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周恩来是忍辱负重，其实徐向前一生也是忍辱负重，忍辱负重是什么？不是简单的说几句违心话，办几件违心事那么简单的，忍辱负重说白了，那叫顽强。用徐帅的话说：“坚持最后五分钟！” 李先念曾经说过：“我一生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徐帅，他教会我打仗，另一个是陈云同志，他教会我管经济。”李先念被毛泽东称作将军不下马，带着区区千把人，最后开创大别山近乎十万大军，回延安时，杨尚昆代表毛泽东出城十里迎接。这么个人物把 徐向前当作老师来看待，你就想徐应该是何等了得的了。 阎锡山那是有名的山西老狐狸，他和蒋介石、共产党斗了一辈子 ，可是，唯独对徐向前一直深具好感，徐向前大败岳唯峻、活捉赵冠英时，阎锡山说了：“蒋介石有啥了不起的，还不是被我的学生徐向前给打败了？”那时候，阎锡山正因为中原大战失败下野，这话有些赌气的意思，不过阎锡山就此要和徐向前“攀谈一下”的愿望却是更加强烈了。徐向前和阎锡山是正宗的五台县老乡，阎锡山用人素来以地域划分，晋北人要比晋男人吃香，五台 人要比晋北人吃香，傅作义、商震、许永昌、李生达等人就是因为受不了阎锡山的这个东西才离开了他。徐向前以前在阎锡山的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学习过，所以是他的学生，后来徐向前从黄埔回家探亲，阎听说之后还专门去找，可惜没见到。抗战军兴，阎锡山对来山西组织决死队的薄一波说：“古人说楚才晋用，现在反过来了，那么一个徐向前反倒被你们给用了。” 徐向前见到阎，阎和徐说：“你去家乡问问父老乡亲，我阎某人对他们怎么样，我对你怎么样？蒋介石听说你参加国民二军到你家问长问短，我还给你家送了钱呢。”（钱送了没有说法不一） 不过这次徐向前回家，一向是一块钱当十块钱花的抠门大仙阎锡山可是真的很大方，一下子就送了徐向前一大笔钱，徐当然不会要，阎就派车送徐回家。 像阎这么一个惟利是图的军阀把徐向前看的这么重要，由此也可见徐的力度。 毛泽东评价徐向前、林彪、粟裕打仗各有千秋，毛说徐是又精又猛，林是又刁又狠，粟是又细又准。然而，徐向前和林彪、粟裕 打仗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来自内部的压力要远比来自外在的压力大，用红四方面军的将士的话说：“徐总又要当婆婆，又要当媳妇。”忍辱负重在战争年代中把徐向前的风格体现的更为分明。 当婆婆是指徐向前要告诉指战员怎么具体部署，当媳妇指的是他还要面对两个婆婆，一个陈昌浩，一个张国焘，还要尽力避免他们的无谓的干扰和尽量说服他们听从自己正确的意见。张国焘揽权很厉害，经常一个电话打到前线去，所有的指挥员都要聆听张主席的训导，而一旦和张主席的意见相反，很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肃反斗争，陈昌浩也不是一个容易听取他人正确意见的领导，这在西路军事情上就可以看的很明显，陈昌浩积极跟随张国焘肃反，原来的红九军政委陈海松就曾经差点被陈昌浩错杀，陈海松被捕之后，徐向前怒发冲冠给陈昌浩打电话说：“同志，你们想干什么？我们的部队从鄂豫皖打到四川，是拼命过来的，哪来那么多‘反革命’嘛！现在弄得人心惶惶，仗还打不打呀？命还要不要呀？”陈昌浩这才决定放人，在战场上，陈也不如曾中生、许继慎那样内行，不过还算比张国焘强一些，特别是在徐帅的带领下或者熏陶下，陈开始转变对徐向前的印象，到了从鄂豫皖撤退时，陈基本站在徐向前一边了，而这里边徐向前自己所受到的委屈也是可想而知的。 在粉碎川军六路围剿时，徐向前本来计划在宣汉的马渡关地区，以红军主力左旋，截断东面敌军的退路，打一个歼灭战。东面的阵地呈斜形，红军横插过去，渡河后可以卡住山垭口，敌人就插翅难逃。然而此时远在通江洪口场的张国焘打电话给徐向前要部队西旋，攻打川军范绍曾一部。徐向前认为，西面不是刘湘的主力，与红军处于平行地位，容易放跑敌人，只能打个击溃战。因此，他力主东旋，不同意西旋，但在电话里和张国焘说了多次，竟然丝毫说不通。陈昌浩因为在第一线作战，所以他也同意徐向前的意见，也反复向张国焘陈述东旋的理由，但张国焘就是听不进意见。这次“马拉松”式的电话，从下午两点说到晚上七点，竟打了五个小时，各军负责人轮番和张国焘解释徐向前的意见的重要性，张固执己见，他摆出各种西面追击的好处都被徐向前驳斥了，陈昌浩也插嘴说老徐的意见很好，请主席考虑，身边的军长、师长急得活蹦乱跳还不敢骂人，李先念他们气得站起来，蹲下去的，最后，张国焘竟不耐烦地喝问：“你们听不听我的意见？听，就按我的意见办；不听就算了！”