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注：本文2020年3月26日发表于Matters，作者Andersen。
题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香港麦当劳于3月25日起至4月7日的两星期内，每晚6时起将不提供堂食，大批称为“麦难民”的露宿者因此忽而无处可容身。本地媒体的大幅报道，让我想起了2016年，我工作的第一年，在北京几个寒冬深夜，认识的他们。
2016年冬，寒潮围城，北京的夜像千钧的铁。东直门中粮广场24小时开放的麦当劳里，戴着紫色毛绒帽的屈强东，在暗黄灯下眉头紧锁。他坐在一片睡倒的人群之中，像一片折腰的草中固执伫立的茄子。
我和同事，三个年轻人，开门，打破沉寂。他看着我们，抓了抓裹在军大衣里的行囊，似乎欲言又止。我跟他打招呼，问他在这做什么。他紧盯着我，说在等明天七点半回家的火车。北京火车站的候车室凌晨后不开放，它附近的通宵快餐店通常会睡满等次日车却不想花钱住旅店的人。
我欲转身翻出相机做采访，屈强东以为我要走，于是连忙抓住了我的手。他像找到救星，开始焦急起来：“我在找我的儿子，求求你帮帮我！” 我怔了下，迅速给了我同事一个眼色。“你把他儿子的资料给我看一下。” 遇到好故事了，我们心想，但故作沉静。他急从行囊翻出了两张还没剪开的蓝底一寸证件照。我定睛一看，竟然是屈建强。
天啊，八天前，我在中关村创业大街对面的麦当劳里采访过他的儿子。
当时他正在吃餐盘上零星的薯条。20岁的屈建强是典型的宽脑袋大耳朵，眉毛粗得有小新的喜感。有须根，恍惚的眼神跟他父亲如出一辙。那家麦当劳邻近高校，在周遭大学生们玩游戏打麻将的嘈杂声中，他吞吐跟我们说出了自己的经历。
他说他刚刚被一家保安公司辞退。那已经是他在北京短短几个月里第二次被炒鱿鱼了。第一次公司以他“连路都认不了”为由，在他上班第二天把他赶走。这次，他干了十六天，工资还是一分没拿到，说有1300多块。
屈建强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宣化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书只读到小学，成年后一直在工厂打工，无天无日。一个月前，在朋友鼓动下，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然只身赴京。很快，他就找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接着就发生了后来的事。
他反复问我：“你觉得我的工资能要回来吗？” 我跟他讲了个故事：两天前，我们在协和医院旁的一家肯德基采访了一个同是被克扣工资，无处可去的年轻人。他在一家黑工厂里工作了三个月，一分钱没拿到，末了还是在凌晨两点时，趁着值班的人上厕所才逃出来的。他的行李、身份证和手机全都没能带走。没钱买不到车票，没身份证打不了新工，于是每天只能捡瓶罐卖钱来买馒头充饥，夜里睡肯德基麦当劳。他指望他一老乡挣到钱后，能给他也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
屈建强听罢，在昏黄暗灯下陷入沉默。我们采访完后，卑鄙地离开了，不过我还是给他留了电话，让他有需要可以找我。
直到我们遇到他父亲，已经是一个多星期后的事了。在这期间，我们昼伏夜出，遇上、采访了几十个跟他们一样漂泊无定、唏嘘的所谓“麦难民”。
他们不一定都是流浪汉。还有代驾司机、落魄艺术家、一口黄连的上访者、等次日排队看病的病人，候早班火车的乘客等等。不过，相同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言不由衷。而且，即使是那些乐于四海为家、不介意身世飘萍的人，都无一不被往事捆绑。
