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龚彬 (1900-1975)

梅龚彬这个名字,以前听说的人很多,但知道其根底的人很少。汉语中有句话,叫“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句话正好可以用来形容梅龚彬。

在国民党右派眼里,梅龚彬是灰色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在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眼里,梅龚彬是倾向于共产党的民主派;而在共产党眼里(除了极个别的几个人外),梅龚彬是国民党内的民主派。

抗日三杰中,同高大孔武的宣侠父和英俊潇洒的陈希周相比,梅龚彬是个风流倜傥的矮个子。

梅龚彬也是三杰中,唯一的一个,得以善终。

见过梅龚彬的人都说梅龚彬服装很整洁,头发梳理的也很整齐,整天油亮亮的,清瘦的脸上戴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梅龚彬的为人敦厚,深沉,诙谐,做事谨慎,对朋友从无疾言厉色。

因而梅龚彬交游甚广。认识梅龚斌的朋友都说梅龚斌足智多谋,才高八斗,而且梅龚彬为人行侠仗义,古道热肠,见义勇为, 肯帮衬,善守秘密, 是朋友中可以托妻寄子的那种。

梅龚彬原名叫梅电龙,是湖北黄梅县人。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考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

1923年,梅电龙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秘书长,算是国民党创党时的元老。1924年梅电龙又经贺昌和施存统介绍加入共青团,翌年又加入共产党,任上海徐家汇的第一任团书记和党书记。

五卅运动时,梅电龙曾以全国学联负责人的身份参与领导工作。当时梅电龙名气很大,被誉为五卅运动的五虎将。

此间有一插曲,说是梅电龙追求唐棣华(后来成为黄克诚大将的老婆),到了发疯的程度。一次,梅电龙问唐棣华究竟爱不爱他?回答是“又爱又不爱。”唐棣华这样说,大概是开玩笑。但是,梅电龙从唐棣华屋里出来,坐上人力车,脑子里一直在研究这“又爱又不爱”是什么意思。下车时,梅电龙竟把随身带的一包团中央文件留在车上了。走了一段路梅电龙才想起那包文件,可是已经晚了。好在文件被一个朋友捡了去。

可是,这件事在朋友圈子里传开来,便成就了一代文豪沈雁冰(茅盾《幻灭》中男主角的原型即是梅电龙)。

可见,革命者,亦风流!

1926年底,二次北伐时,新郎官(新娘是龚品娟,梅电龙的结发夫人)梅电龙请缨,被任命为北伐铁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的政治部主任。

梅电龙所遇,都是后来的军政名人。第四军的军长先后是大名鼎鼎的李济深和张发奎。陈铭枢是第四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锴是十师二十八团团长。武汉攻克后陈铭枢任第十一军军长,下辖十师和二十四师。十师师长是蒋光鼐,二十四师副师长是蔡廷锴。四军下辖十二师和二十五师,十二师的师长是黄琪祥(后来第三党的领导人)。二十五师的师长是叶挺,政治部主任是李硕勋。独立十五师的师长为贺龙。

不久,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梅电龙和郭沫若、杨翰笙、李一氓赶赴南昌,参加叶挺、朱德和贺龙领导的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梅电龙又率部赶赴海陆丰参加彭湃领导的武装起义。然后梅电龙受周恩来派遣任浙江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长(省委书记就是在肃反运动中大名鼎鼎的夏曦),参与组织和发动浙东和浙西的农民暴动。

1929年,梅电龙受命到日本,在日本被捕,关了两年。

这两年,也是改变梅电龙命运的两年。

梅电龙在东京时,结识神州国光社的进步文人王礼锡和胡秋原。通过胡秋原,梅电龙认识了国民党民主派的领袖陈铭枢和李济深。回国后,梅电龙还认识了CC社的头面人物吴醒亚和陈立夫,以及张群、林森、吴开先、陶百川。

1932年,梅电龙正式改名为梅龚彬。表面上是大学教授,作家(灰色文化人),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

1933年,福建事变。有军中“小孟尝”之称的前十九路军领导人陈铭枢广罗人才,梅龚彬和陈希周等中共党员便受潘汉年派遣,入幕陈铭枢。

1934年,闽变失败,潘汉年指示梅龚彬和陈希周随十九路军撤香港,做长期卧底国民党民主派的准备(接头人还有胡鄂公和助手老杨,老杨即朱挺,原名钱讷冰。以及九龙方面的开诊所的医生柯麟)。

1935年,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在香港正式成立,梅龚彬任宣传处处长。陈铭枢是名义上的中华民族抗日同盟宣传部的领导人,但实际上的负责人是梅龚彬!