这样，徐向前、陈昌浩只好命令部队西旋。 西旋的结果，不出徐向前所料，因为追着敌人屁股打，果然劳而无功。范绍曾土匪出身，猴子一般的机灵，带上部队逃跑，5昼夜南窜400里。徐向前见阻拦不住敌人，令部队停止追击，回师东进。但东边的川军3个师已经逃到宣汉附近的马家场、东升场一线，构筑起防御阵地固守。至此红军的东线反攻被迫结束。即将到手的扩大的胜利被张国焘的瞎指挥亲手断送。联想起一九三一年的苏家埠战役，也是因为张国焘的胡乱指挥，如果不是徐向前说破嘴皮子让张同意“硬着头皮打下去”的建议，也就没有后来红四军的进步，而像类似的情况在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在川陕边的多次战役中，徐向前已经司空见惯 、不足为奇了，每一次战役几乎都要拿出一半的精力来对付上边的干扰，可是，徐向前也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打出了一片新天地来。用王维舟的话说：“越是艰苦越向前。” 还是在这次反六路围剿战役中间，西线上，徐向前主张纵深大迂回，而张国焘不同意，徐有鉴于上次的教训，把李先念找来说了自己的看法：“张国焘让我们抓兔子尾巴，那是抓不住的，这次宁可犯了路线错误也不听他的了。”李先念表示要杀头算李先念一个，三十军保证听徐总的指挥，结果，红三十军从巴中疾进，堵住敌人的退路，于一昼夜激战后歼敌一万余，张国焘自此无话可说。对于军人来说，特别是对于深通兵法的军人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比在战场上被一个全然外行或者半懂不懂的人牵着鼻子走而又不能有任何反抗更令军人感到耻辱的事情了。 一九四八年攻打锦州时，林彪不同意毛泽东南下的看法，一时从双城堡到西柏坡七十多封电报，你来我往，争论不休，毛泽东句句不离南下字眼，有建议、有说服、有道理，然而决没有强迫，那还是在被证明是毛泽东对的情况之下，比照张国焘而言，可知，毛泽东之削平群雄、威加海内并不是偶然的。 徐向前一生多次处在政治、军事上的漩涡中，越是在这样的处境下就越能反映出徐向前的作风和品格。 一九三二年，红四方面军败退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冬季，被国民党军追到漫川关，漫川关是鄂西北进入陕南的重要隘口。此处地势险恶，地贫民饥。当四方面军进入漫川关以东康家坪、任岭地区时，前有陕西杨虎城部据漫川关防守，堵住去路。后有胡宗南部也由郧西追击至漫川关东南任岭、雷音寺、七里峡、古庙沟一线。此时，国民党军四十四师也抢占了漫川关东北的张家庄、马家湾一线，六十五师和五十一师也尾追至漫川关以东大沟口、当山地区；第四十二师则经漫川关以北的石窑子向南压来。前前后后国民党一共动用了5个师左右的兵力，企图一举将四方面军全部围歼于漫川关附近的峡谷中。 张国焘第一次放下架子准备听取徐向前的意见，不过，张自己有个主张那就是分开走，游击的打法，徐向前没有含糊，提出了鲜明的反对意见：“我们整体突围好比一整块肉，如果分开就等于把肉切开，敌人要的是我们分散，以便各个击破，分散突围，不能啊。”一向唯张国焘马首是瞻的陈昌浩也非常同意徐向前的意见，他说：“向前，你说怎么办吧，我们都听你的。”就这样，徐向前决定“以一部兵力牵制当面之敌，集中力量从北面敌接合部实行突围。以十、十一师各一部牵制当面之敌，十二师在七十三师的配合下，在北面夺路前进。 ”（根据徐深吉中将的回忆），徐向前点将许世友，命令他一定攻取垭口，许世友用脑袋担保。 多年之后，徐向前回忆这段往事时仍然心有余悸的说：“漫川关是关系到我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仗，许世友那个团立了大功，幸亏敌人刚到，包围圈不严密，我军决定果断、行动迅速，利用夜间突围，否则后果难以设想。” 再有一次就是西路军时，当西路军到达大靖时，中央给陈昌浩、徐向前发来电报：“由于河东还未能战胜胡毛王各军，妨碍宁夏计划之执行，我们正考虑新计划，但河东主力将与西路军暂时的隔离着。”电报还征求陈、徐意见：进入新疆和退回河东哪一个更有把握。电报收到后，徐向前主张西进，陈昌浩附和，中央复电同意陈徐的意见。然而，当军队在古浪和马家军交手后，主力部队红九军损失严重，阵亡2000多人（当时全部西路军为2.2万人），九军参谋长陈伯樨、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均战死，军长孙玉清负伤。这次战败后，徐向前立刻修正了自己的原来看法，主张撤退，他重新估计了马家军的战斗实力 和西路军的对比，指出：“九军被搞了这样一家伙，与过去的形势可不同啦。