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稳外贸稳外资。在外部环境不利影响加深、国际形势愈加严峻的当下,稳外贸、稳外资可以如何发力?“特朗普2.0时代”,中美经贸博弈会如何展开?中国企业又将如何成功出海?
辽宁大学校长、国际经济学会会士余淼杰在与观察者网的对话中表示,2025年中国外贸“危中有机”。他认为,中国应继续扩大外贸出口,实现出口目的地的多元化,以抵御未来可能的关税冲击。
余淼杰指出,在个别国家对我国施加高关税的背景下,企业出海是非常重要的。但他同时强调,如果企业成功走出去,做大做强后,要注意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不要给人留下“中国企业来挣了钱就走了”的印象。
以下为对话实录:
【对话/余淼杰&王慧 整理/张菁娟、林琛力 编辑/岑少宇、冯雪】
观察者网:在国际形势异常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您怎么评价2024年中国外贸的表现?又怎么看待2025年的中国外贸形势?中国有哪些优势?又有哪些挑战需要提前做好准备?
余淼杰:在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下,2024年中国外贸的表现非常好,可以说一枝独秀。2024年外贸总额达到预期水平,较2023年的41.76万亿有5%左右的增长。
至于2025年的外贸形势,由于特朗普上台后会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对企业来说,今年对美国出口形势会更加严峻。首先,特朗普第一波贸易战包括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10%的关税,这意味着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产品,平均关税会达到24%。这对企业来讲是挺不容易的,但这可能不是句号,还只是个逗号,美国还可能会对中国的产品继续加征高额关税,甚至有说法称会达到60%(观察者网注:2月4日美国对华加征10%关税后,3月4日对华追加额外10%的关税)。其次,美国对美加墨自贸区,特别是墨西哥加强了海关监管,对商品原产地原则的规定更严苛。之前一些在墨西哥建厂,间接向美国出口的企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该怎么应对?我认为,我们应该推动出口目的地的多元化,继续扩大对俄罗斯、金砖国家、经合组织国家、东南亚国家等的外贸出口。目的地多元化做好了,出口总额也会上升。另外,我们要继续扩大进口规模,发挥好进博会的窗口作用。因为扩大进口,对老百姓来说可以提升幸福感和获得感,对企业来说也是好事情。中间品的进口可以降低关税、降低成本,提高利润,最终品的进口扩大虽然短期内会增加竞争,但长期看将促进行业生产率的发展,也是好事。
因此,我对2025年的中国外贸形势的判断是,虽然有一些挑战,但是有更大的机遇,属于“危中有机”。
观察者网:是的,机遇和挑战共存。就像您刚刚提到的,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其实是2025年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担忧,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现在大家普遍关心,特朗普对中国全面加税会如何展开,会不会采取一些极端性的做法等等。在您看来,特朗普重新当政之后中美经贸博弈可能如何展开?对中国经济可能产生哪些阶段性影响?中国有哪些工具或者可以发挥哪些优势来应对可能的冲击?
余淼杰:特朗普当选之后,中美经贸博弈会更加严峻。他的动作可能会分为几步:第一步,对进口自中国的所有商品加征10%的关税;第二步,可能会对中国商品加征达到60%的关税;第三步,利用所谓的“中国是非市场经济”的借口,对我们的产品发起“双反”(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第四步,禁止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
我们应如何看待中美贸易博弈或者说特朗普贸易战2.0版本呢?