梅龚彬感觉敏锐,深谋远虑, 是中华民族抗日同盟活动的中心人物。梅龚彬在香港铜锣湾的寓所,实际上是中共抗日联合战线的一个地下机关。

西安事变后,抗日同盟解散。梅龚彬先后跟随陈铭枢、叶挺和李济深,并任全国战地委员会委员。结识了众多的民众党派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包括李任仁(白崇禧的老师)、陈此生、杨东莼、林崇墉(林则徐的孙子)、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李章达,等等等等。

1947年梅龚彬又受潘汉年的指派,到香港协助李济深等人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不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宋庆龄当选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梅龚彬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梅龚彬为文,长于政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时所有的重要文件,都是梅龚彬亲自起草的。其中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曾被冯玉祥将军称赞为:“有诸葛武侯文风”。

然而不清楚呀,李济深和冯玉祥,还有宋庆龄和陈铭枢,这些人精中的人精,在当时是不是真的不知道,自己早已在共产党的掌握中!

1948年,中共“五一”号召发表后,得到了主要以香港为基地开展民主斗争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开始想方设法接送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进入解放区,筹备新政协。当时的香港,国民党特务云集,港英当局倾向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大批的民主人士离开香港去解放区,困难很大。

潘汉年、梅龚彬、廖承志等人,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作了很大努力,从1948年8月开始一直到1949年3月,分四批把民主人士从香港安全接送到解放区。

第一批接送北上的民主人士有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10余人。

第二批船上有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等人。

第三批民主人士有李济深、茅盾夫妇、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王绍鏊、柳亚子、马寅初、洪深、施复亮、翦伯赞、沈志远、孙起盂、吴茂荪、李民欣等30余人。

第四批民主人士,有黄炎培、盛丕华等人。

梅龚彬是陪同李济深,在参加完一次国民党要员的宴会后,随第三批民主人士一起北上的。

当时国民党对这数百名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的突然离港,感到非常惊奇,只有自叹丧失民心、挽天乏术了,不得不承认其政治上的失败。

梅龚斌陪李济深等民主人士1948年12月25日从香港启程。1949年1月7日到大连。不久,梅龚斌到北京,见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李维汉说:“从现在起,你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央统战部,你作为中央统战部派往民主党派工作的一个不公开的共产党员”。

从此,梅龚斌仍然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 1949年11月、1956年2月、1958年11月,中共党员梅龚彬又先后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二至四届中央常务委员兼中央秘书长。梅龚彬又兼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和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5年潘汉年冤案,梅龚斌受株连。1959年梅龚斌被隔离审查,过了八年铁窗生涯,劳改八年。

1975年3月,梅龚斌在医院病床上做五律诗《南冠愤》:

"旷时何所得?落笔实茫然。冷露迎霜起,寒灯伴月眠,久积南冠愤,而今又几年?"

1975年5月,梅龚斌被专案组强行送往江西宜春劳改。

1975年8月1日,梅龚斌积郁而逝。

梅龚斌死前给夫人龚冰若的留言,是一首七言绝句:

"八年寒窗八年苦,到头还是病和死。冰若精神最可钦,革命到底不悔死!"

移居台北的老友胡秋原闻讯后,专程到北京梅龚彬家中,在梅龚彬的灵前行礼。等看完梅龚彬生前撰写的回忆录,胡秋原感到十分的惊愕和难以理解。惊愕的是与梅龚彬交往数十年,竟不知梅龚彬始终与中共保持着联络。难以理解的是梅龚彬一向为人敦厚谨慎,竟也在大陆解放后遭小人的诬陷!