我们究竟怎么个打法，在这带能不能站住脚，这里有没有建立根据地的条件，都是问题。关键是看敌我力量的对比，一厢情愿是不行的。”然而，陈昌浩并没有认真的看待这次 失利的背后的复杂原因，仍旧主张继续跟进，他当时的看法是马家军不过尔尔，先头部队受了点挫折，不等于就打不开局面。徐向前不同意他的看法，二人第一次面红耳赤的争论不休，陈其人 孤傲、作风专断，对于徐的争论大起反感，第二天召见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要成员准备针对徐向前的“错误言论”展开反右斗争 ，公开批判徐向前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因为与会者多数人为大敌当年不宜内部分裂，这才作罢，然而，陈的主张却得到贯彻落实，大错就此铸成。所以，后来在检讨西路军战败时，陈昌浩也应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就在于此。 西路军首次兵败倪家营子跑到威狄堡后，徐向前再次主张向祁连山撤退，而陈昌浩决定决定连夜回师，继续固守倪家营子，还以 右倾威胁徐向前，无奈之下，徐只能服从命令，就是这个固守的决定最终断送了西路军仅存的几千人马。最后的血战到来，徐向前冲在第一线，战场上的幸存者回忆，徐向前站在房屋顶端亲自指挥战斗，比之苏家埠那次还要危险几倍，这一战，西路军名将陈海松及其麾下将士悉数阵亡。陈昌浩在战后以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决定，组建西路军工委，陈昌浩、徐向前回中央脱离部队。徐向前反对脱离部队，而陈昌浩则表示“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中共中央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电文强调指出“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而后张国焘也来电说“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他批评陈徐二人“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随后，中央军委给西路军电文称：“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整一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争取尔后以一部西进条件下，并大大向东扩展甘北根据地。”这一电报最终导致著名的高台血战，五军军长董振堂阵亡，红五军团全部垮掉 ，这也是陈昌浩所说的要和中央作斗争的理由所在。 但是，在那种情况下，陈徐脱离部队造成了影响不是一般性的，李先念首先就不同意陈徐都离开部队，因为这等于自杀。徐向前再一次的劝阻陈昌浩：“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这支部队是我们从鄂豫皖带出来的，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然而，陈昌浩还是决定他和徐向前突围，其余部队交给李先念、李卓然率领。至此，出发时的三万人的西路军全面走向覆灭，后来李先念到达新疆时部队还不足六百人。徐向前晚年自承“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 西路军的溃败是多方面原因的，这里面，军委的指挥部署朝令夕改也是写到了明处的，起到了很不好的作用，而后，陈昌浩固执己见，没有能够认真听取徐向前、李先念的正确意见也应当负一定的责任。 徐向前一生两次和毛泽东擦肩而过，后来用他自己的话说“抱憾终生”。也是因为这两次特别是后来这次也就是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毛泽东找徐向前谈话几乎影响了徐向前一生的政治命运，此后徐每次遭遇政治风波都和这次谈话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所以 ，徐晚年回忆时的讲话基本道出了自己内心的曲折。 一九二六年六月，徐向前在九江和交通员联络时，交通员告诉他去找毛泽东，就这么一张纸条写着这五个字，徐莫名所以，从九江辗转到武汉再到上海，他的入党介绍人李楚白告诉他毛泽东已经在湖南搞了秋收起义，就这样，徐向前被派到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假如徐要是找到了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徐的个人历史是有可能改写的。 