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项英和毛泽东有过很多次的冲突，其根源是既有路线之间的斗争也有个人的恩怨，毛的早期的沉浮大都和项英有过关联，最终的结局却是令人深思，谁应该为项英的死负责？ 项英的资格很老，１９２８年中共六大期间得到斯大林的单独接见，被称为：“是中国革命中真正工人阶级出身的领导人”。 项英和毛泽东的最早的冲突是来自早期的中央苏区肃反斗争。此次斗争起源於1930年2月在江西吉安县陂头村举行的“二•七”会议，即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根据中央指示发出第一号通告说：“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政治任务，革命亦会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使党迅速地布尔什维克化。” 而在具体的肃清这种危机时采取的方针政策上采用了逼、供、信。抓起来就逼，逼了就供，供了就信，於是再抓、再逼、再信……形成恶性循环，杀人越来越多。到1930年12月3日终于酿成了富田事变。 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布成立。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因中央工作脱不开身，不能到职，由项英任代理书记。项英严肃批评和抵制了总前委肃AB团的错误，严厉批评了毛泽东总前委过火的行为，认为应该以党内矛盾处理这一事件。后来正确处理此事的项英反而被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左”倾中央彻底否定。但在后来的"赣南会议"上项英打了个翻身战。 在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瑞金叶坪由项英和"三人团"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 会议的结果是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书记的职务，由项英代理书记，并成立了隶属于苏区中央局的中革委，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及其组织，项英兼任军委书记，毛泽东为副书记。实际是项英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毛泽东大权旁落。此此斗争的实质是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项英和还没有被人们认可的毛式山大王式游击主义之间的碰撞。碰撞的结果自然是还没有形成气候的毛泽东败走麦城。在被毛称之为个人最大滑铁卢的"宁都会议"上，项英大力支持任弼时对毛大加挞伐。在中央离开瑞金前，项英对李德的谈话则表明了自己是最早的看出了毛泽东内心的几个人。项英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克制不过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人，特别是军队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而李德则表示同意项英的疑虑。 遵义会议后，在项英接到中央发来的电报后，曾经置疑过遵义会议的合法性，因为领导人的更替极其可能没有通过共产国际的同意。虽然对电报中的……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的内容的不满和对遵义发生的一切存有的疑虑，项英还是同陈毅一起领导中央苏区实现了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向游击战争环境的转变。 归功于毛泽东的正确游击思想，和项英、陈毅等的领导，坚持了三年南方游击战争，为后来新四军的成立奠定了基础。这是少有的两个人之间的合作成功之例。 项英和周恩来的关系很深，项英曾长期跟随周恩来。在１９３１年替毛一职就是受周恩来指派。 如果说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能够独立在外听从于周恩来的部队，就只有项英一部。虽然后来毛泽东极力向新四军掺沙子，如粟裕李先念等人的加入，但还是没有改变项英主拿军权的事实，就是叶挺也被架空过而几次主动提出辞职。新四军的成立，是周恩来同蒋介石极力斡旋争取的结果。到皖南事变前，1940年底,新四军兵力达到13.61万人，成为中共军队内最大的山头之一，也是周手中的一张王牌。 后来周恩来在十二月会议上支持王明的统一抗日战线批评毛泽东所强调的独立自主主张，项英更是发电报到延安支持周的主张。由于项英对周恩来支持，和华北的朱德和彭德怀也向周恩来的“长江局”靠拢，毛泽东则在党内落了下风。后来毛泽东说在我们党内长期整我，陈独秀整我，瞿秋白整我，李立三整我，王明整我最惨。王明能有什么根基，只是个传达员而已，实则是周恩来和项英这些人。项毛这个梁子是越来越大。毛泽东派出刘少奇坐阵中原局支持陈毅分兵新四军，向苏南及华中发展。用刘少奇节制陈毅，也挤压，削弱项英。白崇禧何应钦于４０年１０月９日发布“皓电”：限令长江以南新四军开赴江北前线。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及新四军开赴黄河以北抗击日军。自此皖南事变的序幕拉开。 新四军从云岭出发，无友军掩护，长途穿越国民党第三战区，如果没有国共的战事纠纷，是可能安全转移的。就在白何电报之前的10月1日至6日黄桥决战大败韩德勤部，令蒋介石很是恼火。在收到皓电之后，194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出“佳”电，申明中国共产党为顾全抗战大局，相忍为国，挽救危亡，决定新四军皖南部队“遵令北移”，但须宽限时限。而刘少奇在11月4日与黄克诚长时间地分析了南下八路军与新四军在苏北会师后的形势。而后，他代表黄克诚向中央提出了“我们的建议”，明确提出“迅速消灭韩德勤，统一苏北于我手中”。