我在北京某家麦当劳里拍摄（摄：罗莉）
11月13号晚十一点多，零下十二度，三里屯太古里旁的肯德基里，黄灯幽暗。有一个穿着迷彩服、用粉红发带扎了几条小辫子的男人，在不停撕纸。他从袋子拿出一叠叠白纸、海报、书册，一件件撕烂，手使不上劲儿，就下嘴。他是我们整个采访中接触到的第一个“麦难民”。
“撕纸男”跟我们说他家在河南，来北京创业，做餐饮，有几个实体店。坐在对面翘二郎腿的大哥听到后，怒骂了一句“神经病”。“撕纸男”没听到，或假装没听到，依然热忱于纸片碎裂的快感中。这时，一位年纪稍长的大叔走过来，先是怔怔地看着他，一脸不自已的惊讶，几分钟后问：“你撕什么呢？” “撕纸男”抬起头，看了大叔一眼，遂从兜里掏出一毛钱说：“送你。” 大叔哈哈大笑，还是接过了。
但“撕纸男”却变得越来越焦躁，连塑料袋也使蛮力撕。纸散落一地，服务员看到后恼羞成怒，喝令他马上扫干净。“撕纸男”不从，服务员转身说要去报警。
警察真的来了，喝令“撕纸男”扫走地上的纸碎，然后驾轻就熟把他撵走。
“明天还得回来。” 那位骂他神经病的大哥在座位上叨念这么一句，然后掏出了一本《去中心化》，翻到中间的位置，津津有味地读起来。
隔着一道墙，一个身穿发黄白色西装的男人拿出一个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开始热火朝天地自言自语，像是在解释一本武侠小说的高潮情节，越来越大声，而且声情并茂。隔壁座位一个右脚裹了一蓝色塑料袋的女人被惊醒，朝半空骂了一句“你怎么敢这么对我！”，马上又陷入昏沉。阅读的大哥放下书，像检查秩序一样走了过来，瞪了一眼这一男一女，又默默地回去。
我那时觉得，他们应该是互相知道认识的，但又故意保持距离。快餐店的后半夜，就此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圈子和江湖，各路人马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太神奇了，所以在我回到屈强东和屈建强父子的故事前，我还要讲一下东四十条的那家麦当劳。
它罕有地灯明屋亮，在午夜显得格外热闹。我们在那里第一个认识的是山东人丁新峰。他在30年前父母离世后开始流浪，在这家麦当劳足足住了五年。虽然已55岁，但声如洪钟。丁新峰爱笑，笑起来只见半边牙。问他最喜欢什么，他答广州的大排档，吃完了珠江边一躺，仰天笑，全忘了。
刚聊一阵，就有人走了过来插嘴——竟然是“撕纸男”！他邀请我去旁边角落跟他聊几句，我答应了。不过等我过去的时候，他正和旁边的人争执。对方把一根铅笔放到他手中，他马上气急败坏地扔回去。这个拿铅笔的人叫刘冰寒，一头灰白头发，虽然也邋遢，但跟这里其他露宿者比起来，显得眉清目秀，说起话来还很腼腆。
接下来的四十分钟，刘冰寒用那根铅笔画出了一幅《吴广起义》。虽未至栩栩如生，但不失几许磅礴。画作罢，马上引来了围观和赞叹。“撕纸男”在一旁气不打一处来，说：“那是他送给我的！” 一旁的刘冰寒会心一笑。我问其出身，52岁的他说他早年在山东艺术学院学画，毕业后分配到机械厂画零件，前两年遇到工厂科技转型，他无用武之地，便主动辞职来到北京，想找找机会，当一个“著名画家”。
围观的人中有个叫薛献永，留长发，系了一条绿丝巾。他自称演过《太平轮》，不过因为怕红了以后要应付记者，所以拒演了接踵而来的大戏主角。薛献永后来领我到了另一角落，指着面前一个乞丐模样的人说：这人是个硕士生，只说英文。我十分惊讶。
"You speak English?"
"Yes. What’s the matter?"