一九三五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会师以后，毛泽东、周恩来 对徐一直是很抱有希望的，徐在黄埔时是周恩来为首的青年军人联合会骨干成员，和周相识很早。再有，毛、周都多少知道些四方面军的内里，徐在那里是用而不信的人，特别是徐向前建议多给中央送一些补给，这就让毛泽东相信徐向前还是很有争取希望的。不过，徐当时并不知道毛泽东的这些打算，反而因为毛泽东 在会师后的会议上指责四方面军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还有说四方面军土匪主义、军阀作风严重等等，徐向前当场就顶了毛泽东一句：“我们是拥护共产国际实行土地革命么，打游击的时候我们的臂章上都写着拥护共产国际，实行土地革命，莫非我们打蒋介石打错了吗？ ”徐向前还指出：“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300来人的游击队发展壮大起来的，打过许多硬仗、恶仗，不愧是一支党领导下的铁的红军队伍。尽管部队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是坚决打蒋介石的，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是听党的话的，是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是竭诚欢迎党中央和兄弟的红一方面军的到来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的一团漆黑，这是令人感到反感的。”其实，徐的这些看法也很代表了四方面广大将士的意见，当时，红一四方面两大主力的矛盾很深，四方面军认为一方面军丢了中央根据地把红军搞垮了 ，而红一方面军认为四方面军不正规属于山大王、土匪一类的队伍。彼此看不惯。中央当时一些人还撰写文章讥讽四方面军逃跑，还在红军自己的报纸上油印出来，这就让张国焘等人大为不满，张国焘公开对四方面军将领说：“他们是洋鬼子，修洋头，穿西装，戴眼镜，提着菜盒子，看不起我们四方面军这些“老土”，不想要我们！ 徐向前自然是服从中央的，可也倍感为难。他和陈昌浩谈话时就流露出自己的无奈情绪，准备让刘伯承接替自己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自己则回到中央作些具体工作。 毛泽东后来同中央决定设立左右路军时，把徐向前划到自己的麾下也是别有深意的，跟着张国焘走的红五军团、红九军团并非一方面军的主力，而在陈徐领导下的红四军、红三十军却是四方面军的主力之一，而且，红一方面军的主力一军团和三军团都随毛泽东的右路军行动。右路军行动以后特别是四军和三十军过了草地以后，两边又起了波澜，而且是很大的，张国焘九月九日给陈昌浩电文称：“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尚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高潮到来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周、张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这就是后来的那个著名 的“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电文。毛泽东与当晚最后一次 去争取徐向前，他问“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徐回答： “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见状乃离去。徐还没有料到事情会像后来发展的那么严重，也没有料到自己的这句话对自己的一生所起的巨大作用。从毛泽东和徐向前这两段断断续续的提问和回答看，徐显然 是知道了毛泽东的基本意思，毛泽东也肯定把电报中的部分内容 给徐知道了，只是，徐并不想把四方面军交出去，在他看来这还不足以证明张国焘有什么难堪的企图，惟其如此，才有后来关于电报真伪的争论。不过，有一个小的环节需要注意，那就是当时看到电报的另一个重要见证人吕黎平的经历，吕后来被整，叶剑英找到毛泽东点出了吕黎平在班佑的表现，毛泽东即刻表示要保 一下。