馆，就是小说里的图书馆。莉拉小学毕业后，因为央求父母让她继续读初中，被父亲从一楼的窗户扔了出去，摔断了胳膊。莱农继续上学，莉拉就用全家人的名字办理了数张借书证，突破了每周每人只能借一本书的限制，用阅读恶补自己的缺失。王安忆在图书馆的留言簿上认真签了名。卫芥指着一个书柜里的一排书告诉我，这都是他父亲小时候来图书馆读过的书。看我睁大了眼睛，他说，是的，他父亲就是在这个街区长大的，而父亲的妹妹，卫芥的姑姑，就是莉拉的原型。



莉拉勤奋借书的图书馆

他说得那么平静，就好像在说，今天的天是蓝的。大家都围上来，趁机直截了当地问他：费兰特到底是谁？卫芥不接话，而是说，带我们去看他父亲和姑姑小时候住过的房子。

阳光静静地洒在空街上。小说里的肉食店、鞋铺、点心房统统不见踪影。卫芥把我们带进居民区，上海弄堂的感觉果然冒了出来，我们看到一根根绳子，上面晾晒着各式各样的背心裤衩袜子和小褂，成为小区的公共风景。

这些开放的住宅矩阵，由一栋栋四层小楼组成，墙面都刷得很干净。卫芥说，这些楼都是二战前盖的，因为刷了颜色，所以看不出旧态。王安忆扫视着这些矮楼，觉得有些意外，说，怎么建筑质量比我们上海的工人新村还好哩，我们新村盖的时间比这还要晚得多。她把头抬得更高，去找放烟花的天台，好像如果缺了这个建筑部件，这个地方就经不起她的考证。卫芥马上指给她看，那个天台上现在立着电视天线架。她放下心来，说，14岁的莉拉就是在烟花绽放的天台上，第一次产生“界限消失”的感觉。

马小漠说，译成中文的“界限消失”，在意大利语里，大约是讲一个东西的边缘或轮廓变得模糊不清。王安忆在《抹去》里梳理了这个细节，她写道，“弗吉尼亚·伍尔夫写《简·爱》与《呼啸山庄》，说到艾米莉·勃朗特——“她向外面望去，看到一个四分五裂、混乱不堪的世界”。这个带有修辞性的意象，在莉拉，却是具体地发生着，近似一种疾病。”“老城街区的年轻人在楼顶天台燃放烟花，甲方乙方的对决很快失控，演变城热兵器战争。”在一秒内，莉拉眼里熟悉的存在失去外形。尤其是她爱的哥哥，在天台上露出暴力的凶狠，让她突然目睹了真相。真相是可怕的，而莉拉同时发现了自己能看见真相的异秉。



书中的天台

莉拉的天才，是她身处暴力凶险环境而看能穿真相的本领。她没有被吓倒，反而变得更强悍。她难道就是卫芥的姑姑吗？卫芥说，他14岁坐火车离开此地去外面上学，身穿一袭黑衣的姑姑就站在轨道边，向他挥手送行。这个画面还在他的眼前。他甚至抬起胳膊，又高又直地举过头顶，模仿姑姑挥手的动作。

我看到了卫芥眼里的感伤，不敢问他姑姑是否还在世，他已经继续往前走了，说，咱们现在去看扔娃娃的那个地下室窗户。

王安忆和我们交换了一个会心的眼神。就像谈《圣经》必说夏娃偷吃禁果，对迷恋《我的天才女友》的人来说，一切都绕不开丢娃娃这个情节。费兰特自己也说，她开始写这部小说时，“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写什么：这是一段友谊——开始于一个很阴险的布娃娃游戏，结束于失去一个女儿。”

事情发生在小女孩莉拉和莱农刚做了朋友，靠墙坐在地上，交换了彼此的布娃娃玩。莉拉一转身，把莱农的娃娃扔进了黑乎乎的地下室窗洞。莱农第一次知道了莉拉的“坏”，但她不示弱，把莉拉的娃娃也扔了进去。这个情节带出了小说关键的发展：她们鼓起勇气，进到黑乎乎的地下室，想把娃娃捡回来。结果，娃娃不见了，莉拉怀疑被凶恶的邻居、卡莫拉分子堂·阿奇勒偷走了。阿奇勒给了两个女孩一点钱，让她们去买新娃娃，但莉拉做主，买了一本小说《小妇人》。两个女孩子从此萌生了写书的梦想。还在小学时，莉拉就写出了莱农日后也难以超越的故事，而写书成了莱农一生的职业。在四部曲的结尾，已经彻底消失的莉拉却神不知鬼不觉，把这两个六十年前被扔进地下室的娃娃送到莱农的住所，而此时的莱农，终于写完了莉拉和自己一生的故事。

