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是世袭的军阀，这点不论他是爱国将领也好，千古功臣也罢，都是不容置疑的。既然是军阀，首先顾及的一定是家族的勋业。也就是所谓先大帅的遗志能否被光大的问题。比如进占关外的河北一带，一向是奉军的既定目标。张学良之所以同意易帜， 当然不能否认他拒绝日本人要求东北独立的正确的一面，但是，也不能否认他利用蒋介石的力量再度称雄关外的企图，虽则，当时这种想法还没有完全成型。包括九一八事变在内，以张学良能够多次包容共产党和政府的异见人士的做法来看，他并不是蒋介石命令的始终听从者，更不是一律凛尊的表率，所以，当自己的 地盘来自外患的侵略之时，张学良完全可以找到比保护上述那些人更好的借口来保护东北，至少不至于一枪不发（实际还是放了很多枪的）而使东北坐沦人手。其目的除了主观判断失误之外，还有就是一贯的保存实力，只是在这点上，他又一次和蒋介石的初衷不谋而合，可以说九一八的惨败和失误是蒋介石和张学良二人共同导演的，只是他们的主次不同而已。 杨虎城的秘书米暂沉在《我所知道的杨虎城将军》一文中回忆到 杨虎城曾经和张学良说起的一段往事，对话兹录于下： 杨：你的军队还是没有被补充吗？何敬之你见了没有用，不如直接找老头子，你和他的关系不比他人。 张：就是老头子不允许给我补充的，还说什么严格要求我。 杨：长此以往，少帅打回老家去的夙愿岂不是不能实现了？ 张：他当初亲口许我带兵到关外，给予妥善的安置，现在还谈什么严格要求我？东北军几十万人，现在衣食无着，地盘无着，不谈什么打回老家去，就是这种叫化子的样子，东北军要是在我手里完了，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先父，恐怕连杨邻葛他们都要死不瞑目了。 （该文出自《全国文史资料选辑1988年汇编本》第十五册156页 ） 从上述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学良最为耿耿于怀的就是东北军 被削去三个建制的事情，而这件事情也是张学良和蒋介石裂痕的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刘铭九先生在接受《光明日报》社采访的时候，曾经提到张学良和他谈及蒋介石 的一件事，下面是原话： 刘铭九：张学良将军对我说过，他说：蒋介石想让他做王彦超（ 按：王彦超是宋朝节度使，曾经主动上表自解兵权，深受宋太祖 的欣赏），在各省中作一个典范，少帅不干，他说，东北的事情 我听你的了，可是，东北军是先大帅传下来的，不能毁在我的手里，后面这句话他没有和蒋介石提起过，但是，他和我们都讲过 ，我当时还说，就是东北军就剩下一个人那也是姓张的，后来， 南京取消我们东北军的三个师的编制，张学良将军发了脾气，他说，当年中原大战，我通电入关，我到下关的时候，连何敬之都要仰望我，现在，我成了叫化子了，破鼓万人捶了。他未免（指的是蒋介石）算盘打的太精了些。 （见于《辽宁文史资料选辑》65册第232页《回忆张学良将军几件往事》，作者：刘铭九。原载于《光明日报》，有删节） 古人说，内而有隙，然后间之。我党所说的联合张学良、杨虎城 的三位一体，毋宁说是离间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关系，而之所以反间计得以成功，首先在于蒋介石和张学良的裂痕的加大，起因就是蒋介石对待东北奉军的态度，据蒋经国后来的回忆，蒋介石确实想让张学良作一个杯酒释兵权的例子，因为这样张学良既可以 继续保持优越的地位，再有，蒋介石可以就此对南北说话了。但是，张学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没有作类似的打算。 而根据叶剑英、王幼平等一直负责接触东北军的我党统战战线的 领导人回忆，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例如，王幼平同志的回忆文章《在历史的旋涡中》提到了和东北军谈判的过程中，张学良 曾经非常恼火的说：“当初，袁世凯对先父就是威逼利诱，先父说‘此着施之他人则可，施之作霖则不可。’现在，蒋介石和袁世凯同出一辙，所以，我就只好来找你们谈了。”可以说，当时 ，张学良找来共产党最初还不是联合抗日，而是共同对付蒋介石 ，而之所以让张学良从忠诚走向背叛就是蒋介石的中央集权思想 最终触犯了张的最后的底线。我们可以看一下，包括龙云在内， 如果没有昆明的兵变，龙云是不会那么快走向蒋介石的对立面的 ，西南两机关的设立也正是激烈对抗蒋介石的吞噬而被迫宣布反抗的，阎锡山在抗日之处，拼命和我党合作，梁化之以下都对薄一波敬若神明，就是奉行了阎锡山的“三个鸡蛋上跳舞”的信条 ，只是后来，蒋介石保障了阎锡山在山西的绝对统治地位后，阎锡山才决定下令进攻“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张学良固然一直是军阀中非常效忠蒋介石的一位，但是，他也不能坐视他的看家老本一点一点被蒋介石活吞，所以，奋起反抗也是情理之中， 只是由于当时内外矛盾混杂，继而，引起关于抗日的争论，所以 ，西安兵谏也就不同于一般的军事政变了。 写作此文的目的在于想还清一个历史的本来面目，张学良的义举 诚然是对本民族的统一对外作出了客观的贡献，但是，在探讨他的起因之时，还是不能过于拔高。历史从来不是因人而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