吕因而脱离苦海，吕黎平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此也不讳言。 然而，当很多人赞颂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是恰恰忘了另一个也是大事不糊涂的徐向前。许世友准备率领部队追击一方面军时， 徐向前不同意说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陈昌浩表示同意。如果许世友他们追上去危险是很显然的，记得彭德怀曾经说过这段往事，他说：“我问毛主席：‘如果他们追上来怎么办？’毛主席说那就只好跟他们南进了，不过他们以后会觉悟的。”至于他们会不会觉悟那是不得而知的，然而，一旦南进，毛泽东等人的命运就都捏在张国焘的手中则是不言而喻的。徐向前在关键时刻阻止住了形势向危险发展不能不说立下大功，包括陈昌浩在内也是应该书上一笔的，假如陈行使否决权，徐是不可能拦住的。 可是，毕竟徐向前当面拒绝了毛泽东的争取，这就成为他后来脱离不掉的“灰色”，徐本人多次也因为这件事感到“悔恨”，也因此做了多次的检讨，徐向前自己就说过，毛泽东走后的消息传来，他还哭了一场。特别是他和陈南下跟随张国焘以后，问题就显得越来越复杂，也把徐带进了烂泥坑。南下以后在阿坝召开的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上集中火力批斗朱德和刘伯承，四方面军的 将领公开谩骂朱德是老糊涂老右倾，黄超还拔出手枪准备对朱德动武，张国焘不同意这才作罢。刘伯承站起来表示不满，立刻被哄骂：“你算什么总参谋长？红军从三十万变成三万，你参谋到哪里去了？”四方面军274团团长周时源给朱德一匹黑骡子被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大骂不止，余天云在过草地时公然动手去打朱德，由此可见当时的形势之严重。徐向前自然不可能不表态，虽则内心苦闷。刘伯承后来回忆，他和朱德暗中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朱德身上别了三把手枪，而刘伯承则带了五把手枪，警戒到这种程度是刘伯承一生都没有过的，刘说那一年是他最难熬的一年不是没有道理的。而这次斗争埋下了两支队伍之间乃至两大山头两大系统之间多年的恩怨纠缠。武汉七二零事件出来后，林彪一句“陈再道是四方面军的”立刻让斗争升级，毛泽东在武汉时也说了“我掉进了贼窝里面了”的过头话。吴法宪在批判会上公开搧陈再道的耳光和撕下陈的领章，居然无人阻拦。 徐向前以后多次被告知要养好身体，当然，徐的身体很弱也是事实，不过徐几次请缨都是这样的理由耽搁下来了，毛泽东去看望徐向前时，徐自己在床上计算打击阎锡山的方案，朱德亲口交待下边人说“给他的待遇（徐向前）要和我们一样，他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原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回忆文章）言外之意已经很明显了。 值得一提的是，二月逆流后，徐向前成了黑干将，一九六九年林彪的一号令下达后，徐向前被转移到开封，所居住的竟然是刘少奇被整死的房间的楼上。一九七一年开始批判陈伯达，被疏散的 众多领导人中徐向前是最后一个被召回北京来的。 华国锋上台后，极力拉拢徐向前，任命徐做国防部部长，同时兼任武装力量委员会主任，他还是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在十大上，徐还仅仅是中央委员（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徐当选政治局委员，以后二月逆流把这个位置搞掉了），正是华国锋让徐重返政治局岗位上来的，所以，在批判华国锋时，徐一度也被牵连，被一些人别有用心的指责为华国锋的“心腹干将”等等。由于山西战场上和胡耀邦有过一段不寻常的交往，正是因为徐向前的阻拦才使得胡耀邦没有贸然前去领导黄樵松的起义从而避免了牺牲，就这样，胡耀邦一直很感谢徐向前，所以，当有人指责徐时，胡耀邦为徐做了公正的辩护，后来，王新亭等人编辑了介绍宣传徐的书送审时被胡耀邦知道了，胡耀邦说：“凡是宣传徐帅的我都支持。”未几，胡耀邦下台，徐向前没有被邀请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而是事后由薄一波到家里向徐通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