我想,首先我们要问自己,我们要什么?我们的一切工具箱,一切举措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因此,所有的举措,包括要不要反制、如何反制、如何更优化地反制,都是围绕这个目标展开。当然,我们也要认真研判特朗普到底要什么?他是想打压中国、阻止中国复兴?还是想获取更多经济利益?在对这些有比较精准的判断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做好应对的准备。
我认为,我们现在要反对三种错误的言论:
第一种,中美经贸博弈短期论。这种言论认为,熬过特朗普执政的这四年,也许就会海阔天空,回到以前全球化的高光时期,回到中美贸易合作相向而行的良好状态。
第二种,中国无望论。事实上,从长期的博弈来看,中国最终会在这场博弈中胜出。我觉得,信心比金子还重要,而且这不是盲目自信,是经过我们仔细、冷静分析后得出的判断。
第三种,所谓的“热战论”,即中美必有一战。我认为,中美经贸博弈是“持久战”“攻坚战”和“总体战”。所谓的“持久战”就是说,我们不是毕其功于一役,我们反制与否,反制到何种程度,归根到底最后的目标都是要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战与不战都是方式和手段,目标是不让中国式现代化受到干扰和破坏。“攻坚战”的意思是,我们要看到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经济强大是个客观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把握胜出,相反我认为,中国是有能力胜出的。
余淼杰对话观察者网现场,余淼杰(左)王慧(右) 观察者网
因为对于中美两国的博弈是个长期过程,不能只局限于特朗普执政这几年,而应基于以下几方面判断:第一,有没有国内统一大市场;第二,有没有全产业链的供应优势;第三,有没有充分的人才储备优势;第四,体制机制能否实现中央政策贯彻到地方。
这四个方面,从长期看,中国都是占优势的。
首先,我们的国内统一大市场在逐步形成,虽然目前跟美国还有一定差距。目前,我国内贸占GDP比重是2/3,我们的目标是向3/4迈进。
第二,国内统一大市场构建完后,我们还有全产业链的比较优势。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产业的空心化,相反这正是中国的比较优势。
第三,人才优势,美国由于推行“美国优先”,对其他国家优秀人才的签证限制,让人才受到一定的影响。而中国特别强调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对人才、科技、教育的重视都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特别是我们推出教育强国建设,真金白银地对优秀人才加以扶持、加以培育。
第四,体制机制的优势。这是中国所独有的,美国体制下,分散化决策、相互扯皮的问题非常严重,政府都差点停摆。相反,中国“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决策机制体制,在两国博弈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是真正坚持全球化合作共赢的国家,而美国则强调“美国优先”,一国独大。经济全球化仍然是人类社会前进的一个方向。美国现在已经明确表示不搞经济全球化了,现在经济全球化这面大旗就靠中国和其他国家一起来扛了。我认为,“得道多助”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切切实实体现在我们的发展理念、安全理念和开放理念上。
以上就是我对中美未来经贸博弈的判断,我认为假以时日,中国一定会在中美经贸博弈中胜出,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信心跟定力。
观察者网:这是一场持久战、攻坚战、总体战,大家要做好准备。最终,中国一定会胜出,大家要有信心,信心很重要。接下来想和您聊一聊“新三样”的发展。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作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近年来出口持续扩大。不过,一些西方国家给这些产品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作为重点加税对象。这些关税大棒会对“新三样”2025年的出口造成冲击吗?
余淼杰: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论”其实是站不住脚的,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现在有言论说我们的一部分产业出现所谓的“供给过多”,其实不是供给过多,而是因为需求不足,是国外需求相对疲软导致的情况。
我打个比方大家就明白了,1929年到1933年的大萧条时期,很多西方企业把牛奶倒到河里,这难道是牛奶产能过剩吗?其实是因为大家没钱买牛奶,牛奶也不降价。所以,需求不足是根本原因,而不是因为产能过剩。
2024年4月12日,江苏盐城一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车间。 IC photo
一些西方国家说中国“产能过剩”的基本逻辑是,认为中国有产业补贴,所以产品售卖价格比较低,有竞争优势,因此他们必须采取反倾销的方式应对。
其实,这个逻辑链条是有问题的。
第一,中国有没有产业补贴?有,没有问题,这的确是事实,但美国或其他国家有没有产业补贴?不但有,而且我们还是向他们学习的。举个例子,波音和空客两个大公司的竞争,美国和欧盟做了多大的补贴啊?而且那都是在上世纪60年代之后,我们是学习他们的做法。
第二,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明确提出要提供产业补贴,这都写到法律里面去了。
第三,中国的产业补贴是否违反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定?答案是没有,或者说绝大部分没有。根据WTO的规定,一个产业能不能给补贴,得看产业的本质和补贴的方式。如果补贴的目标是为了研发,则称之为“绿箱”,这是可以的,是允许的。可以看到,我国出台的很多产业政策都是直接对创新进行补贴,对研发费用进行计提、减免。此外,WTO规定可以对绿色产业进行补贴,补贴“新三样”满足这一规定。另外,我们的补贴并不只针对国内的企业,国外的企业也可以进行申请,一视同仁。这是中国政府靠一己之力在推动全球的绿色发展,应该收获赞赏和认同。
现在,中国绿色贸易的出口已经占了全球14%左右,高于我们一般贸易11%的占比。我个人的判断是,因为现在大家对中国绿色产品的需求实在太多了。
如果去欧盟看一下,你会发现电力、天然气、煤、油价格都非常高,所以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非常受欢迎。现在甚至有企业表示,如果中国愿意把技术转让出去,他们欢迎中国的比亚迪等企业去外国投资。这说明“新三样”产品符合各国老百姓的需求,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好的产品,更环保的产品,何乐而不为?我认为,今年“新三样”产品还具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观察者网:您刚刚用很多事实论证了一些西方国家提出的“产能过剩论”其实是站不住脚的,既然如此,他们为何还要举起这个关税大棒呢?
