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古人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的老师于去年的二月份去世，已一年有余。最近有机会和师母闲谈。先将谈话内容整理出一些片断。适值父亲节，粗赶此文，以示对我的老师的纪念。] 1957年元旦过后，中国科学院办俄语培训班。主要是给我们刚报到的新人培训，有三四十人参加。在中关村中科院的一个招待所里，每个房间住４个学员。采取封闭式教学，由当时还不是我的老公的他，一个人授课。统共才２个多月，这才得以认识。当时他已经２９岁，但还没有对象。我是课代表，一来二去的，也就熟识了。 1958年底，我们两人决定结婚。原因是他要到宁夏去下乡锻炼。有人对他说：“你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才回来，赶紧结婚吧”。他便和我商量。我说：“好吧”。他问：“你看看得多少钱？”我算了一下，说：“大概200多块钱吧”。他给了我300多块，我一看有300多块钱，除买了凭票供应的糖果外，还买了一床丝棉被。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办公室请假。我说：“他下个星期要去宁夏，我们今天要结婚了，来请假”。办公室的人说：“现在你还不能走，等到下午下班了才能走”。当时我们正在搞土地深翻，白天黑夜连班干。我挨到下午下班，才赶到东城区北新桥他父母家。带著他父母，来到中关村，借了一间房子。当时没有啥好准备的，也没有时间准备，就匆忙的结了婚。 我老公比我大五岁，我平时称他为我先生。 结婚后的第二天，我老公给了我一个大信封。说：“这个信封交给你，你看着办吧”。我结过信封，一看，里面有一万多块钱！当时我还真不知道他有钱，而且那么多。只知道他有学问。原来这是他多年积攒的翻译出书的稿费和讲课的酬金。 从此以后，我老公挣了工资都放在家里的一个抽屉里。自己身上也不怎么带钱，在外面也从来不乱花钱。你说男的不带钱怎么能成呢，所以每次他单独外出，我都是给他口袋里塞一些钱。 直到我老公去世后，我整理我老公的遗物时，才发现他上衣口袋里只有五块钱。怎么来的这五块钱呢？大概是他前一天去理发店理发，从抽屉里拿了张１０块钱的票子。花了五块钱理发，再找回来五块钱，便放在上衣的口袋里。这是后话。 我老公和我结婚刚一个礼拜，就去了宁夏。 当时我老公单位的人员下放，有的人因夫人身体不好，需要照顾，被派在北京郊区。有人被就近派到河北的徐水，他们离家都比较近。只有我老公老实，被派去宁夏，他也不吭声。 两个月后，我老公又突然从宁夏被召回来。原因是前苏联有一个叫赫里斯捷娃的女专家，受邀到南方的一个单位去讲学，找不到合格的俄语翻译。联系我老公在北京的单位，我老公的单位就把我老公从宁夏叫回来。当时我已经去了山东德州蹲点，所以也就没有见着面。 我老公去宁夏出差前，我怕他冷，专门给他买了一件丝绒的小棉背心。我老公他开始时不舍得穿，叠的板板整整的，用塑料袋包起来，放在衣服包裹的最下面。在宁夏，因为睡的是地炕，我老公把包裹放在炕头，还压在被褥的下面！。 等到我老公从宁夏出差回来，天气已转冷，被烤化的塑料袋粘在小棉背心的后背上。说起来让人哭笑不得。 赫里斯捷娃是一个大胖子。据我老公讲，老太太感情外露，平常动不动就流眼泪，想她的老公。我家现在还保留有我老公和赫里斯捷娃的一张相片，是和培训班学员毕业典礼时照的（我老公一般不太爱和别人一起合影）。 赫里斯捷娃在中国的讲学进行了一年多，我老公一个人是全职翻译。赫里斯捷娃大概赚了一笔钱，回前苏联时老太太很高兴。我和我老公去北京火车站送她。老太太一个劲的感谢我老公，还硬塞给我一包巧克力。 后来, 邀请赫里斯捷娃讲学的单位，把赫里斯捷娃讲学的材料出了一本书。还请我老公帮着校对。但出书的时候也没有写我老公的名字，连感谢的话也没有。我老公单位也没有人去争取，并且这一年多，单位是只发给我老公基本工资，连出差补贴费都免了。 我老公自己也不去争，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说到在家里，当初我们一家五口人。有三个小孩，一男二女，从小都是在大连的我母亲帮着带大的。我老公在家中，从来都不对我和孩子发脾气，是孩子们公认的模范。这一点你也是知道的。 但是还有一点，你也许不知道。我老公在家中，是只做学问，不管家务。不是因为他是北方人，大男子汉主义。他如果真的是大男子汉主义，还不那么让人操心呢。他一天到晚，除了看书本子，或者爬格子，别的事基本都不做。他不是不想做，而是不会做。大概就象末代皇帝溥仪，是与他从小缺少这方面的训练有关系。 文革期间，人们都在忙着搞武斗，我老公得空就躲在我们在中关村的家里学外语。有人在我们家门口帖了一张大字报，说我老公是“中庸之道”！ 八十年代，有一天，我老公不上班，在家中写东西。我上班走之前，把他穿过的白衬衫放在洗衣机里洗。出门时，我还专门交待他。说：“等洗衣机里的衣服摔干了，你就帮着放在阳台上给凉凉干。因为明天你讲课还要穿”。 结果，等我下班回来一看，摔干了的衣服还呆在洗衣机里面。我问他为什么不把衣服放在阳台上凉，是不是忘记了。你猜我老公怎么说？能逗死你。 我老公说：“我怕触了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