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父亲去世以后，我母亲的心情很长时间都像成都的气候一样，灰蒙蒙的。在我一个好朋友的建议下，我鼓励她在电子邮件里给我讲述一些她年轻时的故事。一来是给她一些事情做；二来，回忆一些过去美好的时光也许能带给她一些快乐。下面这篇文章是其中的小故事之一，稍有改动。 在三十年后的今天看来，时事和历史和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那样的息息相关。正文第一人称是我母亲。
正文
1972年10月，我的第二个女儿出生了。我的两个孩子都是在我老家生的。
在湖北，出嫁了的女儿回娘家坐月子是不合旧风俗的。幸好孩子姥姥不信那一套，姥爷也就没特别反对。二女儿一出生，我妈就对我说：“能生女儿就能生儿子，下一个一定生儿子。”她是想安慰我，怕我因又生了个女儿会不高兴。我的母亲生了五个孩子，我是长女。从小到大，我父亲对我都宠爱有加。可在我出生的那个晚上，一得知是个女孩，我父亲就出去和人打麻将去了。我母亲在生下我三天就开始洗衣做饭。
我们夫妻早就决定，不管男孩女孩只要两个。这次我回家生孩子，我丈夫却未能请准假送我。我临走时，我丈夫说，若生女儿就写信告诉他，若生儿子就打个电报。我开玩笑说，你是不是重男轻女呀，他急忙否认，说只是品种齐全，图个新鲜而已。在女儿读中学时，一次我把写信或打电报的事当笑话讲给女儿们听，女儿们於是拿爸爸开玩笑，说他脑子里有封建残余势力，当爸爸的事后埋怨了我许多年。
56天的产假满了，考虑到大女儿不到3岁，二女儿又刚出生，我们两人都要上班，生活上确实有困难，便决定把大女儿留在姥姥家一断时间，白天由同院的高奶奶帮着照顾。每月给高奶奶付十元钱。高奶奶年青时丈夫便去了台湾，几十年来孤孤单单地一个人过日子，却替他丈夫家背了个“地主成分”的 名誉。高奶奶对我女儿照顾得非常周到。孩子在姥姥家虽然过得很好，但只过了一个多月时间还是把她接回到身边来了。
一个周六的晚上，我弟弟来了封信。我正抱著二女儿与朋友聊天，她爸爸在看信, 看着看着，眼圈就发红了，极力忍著没让眼泪掉下来。因为不想让朋友查觉，我急忙把信接过来看。我弟弟在信中说“小丽在外面与一个小朋友闹了点小矛盾，就跑到家里对著镜框里的照片说，‘爸爸，别的小朋友欺负我，你快来呀’等等。当舅舅的本来是为了说明这孩子挺聪明，会说话，可我两人一夜未眠，最后决定不管多大困难也要让孩子和我们在一起过。第二天一大早，我丈夫就乘最早一班汽车赶回去把女儿接来了。
女儿接回来了，实际问题自然就出现了。我丈夫单位分房是以女方为主，而我厂则是以男方为主，这样我们两边都没有分房资格。跑断了腿说破了嘴也无济于事。我们厂最后开恩，给了我一个 “母子间”, 实际上是半间房，它是一间房子从中用一堵墙隔开住两家，里面只能放一张床和一张书桌，再也放不下任何东西了。我们两人所在的同属“三线”单位 ，都建在山沟里，所有的厂房设施都是沿山沟依山而建。而我们两个单位中间又隔著一座山，孩子们的爸爸必须一大早就骑大半个钟头的自行车沿著山转过去一路颠簸赶上八点钟上斑，晚上再赶回来，不管刮风下雨还是下大雪，天天如此。而我呢，每天抱一个牵一个，还要带著她们在幼儿园吃的用的东西，走过长长的山沟来到半山坡上的幼儿园，然后再一路小跑地赶去车间上班。到天气不好的时候，就只好先送一个或接一个，把另一个先放在邻居家再跑第二趟。
我们也曾想过请一个老奶奶给我们帮帮忙，可是首先是没地方住。其次是吃的问题。那时我们每月工资是42.5元，两人加起来只有80多元，每月还要给奶奶寄生活费，再要付保姆费就有点紧张了，更重要的是那时粮食定量，请了人就要买高价粮，想来想去这些具体问题都没办法解决，也只好作罢了。我们也曾要求调到一个单位工作来解决这些困难，可那个年代夫妻两地分居的很多，人事部门的原则是“先远后近” ，慢慢排队吧。而我们是隔著一座山的同一城市，可能连“队” 也排不上。
直到1973年年底，当时部里指定我丈夫单位向成都一所学校支援教师，我们主动要求前往，这样我们全家来到了四川成都，才算真正有了自已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