余淼杰:刚才前面提到,一些西方国家认为中国“产能过剩论”是因为有补贴,所以中国产品可以用比较低的价格卖到他们的国家,因此他们就要征收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一般这个关税会到90%至100%左右,相当于把中国产品的出口价格提升了一倍,这样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下降。这显然是有悖于自由贸易的,不仅对他们国家的消费者不友好,对环境也没有益处。
我们做了一个研究,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绿色贸易,我们绿色产品的出口大大降低了当地的气候污染程度,让环境保护得以提升,对那些国家非常有利,真的是利国利民,利于全球。
观察者网:您认为我国“新三样”产品有强大竞争力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余淼杰:这体现了中国弯道超车的能力和水平。十年前,大家都不怎么看好新能源汽车,担心新能源汽车不靠谱、续航能力不够等等。现在十年过去了,中国的“新三样”,特别是新能源汽车销量全球第一。似乎在一夜之间,弯道超车的理论在中国得以实现。
在传统产业,比如燃油汽车方面,美欧做了一两百年,中国要想跑到前面去很难。但在新能源汽车上,大家都差不多,几乎同时起步,中国投入更多的研发、技术、人才,再加上我们有更好的规模经济,就成功地跑在了前面。西方国家可能认为,原来的燃油汽车也挺好,新能源汽车要充电,建充电桩也很麻烦等等,他们不怎么重视,反而就被中国赶上了。
观察者网:面对汹涌而来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政府和相关企业可以如何应对?您有什么建议?
余淼杰: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以更大的开放来应对一些国家的贸易保护。比如美国对我们举起贸易保护的大棒,我们就对美国以外的国家开放,对美国则采取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
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要做到更大规模、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这三个关键方面。
“更大规模”的意思是,我们现在不只要做商品贸易,还要做服务贸易,不只要做线下贸易,还要做电子贸易。“更宽领域”可以关注绿色贸易和电子商务两方面;“更深层次”是指我们从要素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之前我们的劳工成本比较便宜。现在我们的目标是,要从这种要素型开放转成制度型开放,在规则、规制、标准、管理方面向前推进,遵守国际规则,允许国内规制,符合行业标准,做好企业管理。一些具体的举措可以借鉴海南自贸港和自由贸易区的经验。
简而言之,我们需要通过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来应对逆全球化势力的抬头。
观察者网: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国内激烈竞争等原因下,中国企业正在加速出海。很多人说,不出海就出局,但是瞎出海也得出局。您觉得什么样的企业才适合出海?出海企业求得生存和发展需要具备哪些必要的条件?