后来,中共中央在给梅龚彬平反后的悼词中,认为梅龚彬是一个职业的革命家。但官方对梅龚彬的称呼,依然是“民主人士梅龚彬先生”。

 
2004-07-29
 
 
附:[周恩来书信选集]转移在港各界朋友——致廖承志、潘汉年[1]等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廖、潘、刘[2]并书记处:
 
  (一)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已成死港。香港接朋友,如有可能,请先至澳门转广州湾,或先赴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
 
  (二)请即刻派熊子民[3]往桂林告梅龚彬、胡西民[4],并转在柳州左洪涛[5],以便招待你们。
 
  (三)政治活动人物可留桂林,文化界可先到桂林,新华日报出去的人(如戈宝权、张企程[6]等)可来重庆,戏剧界朋友可要夏衍[7]组织一旅行剧团专赴西南各地,暂不来重庆。
 
  (四)极少数的朋友也可去马来亚,但这要看港的交通条件,恐不可能。上海、马尼剌已不可能。
 
  (五)少数部分能留者尽量留,但必须合秘密条件,宁缺毋滥,必须估计到日军占领香港后能存在。上海必为日全部占领,饮冰[8]能存在否,请考虑。
 
  (六)汉年部分,想已有妥当布置。
 
  (七)港中存款全部提出,一切疏散及帮助朋友的费用,均由你们分别负责开支,并经过你们三人会议决定动用。存款共多少望告。
 
  (八)承志如欲与港英政府见面,并得令保证与他们一同撤退,可留港到最后再走。海南岛事应该与他们立即确定,如港政府派军护送人物及军火至海南岛,则可送一批人去,并进行破坏日机场及仓库交通线。
 
  (九)孙、廖两夫人[9]及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10]等,望派人帮助她(他)们离港。
 
  周恩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廖承志(一九○八——一九八三),广东惠阳人。当时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军进攻香港时,组织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撤离香港。
 
  潘汉年(一九○六——一九七七),江苏宜兴人。当时在上海、香港等地领导对敌隐蔽斗争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2]刘,指刘少文(一九○五——一九八七),河南信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交通处驻港澳办事处处长,是日本占领香港后党组织秘密营救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负责人之一。
 
  [3]熊子民(一八九七——一九八○),湖北武昌人。大革命时期,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加革命活动,后长期从事农运、情报联络工作。一九四一年时在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工作。
 
  [4]梅龚彬(一九○○——一九七五),湖北黄梅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暨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长期从事统一战线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
 
  胡西民,即胡希明,一九○七年生,河北保定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的高级参谋身份,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当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撤退到桂林时,他以“白虹书店”总经理身份,出版进步书刊,解决他们的部分生活经费。
 
  [5]左洪涛,一九○八年生,湖南邵东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一年时是第四战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机要秘书身份,从事统一战线工作。
 
  [6]戈宝权,曾在《新华日报》社工作。皖南事变后由重庆疏散到香港。日本占领香港后,经中共党组织的秘密营救返回重庆,仍在《新华日报》社工作,任编辑和编委。
 
  张企程,曾是《新华日报》记者。皖南事变后由重庆疏散到香港。不久,经廖承志安排去新加坡工作。周恩来写这封信时,他已离开香港。
 
  [7]夏衍,一九○○年生,浙江杭州人。当时任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委员。
 
  [8]饮冰,即龚饮冰(一八九六——一九七六),湖南长沙人。当时周恩来派他在上海等地组织白区交通情报工作。
 
  [9]指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当时在香港居住。
 
  [10]柳亚子(一八八七——一九五八),江苏吴江人。坚定的民主主义者、诗人。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一九四一年因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被开除党籍。同年十二月日本侵略者占领香港后,由香港撤退至东江。
 
  邹韬奋,参见本书第270页注[2]。
 
  梁漱溟,一八九三年生,广西桂林人。当时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在香港主办民盟机关报《光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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