卫芥把我们带到一个离地面约30公分高的长方形窗口前。窗口用铁丝网密封起来，前面还立着数根铁栏杆。卫芥说，娃娃就是被从这个窗洞扔进去的，窗户还是当年的老样子，只有铁丝网是后加上去的。



莉拉扔娃娃的窗口

他怎么就知道，娃娃是从这个而不是另一个窗口扔进去的呢？我在心里犯嘀咕。《那不勒斯四部曲》是一部小说，小说是虚构，然而卫芥却说，小说里的一切，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他凭什么如此确定？但我又不愿不信他，他身上有着学者的认真，反而缺了一样意大利人常有的东西 – 夸张感。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更离奇了，连卫芥本人都没有料到。

卫芥从地下室窗洞退后几步，指着楼上最高处的一扇窗户说，他爸爸小时候就跟父母和妹妹住在那个单元房里。成人后，他的姑姑还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卫芥和弟弟小时候来看姑姑时，就经常在这个楼里玩。当年的邻居现在恐怕都换过好几轮了。



卫芥带王安忆进了楼，暗示这是莉拉和莱农小时候住过的房子

他问王安忆，想不想进到楼里看看。好呀！王安忆立刻答应了。李章因为腰病比王安忆还重，留在了院子里。卫芥推开楼门，我们跟了进去。本以为能看看楼道就已经算深入内部了。如果依了卫芥的说法，这可就是莉拉和莱农小时候住过的楼。有些门很破旧，有些是簇新的，楼梯间的墙面老而不脏。王安忆说，你们看，这铁扶手的做工多好，楼梯的石料也不贱。卫芥越往上走，越激动，说，有的门是换了，可楼梯和扶手都跟以前一模一样！我暗想，看来他真的好久没来过了。这是不是说明，他不是费兰特本人，而费兰特可能是他姑姑呢？是姑姑虚拟了莱农这个第一人称，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吗？

在我东想西猜之际，一位倒垃圾的老太太从楼上下来，用怀疑的眼神瞪着我们。卫芥连忙解释了几句。老太太换了表情，安详地出门了。爬到一半，又遇到一位老太太下楼，她挽着黑手袋，正要出门的样子。这回，卫芥和她都僵住了。几个来言去语后，他们突然紧紧地抱在了一起。马小漠连忙告知我们：这位女士是卫芥小时候的邻居！

不可思议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两分钟后，我们都坐在了这位女邻居家里。那是不由分说的邀请，卫芥很激动，我们很感动。因为坐的地方不够，卫芥一直站着，这倒便于平复他起伏的心情。

我们居然进到了莉拉或莱农的家？马小漠把卫芥和女邻居的对话实时翻译给我们：这位老太太16岁结婚 （和莉拉结婚的年纪一样大），就搬进了这套公寓里，一直住到今天。卫芥姑姑当年的家就在隔壁，户型完全相同，早已换了住户。女邻居比卫芥大六岁，她说，只要一想当年，眼前就能出现十岁大的卫芥在楼梯上玩耍的画面。

卫芥向我们描绘起他姑姑家的样子，特别是祖父留下来的一张大床，大到占满了一个房间。“我们全家人的生活都是在这张大床上进行的，小孩都喜欢在床上蹦跳，大人在床上做爱、生孩子、死去。”“这张床现在还在吗？”王安忆问。“我弟弟把它搬到了西西里，放在他的家里继续用。”



卫芥讲到那张大床©吴珺如

女邻居很兴奋，除了给我们倒水，还要张罗给我们做饭。因为在失联大半个世纪后的不期而遇，她和卫芥两人好像同时进入了过节的亢奋状态。卫芥告诉我们，她是真心实意要请我们的，从前习惯了给一大家子做饭，许多年来都没这样的机会了，只是一人食。在这个五十来平米的房子里，原来七八口人挤着住，如今空得只剩她一个。整个街区也是这样，老人离开了世界，年轻人离开了此地。这不是很像我们乡下的空心村吗？王安忆立刻找到了对照。王安忆问她，有没有听说《我的天才女友》这部书，她点点头，说，还没读过。当她听说王安忆也是写女性命运的作家，就找出一张纸片，请王安忆给她签名。