余淼杰:首先,出海是非常重要的。当下在一些国家对我国施加高关税的背景下,企业去海外建厂是很好的规避高额关税的方法。其次,出海不能拔苗助长。什么样的企业才能出海?用学术界的话讲,企业的生产率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用大白话说,就是企业的利润率和经营绩效必须达到一定水平后才能出海。如果你的国内市场都没打开,何谈到国际市场上做生意?那是更难的,竞争更激烈、文化又不熟悉,市场开拓就更难了,所以得循序渐进。
2024年11月9日,浙江温岭一工艺美术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们忙着给发往欧美国家的草编帽进行半成品定型、添花、修边等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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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企业为了什么而出海?我认为有三个目标:
第一,一些国家劳工成本比较便宜。比如企业去埃塞俄比亚投资,虽然他们的生产效率只有中国的一半左右,但劳工成本却是中国的十分之一,所以产品会有比较优势。劳动密集型企业可以考虑去埃塞俄比亚等国投资建厂。
第二,为了资源出海。比如说去刚果、澳大利亚,是因为这些地方有很好的金刚石、铁矿砂等矿场。
第三,为了当地的市场。在商言商,这没什么不好意思说的,企业就是应该抓住这些机会。哪怕对方提出所谓的转让技术,我认为也是没有问题的。有一些企业可能会担忧,提供了最新技术后会不会比较优势就没了?其实不要这么想,因为技术是不断更新的,你现在是用最新的技术在那边生产,再过两年之后,总部可能就有更新的技术了,怕什么?所以要用一种更开放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出海的确非常重要,中国企业要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
观察者网:在企业加速出海的过程中政府可以提供哪些具体的支持措施?企业又应该特别注意些什么?
余淼杰:首先,政府可以起到提供信息和搭平台的作用。比如说,我现在要去马达加斯加投资,当地是讲法语的,政府可以提供法语培训,进行当地文化、文明介绍,帮助企业和当地商会对接等等。
其次,一些国有银行则可以在资金上提供支持。比如说,进出口银行可以提供一些资金、信贷方面的支持,因为我们都知道,踩油门第一下是非常重要的,车子开起来之后,让它自由地跑就容易了。所以第一步加把劲,送上马,扶一程,这很重要。
从企业的角度看,如果成功走出去,规模做得越大,越要注意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不要被人家说,“中国企业来挣了钱就走。”企业在当地挣了钱之后,可以做一些慈善事业、公益事业,建建小学、修修停车站等等。比如说,我看到有个企业去毛里求斯投资,因为那里下雨比较多,这个企业就在那里建了候车亭,一个候车亭才多少钱?企业还可以在那里插播自己的广告、贴贴自己的海报。既收买了民心,又能给企业做广告,何乐而不为?
观察者网:接下来想跟您讨论一下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长期顺差不同,中国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与发达国家形成较大差距。我国服务贸易长久逆差的原因是什么?
余淼杰:中国服务贸易的确长期处于逆差状态,且总量也不够大。我国当前服务贸易规模将近9500亿美元,与美国的1.7万亿美元左右还有显著差距,需要迎头赶上。中国服务贸易的子项中,旅行、教育、运输、医疗等领域都出现明显的逆差。出现逆差的原因每个行业都不一样,但客观来说,我认为我国服务贸易在软件设施提供方面做得还不够。
举个例子,中国旅游资源非常丰富,但很多景点却鲜有人知。比如说,我现在在辽宁,辽宁的本溪水洞特别漂亮,可以坐船游一个小时左右。我去过全球四五十个国家,很少看到这么漂亮的地方。另外,辽宁的枫叶也和加拿大差不多,但知道的人很少。这就说明宣传做得不够,酒香也怕巷子深。另外,我们国家有很多知名景点,比如说兵马俑等等,但老外来了之后发现,租一个外文语音讲解,里面的英文讲解寥寥几句。什么时候一个老外作为一个驴友,可以跨越语言障碍自由旅游,就很不一样了。比如说,日本也不讲英语,但是去日本旅游会发现,日本的很多标识、标记、路标等等都用英文,你会觉得很方便,所以勿以“细小”而不为。
此外,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存在较大的逆差。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接近30万人,但只有880名美国学生在中国高校留学。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个是我们的宣传做得不够,另外中国大学开门办教育的理念、能力和水平都有待提升。
这些相关政策的制定,包括从细处发力都很重要。我对服务贸易的建议就九个字:扩总量、调结构、塑特色。
“塑特色”我们可以看韩国的例子。目前,韩国的美容产业全球第一,人家以前也没有这个产业,现在做到全球第一,我们也可以学习。比如说,中医产业,有句话说的特别好“中医让人糊糊涂涂地活着,西医让人明明白白地挂掉”,像中医这种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这样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更好地发扬光大,这也是我们做好服务贸易的一个着力点。
观察者网:是的,我们不仅要从细微之处下手,还要把我们的好东西宣传出去。下面一个问题是关于外资的,我们看到2024年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在强调和推动改善营商环境,但在吸收外资上还是出现了波动,您怎么解读外资的这种波动和调整?接下来,中国可以如何从质与量两个方面更好地引进外资?