他回答毕，放下了手中的半个汉堡。他神情严肃地告诉我，他身边有一个"invisible living person"，时刻在控制着他的行为和思想，阻止他积极生活。他说他还写过很多论文，研究这一个神奇的力量。我拜托他给我看一眼，却见纸上密密麻麻都是政治敏感的诉辞。我大概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了，礼貌道别后正要离开，他却忍不住向我揭露“天机”：他说那个“看不见的活人”其实早就向他预告了我的出现，而且因为他透露了太多，现正用胃痛折磨着他。我连声道歉。
我和同事觉得此地超出负荷，便收拾准备走。这时，薛献永走到我身旁的镜子前，仔细端详了镜中的自己几秒后说："你是神经病吗？嗯，你是。" 我对他摆出疑惑状，他笑笑回复说："我怕自己太聪明，会出事的。"
那个瞬间，整个麦当劳魔幻到像是浮在了半空中，地板一戳还能泛起涟漪那种魔幻。不过，至今我都觉得与其一概而论地说这帮人有精神病，还不如想象他们其实有另外一个意识世界。他们或许被城市盗取了精神灵魂，于是在深夜里麦当劳里重新创造自己。我们误闯了他们的结界，被怪异的善意迎接。
我在北京某一家麦当劳里采访 （摄：Islet Leung）
无论如何，屈强东都不属于这个江湖。他一辈子务农，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在北京站旁边另一家24小时快餐店过前半夜时，他莫名被陌生人踹了一脚，于是慌不择路跑到东直门的这家麦当劳，但也一直提心吊胆，不敢瞌睡。那顶紫色的毛绒帽，像是一些游戏人物头顶上已经响警示的能量罐，格外刺眼。
他说他儿子已经十五天没有给家里打过电话了，一家人担心得茶饭不思，他便亲自出来寻儿，至今未果，打算先自行回家。
我和同事商量了一下，决定和他一起打车去我们八天前遇到他儿子的那家中关村麦当劳找人。他一边表示感激，一边怀疑我们是不是骗子。但犹豫片刻后，他把心一横：“我跟你们走，就赌一把吧。”
他赌赢了。我们在创业大街附近一家24小时的拉面馆里找到了正在卡座上熟睡的屈建强。
当父子见到彼此的时候，没有以为的波澜壮阔的情绪。幽黄灯光下，父亲的焦急在那一刻瞬间融成一滩无能为力的水，儿子却依旧恍惚。
"你怎么不给家打电话啊？我都怕你被人给打死了。"屈强东拍了拍儿子的手臂。
屈建强无语。
"你跟爹回家吧。你在北京能干什么啊？你脑袋那么迟钝。"
屈建强不语。
"你们帮我劝劝他好不好？" 屈强东无奈，转头看向我们。
这时屈建强开口了：“我想好了，我认识一个人，山西的，也被公司欠薪，我们打算去讨个说法，要是还不给，我们就去卸了他的轮胎。”
这时轮到他爸跟我们无语了。
"你在北京过得好吗？"我忍不住打破沉默。
"不好。" 他把头转过去。
"那为什么还要留在北京呢？"我刚问完，同事就按住我，她怕我问下去会影响故事的自然发生。
最后，身上加起来只有八十多块钱的两父子，决定趁有钱先回家，一切过完年再说。
于是，我们先跟屈建强回了一栋商业大厦——他又当保安了。他在那楼里收拾回家的行囊。我注意到他带走了一瓶价值大概两百多块的红酒。屈建强说这是他来到北京没多久就买下的。我猜，他也许早就预想到提前回家的那一天了吧。
把他们送走的那晚，很巧地，我读到了保罗·奥斯特的一句话。它像一把箭射穿了我。
要进入另一个人的孤独，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真的可以逐渐认识到一个人，即使是很少的程度，也只能到他愿意被了解的程度为止。
字句悲凉，渗透我双眼。我于是抬头，发现头上的灯，也有点昏黄。
过了几个月，我接到了屈建强的电话。
“兄弟，能在北京帮我找份工作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