王安忆和女邻居合影



马小漠说了一句让人费解的话：大海触碰不到那不勒斯。

我们的回程一路向西，卫芥要给我们展示西边的那不勒斯富人区。在车里，马小漠说，“大海触碰不到那不勒斯”是一个书名，意思是，像我们刚待过的老城街区，离海其实只有三公里，可那里的贫民是看不到大海的。而大海代表着希望。看不到大海的人就看不到希望。



他们身后是维苏威火山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童年的莉拉和莱农有那么强的决心，要穿过隧道去看海，尽管她们的行动没有进行到底。而坐在副驾位置上的卫芥，像莱农一样，从老街区走出来，完成了阶层跃迁。他不仅当了大学教授，还是一家高级俱乐部的成员。他领着我们走进这家坐落在海边绝佳位置的俱乐部，穿过室内种种低调的奢华，来到水边的餐厅，给大家点了茄泥、意面和沙拉。

场景转换得太快，王安忆低声问马小漠，一般的大学教授能加入得起这种高级俱乐部吗？马小漠神秘地一笑，答：这真不好说啊，一般是不大可能的。

我们晒着温热的太阳，坐在一般人进不来的那不勒斯顶级美景区，眼前是海水，背后是山峦。卫芥指着山顶上唯一一座宫殿式的建筑说，那座房子里住过德国大音乐家瓦格纳。

王安忆一边夸茄泥好吃，一边跟卫芥聊写作的事。她提到了费兰特在中国出版的一本新书，名叫《页边和听写》，费兰特写道，她的任务是“在现实主义长卷中写出真实的故事。”

王安忆对卫芥说，她认为这是费兰特对小说这个文体做出的一大贡献，即让现实主义回归到小说的叙事里来。小说发展了二百多年后，似乎走进了死胡同，人物、情节和细节都变得不好看了。作家们忙着做实验，试试先锋，又试试解构，再加进知识分子写作等等，结果，小说的叙事出了问题，放弃了形，走向形而上。卫芥点点头，十分认同王安忆的判断，小说的确被搞坏了。

王安忆接着说，这些年她也读到不少非常棒的非虚构图书，难怪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还需要虚构吗？作为写了一辈子小说的人，开始怀疑小说这个体裁还行不行，这是让人很沮丧的。直到读到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她得到了一个真正的惊喜：这部用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小说居然可以出新，用莉拉这个形象唤回了小说最初发源时的很多特质，处理了很多似乎不可调和的事情。她本以为，小说家的“妄想”在小说这个载体里恐怕难以实现了。要感谢费兰特带来了希望，在虚构上还是可以继续下功夫的。

卫芥眯起眼睛，看了王安忆一会儿，用意大利语对马小漠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我问。马小漠说，他管王安忆叫“我的天才女友”。

一天后，王安忆在那不勒斯王宫举行演讲，卫芥也出现在观众席里，成了众多在场教授中的一员。



王宫演讲

平日里，王安忆有些矜持，但一开口讲到她心爱的书，热度马上升高。她对座无虚席的意大利听众说，来到那不勒斯就像做梦。对《我的天才女友》里面的人物，她熟的就像家人一样，走在那不勒斯的街头，看到那些男男女女，觉得他们都像是从《天才女友》里走出来的！

王安忆的报告题目里出现了三位女生：“当王琦瑶来到了莉拉和莱农的老城区”。她重点拿莉拉跟自己的小说《长恨歌》里的女主角做了比较。她宣称，莉拉是有古老基因的，像一个先知，能看懂一切秘密，而王琦瑶是一个完全的现代人，属于上海的弄堂。上海才有不过二百年的历史，连一个像样的鬼故事都没有。莉拉有前缘，说不定就来自被火山毁灭的庞贝古城，而王琦瑶这样的上海人是没有前缘的，既不像莉拉，也不像宝玉和黛玉，因此，王琦瑶只能活在当下。

她没怎么提莱农，也没有谈及这部小说在全球激起的关于女性主义的讨论，也没有碰触大部分中国读者的共振点 - 女性友谊以及女性文学对女性成长的激励。戴锦华教授是主持这个议题的代表，她发现，中国的小镇做题家在那不勒斯贫民区的莱农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戴老师的北大本科女学生，有不少人在学士学位论文中以《我的天才女友》为题，讨论教育是否能改变命运，莱农式的奋斗是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而王安忆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在莉拉这个角色上。就像她在《抹去》里的分析，袒露出王安忆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趣味：