余淼杰:外资的确是出现了一定的波动,我们要分行业来看待外资对华投资的变化。
就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言,我们应该承认,现在相对于东盟国家、东南亚国家来说,中国的劳工成本在不断上涨,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能会逐步转移出去,这也是一个时代的潮流。就像之前产业转移,先从美国到欧盟、然后到日本、再到亚洲四小龙,再到中国大陆的雁型模式的转变,这是一个自然的变化,我觉得我们可以泰然处之。
但是,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上,中国还是有鲜明的比较优势的。因为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来说,最重要的成本不是劳工成本,不是劳工成本上升就会失去优势。上下游产业链配套和产业集聚效应发挥才是更加重要的,而这些都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因此我认为,我国引进外资的政策制定、宣传等应该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倾斜。中国是投资环境最安全的国家,从来没有不安全的事情发生,投资回报也是全球最高的国家之一,只要我们抓住这几点,制定更好的产业政策,放开大门,资本密集型产业会更多的留在中国大陆。
我们看到,中央层面有一些吸引外资的政策,同时地方也有吸引外资的政策。各地方政府应该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挥主体作用,做好政策解读。比如贸易促进委员会,就可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其实我们的很多政策,企业不见得都了解,政府可以搭建一些平台,向企业、外商提供咨询。
观察者网:接下来想跟您聊一聊关于东北的话题,您作为辽宁大学的校长,对当下的东北经济、东北的投资环境有许多深入的观察和思考,很想听听您在这方面的高见。关于东北的经济,长期以来一直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东北经济曾经是共和国经济中特别重要的一极,但也有很长时间流传着“投资不过山海关”。近一段时间,冰雪经济在东北持续火热。2024年,您出版了一本新书——《东北是个好地方:辽宁是个聚宝盆》。您认为要实现东北全面振兴,东北可以从哪些方面发力?您有什么具体建议?
余淼杰:在辽宁大学工作了两年多,我深刻地感受到东北是个好地方。为什么这么说?第一,东北自然资源的禀赋非常丰富。它是全国的粮仓,并且矿产和能源资源都非常丰富;第二,东北的工业基础雄厚,它是全国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地区。东北的铁路网也非常密集,工业基础很扎实。东北全产业链的比较优势也特别明显,41个工业大类,辽宁就占了39个;第三,东北的教育资源也很丰富,像辽宁就有114所高校,公办本科院校40多所,是个教育大省,人才资源也很丰富。
为什么之前会出现“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说法?主要是原来的营商环境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这些近年来都得到了很大改善。我以辽宁为例,近几年辽宁通过改善政治生态,使得营商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比如说,您去某个区的政府办事大厅,一定会看到两句话“办事不找关系,用权不图好处”。而且现在省委、省政府还要求各级政府出台《办事不找关系指南》。比如说,我现在感冒了,正常第一反应应该是我去医院挂个号,而不是看看谁有朋友在医院。这是完全不同的反应,老百姓之所以会有找关系这种反应,是原来的营商环境不行。但现在,辽宁的营商环境真的是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之所以有根本性的改变,是因为辽宁的纪委工作做到了全国前列,通过大数据办案、大数据监督、大数据信息化来赋能,现在真的是海晏河清。
这几年,辽宁省委书记郝鹏和省长李乐成提出了大干三年(2023-2025)的目标。2023年,辽宁省提出了新时代“六地”目标定位,包括打造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地、打造重大技术创新策源地、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新高地、打造现代化大农业发展先行地、打造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示范地、打造东北亚开放合作枢纽地。
现在你可以真真切切感受到辽宁的变化,特别是在高端人才的引进方面更加突出。比如说,我在辽大这两年,我们引进的来自全球各地的优秀人才有70多位,现在很多优秀的学者都主动选择到辽宁来工作。
沈阳正在打造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同时定位为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对标的是韩国的首尔、日本的东京。正如您刚刚讲的,我去年写了一本书《东北是个好地方:辽宁是个聚宝盆》。我最近又想了两句话,可以更好地刻画出近期的变化,“沈阳是棵摇钱树,辽大是棵梧桐树”。