这意见遭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正、副指挥陈毅和粟裕的强烈反对，陈、粟二人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及刘少奇、黄克诚：“立即消灭韩德勤固然便利，恐先给蒋大举进攻的口实，于政治不利”。 政治上的不利会带来严重的军事后果。岭处于第三战区包围之中，是“釜底游鱼”。苏北越胜利，皖南越危险。打韩德勤的直接后果就是报复的铁拳会砸到皖南新四军的头上。 11月11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复电陈毅、刘少奇、黄克诚等人目前立即动手打韩德勤、霍守义、何国柱，在政治上极端不利。第一次攻击令须由延安下，你们不得命令不得 动手。 “第一次攻击令须由延安下”，说明什么时候发动曹甸战役是由毛泽东决定。 11月22日，毛、朱、王致电叶、项：皖南邻队及军部以在动手解决韩德勤之前移至苏南为有利。准备情况如何，几天可以开完？盼告。同日，项英复电延安：我们意见极短时间内无法开动，如估计有战斗情况发生，反不如暂留皖南为好。至此，项英和毛泽东的意见很不合拍。但是到了11月24日，延安确认曹甸战役不可避免，急电指示叶挺、项英：（一）你们必须准备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二）希夷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三）一切问题须于20天内处理完毕。 中共中央万分焦急！！但是丝毫没有提及曹甸战役即将展开，而且给予的时间是一切问题须于20天内处理完毕，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按理分析应该是在项英部安全转移后方可进行曹甸战役，因为要穿过整个第三国民党战区的新四军是很容易被合而围之的。 于是，11月27日，项英复电延安询问：中央大计如何？究竟有何举动？ 11月30日，延安则致电叶、项：苏北动作不碍大局，只在淮安、宝应间开一个缺口，以便隔韩、霍，打通苏皖。顾、韩会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以大局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转移，12月底以前移完不算太迟。在开战前一天毛毛泽东发这样的电报，不能不说是误导，麻痹项英。１９４０年１２月1日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倾巢而出，猛攻曹甸。韩德勤损失惨重，蒋介石下令反击。12月8日，蒋介石令何应钦、白崇禧发出“齐”电，重申“皓”电立场。9日，蒋介石发出“佳”电：“限令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至1940年12月31日前必须开到黄河以北地区；长江以南新四军限于12月31日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并于1941年1月底前撤到黄河以北地区。”蒋介石发给顾祝同特急电报要其拟定进剿计划。12月26日晚9时，中共中央紧急项英：……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向中央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 1941年1月1日，项英发给延安电报陈述：毛、朱、王并胡、陈： 最近情况与我们的行动： （一）自我抗议电后，顾即复电解释：并非改道，而是增辟道路；我又去电，要求主力 经苏南，顾复电只允许一个团主力，其余仍经江北。 （二）战区联参于31日晚，赶至军部，商量要求，意20万款10万子弹可办到，今又 赶回泾县与顾商妥，明后日前来。 （三）现彼方军队正在调动部署，尚未完毕，并增79师40师到太平旌德一带，其计划 为封锁围歼我军，估计彼怕我先动。故事缓和。 （四）铜繁江边增加两只兵舰汽艇，不断梭巡，少数人也不能偷渡。 （五）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乘其部署未定即突进，并采取作战姿态运动。发生战斗可 能性极大，我们如遇阻击，即用战斗消灭之，遇强敌则采取游击绕圈，至万不得已时，分散 游击。 （六）我们已不等其子弹款项，准备立即行动，一切准备完了。如中央有指示，请于明 日（2号）最迟3号电告，否则，我们行动后，联络恐很困难。请转告周恩来、叶剑英。 1941年1月3日，毛泽东、朱德联名致电叶挺、项英：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这是最蹊跷的两封电报，因为都没有提最关键的路线问题！为什么没有提，项英知道饶漱石肯定会告诉延安发面，或者认为走什么路线都不重要了，都挽救不了新四军的命运。毛泽东决定的曹甸战役已经把他们放上了悬崖。值得一提的是，新四军军部里有一个军统情报人员，叫沈之岳，从而国民党对项英的情报是及时而准确的。１９４１年１月３日（皖南事变）爆发，除傅秋涛千余人突围而去，新四军全军覆灭。饶漱石脱险。叶挺被俘。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死于乱军之中。 皖南噩耗传来，周恩来悲痛欲绝。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诗句。 “皖南事变” 的直接后果就是周失去赖以支持的军队。皖南事变是延安整风的一个前提条件，延安整风是周毛关系的转折点和分水岭。 皖南事变实质上是是国共两党争夺和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下，相互配合演的一场戏，都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结果，只是冤魂太多了。毛泽东了却了和项英的历史恩怨而在党内一统天，蒋介石则报了一箭之仇和消灭了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主力和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