莉拉让人想起《呼啸山庄》里的卡瑟琳，一个粗野的“小蛮子”——家中保姆耐莉这么称呼她，这其实是一个古典的形象。《圣经》新约马太福音里，向希律王索取施洗约翰头颅的莎乐美；古希腊神话里的梅杜莎，妖娆的蛇是她的头发，凡看见她眼睛者都会石化……是历代艺术家创作的母本。这大约就是小说的经学，在同一模式里注入不同的内容，将抽象演绎成具象……我不能断言莉拉脱胎于卡瑟琳，卡瑟琳脱胎于莎乐美、梅杜莎，但她们的关联性仅仅视作巧合又不足以解释，我更倾向将她们排列谱系，纳入同组基因。

不得不说，这又是一个彻底的小说家的立场。

演讲结束后，卫芥走过来向王安忆表示祝贺。因为还有很多人等着与他的“天才女友”交流，卫芥很有礼貌地道了别，离开了王宫。



©吴珺如

接下来，我们也告别了万老师和马小漠，搭上去罗马的火车，罗马是王安忆在意大利驻留的最后一站。从那不勒斯来到罗马，感觉就像从乡镇返回大都市。尽管我们在那不勒斯没有见证费兰特小说里描写的野蛮和暴力，但这座城已经和《我的天才女友》脱不了干系了。

把王安忆和李章“移交”给罗马大学的汉学家之前，我忍不住要和王安忆谈谈卫芥。

问：你觉得卫芥会是费兰特吗？

答：我还是认为，费兰特只能是女性。

问：你对那天去看老城区印象如何？

答：这种事情是很多的，不能当真。比如，张爱玲的弟弟，他在亲戚当中给张爱玲小说里的每个人物都找到了原型。在高邮呢，也有人给汪曾祺的小说找到了每个地点的出处。读者总是希望从虚构中找到现实的对应物，希望虚构的东西在现实中是存在的。而小说家的工作，却是从现实中看到一点真实后去虚构。虚构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就必须用非常写实的材料，才能成功“骗取”读者的信任。必须说，费兰特这点处理得很高明。

王安忆回答得十分淡定。在我听来，却像一种“抹去”。依她的经验，我们和卫芥经历的种种，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是给读者的安慰剂罢了。而我不这样认为。

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说服她。王安忆讲话的句子，在风格上和她作品里的句式高度重合，简短、准确，不容置疑。或者，我应该放弃自己的感觉，去相信她的判断？她毕竟是一位再专业不过的作家和老道的读者。而且，除了写她经验深处的上海，她还被安排过许多采风任务，这是她这个级别的作家享受的一种搜集素材的待遇，王安忆深入过女囚监狱，也从考古队长手里摸过刚出土的千年坛子，她的见多识广给了她一种看穿表象的冷静。

然而，我还迷失在卫芥布下的魔法里。那天在海边吃过饭，趁王安忆和李章遥望海对面的维苏威火山，我和卫芥散了一会儿步。我们用英语交谈：“听说东方大学有些同事认为你就是费兰特。”我假装跟他开玩笑。“不是我，”他严肃地否认，“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切都是真的，书里写的事情也都是真的，完完全全是真的。”我停下脚步，盯着他的眼睛，他没有回避，“这就够了，对吗？我们不需要知道费兰特是谁。”顿了一下，他又补充了一句:“我还想告诉你，费兰特是一个很美的人，一个出色的人。”（Ferrante is a beautiful person and a wonderful person.）

把王安忆和李章送到酒店后，我的任务就完成了。一个人走在罗马的街头，我忽然想起，在《新苏黎世报》上读过另一位那不勒斯作家的访谈。他的名字叫罗伯特·萨维亚特（Roberto Saviano），因为写了揭露黑手党的小说《蛮族》，必须在警察保护下度过余生。他也是费兰特的粉丝。他说：“如果你想写出真相又不想死，就别说出你的名字。”

费兰特在《页边和听写》中写道：“我们创作小说不是为了让假的看起来像真的，而是为了通过虚构，以绝对的忠诚说出最难以言说的真相。”

所以，卫芥说：“一切都是真的。”

所以，费兰特会永远使用这个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