观察者网:您之前曾说过,您觉得辽宁大学可能成为中国第一个经济学拿诺奖的高校。
余淼杰:的确如此,我们最近在引进各方面的人才,包括两位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一位是在意大利工作的非常资深的教授拉塞尔.库珀,他有得诺奖的实力,但最后能不能得奖,得看运气等等,另一位非常资深的华人经济学家、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杰出教授胡永泰也全职加盟了辽宁大学。现在业内大家都认可,辽宁大学已经成为研究中国经济的北方重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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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网:我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文科的。最近我看到关于“全球文科大撤退”的话题,引起了大家非常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可以看到,一些学校裁撤文科的专业和课程在这些年来是屡见不鲜的事情。您怎么看这个现象?您觉得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余淼杰:首先我认为“文科大撤退”是一个短期现象,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这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规律。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很多国家刚刚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成了新兴的独立国家。那时候,这些国家都特别的重视发展理工科的学科,因为大家认为,只有发展理工科,学好数理化,才能走遍全世界。因此,更多理工科的人才被培养,因为培养得多,比例更大,他们自然也都走上了领导的岗位。
然后到了全球化的高峰时刻,特别是金融危机来临的2008年之前,可以看到文科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包括经济、金融、财会这些应用型的、社科类的学科等。现在因为经济稍微受到了冲击,逆全球化势力抬头,一些国家又特别强调科技方面的竞争,所以理工科的重要性有所上升,这也是一个客观的规律,但这并不意味着文科不重要。
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想研究某一门语言,发现学的特别少的某种语言,就只有一个专家,那他就是冷门绝学,稀世之宝。另外,某些学科可能因为太多了且不是很不实用而受到冲击。但是,从一个社会的发展规律来看,哲学社会科学是科学中的一颗明珠,发展程度越高的社会,越需要社会科学。所以这并不是所谓的有用或者没用,而是没有更好地做到产学研用相结合。只要能做到更好地将产学研用相结合,一些文科专业其实在以后的发展中会发挥更加独特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观察者网: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文科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文科专业需要做哪些变革来适应这个时代,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余淼杰:非常好的问题。我认为,文科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应该发挥思辨的作用。在大学里,我经常告诉同学们,我教他们这门课,绝对不只是希望他们将这门课拿到社会上用,那是中专,是职业技术学校的事情。当然,应用也很重要,但是在大学,你更应该学习思考的能力,以不变应万变。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对文科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按照“文科无用”的说法,历史最无用了。其实恰恰相反,历史最有用了。它告诉我们怎么思考,人类怎样走到今天,以后怎样能走得更好。所以,文科的思考、思辨对人类的发展方向特别重要。
在专业设置上,我们要思考文科如何更好地接地气,更好地同地区、社会的发展紧密结合。就辽宁大学而言,我们特别强调对真实问题的研究,强调与真实世界的接触。我们也在各地建了城市研究院,让我们的老师、学生去那里调研,去看看那里需要什么。如果我们派老师去,如果他是理科老师,一般可能去科技局挂职,如果是文科老师,可能去发改委挂职,这样可以更好地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上来推动社会的发展。
观察者网:所以文科还是要发挥思辨的力量,这对一个社会的发展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谢谢余校长,以上就是我今天所有的问题了,再次感谢您做客观察者网,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