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下旬，湘鄂西中央分局派往红三军工作的唐赤英到达湘鄂边。5月2日，在鹤峰五里坪湘鄂边分特委扩大会上，唐赤英传达贯彻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并强调“反对立三路线”、“彻底转变党的基础”。新特委由9人组成，常委周小康（书记）、董大山（组织兼秘书）、向经武（宣传、联县政府主席，5月上旬病故。改由龙在前代理主席）。委员王炳南、陈协平、陈其模、屈国元、杨英和董朗。 随着第三次“左”倾路线各项政策逐步、深入、系统地贯彻实施，湘鄂边根据地斗争更趋复杂。7月国民党对我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围剿”湘鄂边苏区的有罗效之两个保安团、慈利朱际凯一个保安团，桑植周燮卿和恩施罗启疆一个旅，共九个主力团1.5万兵力。加上五峰、建始、恩施、石门、宣恩、鹤峰、长阳、桑植等县团防3万之众。7月底，敌从四面八方进逼五、鹤，妄图摧毁我红色根据地。 7月底，特委所辖各武装力量分驻特委、联县政府所在地五里坪一带。湘鄂边独立团驻扎五里坪东南的走马坪，防御石、桑、慈之敌；桑鹤游击队驻五里坪西面的鹤峰，防御并牵制鹤、桑、宣、恩、建各路之敌；五鹤、长巴游击梯队驻五里坪东北的湾潭，防御并牵制五、石、鹤之敌。三支游击梯队与独立团成犄角之势。 当时，尽管敌人兵力庞大，但无统一指挥。湘、鄂敌军及各路团防之间均有矛盾。利用驻恩施罗启疆旅按兵不动，罗效之、朱际凯、周燮卿各部尚在观望之机，我独立团可在三个游击梯队配合策应下，将敌各个击破。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特委布置反“围剿”的同时，继续进行肃反，错捕错杀一大批党政军干部。8月至9月，长巴游击梯队参谋长曾云轩，五鹤游击梯队梯队长汪沛然、政委贾国香、秘书蹇玉文等30余名干部先后被以“改组派”罪名处死，严重地削弱我方战斗力，使反“围剿”斗争一度处于被动。 五鹤、长巴游击梯队驻防湾潭期间，为保卫根据地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931年7月31日，胡元卿所部钱福堂、王厚清团防冲击我采花区木梨坪乡政府，工作人员被迫转至湾潭。8月3日，汪沛然率五鹤游击梯队趁敌不备，突然反攻驻后槽之敌，敌惨败。木梨坪乡苏维埃政府得以恢复。7日彭西祖趁五鹤游击梯队驻防后槽，长巴游击梯队调入鹤峰五里坪时，从鹤峰燕子坪窜入鹿耳庄，我县游击大队在阻击中16人牺牲，敌趁势冲击大面红军伤病员疗养所，残杀伤病员27人。闻讯后，五鹤游击梯队翻山越岭，从后槽赶至鹿耳庄迎敌，行至湾潭与彭西祖部相遇。在汪沛然指挥下与敌激战。彭败后率部逃窜茅坪。8月中旬，彭西祖重新纠合各路团防，于22日窜入官岔湾。23日晨，五鹤、长巴游击梯队与独立团分三路围攻官岔湾，彭闻讯而逃。次日，独立团和长巴游击梯队分别返回鹤峰和湾潭，五鹤游击梯队追进茅坪。彭节节败退，窜逃石门大山中。24日，汪沛然获悉长阳和五峰白溢团防在麦庄集结，阴谋进犯采花，即率领五鹤游击梯队从石梁司奔袭麦庄，将田温山等团防200余人击溃。25日，为防彭西祖团防由石门窜扰湾潭，我梯队急行军130余里，返回湾潭红旗坪驻防。 游击梯队连续流动作战，生活十分艰苦。8月27日，两河口乡苏维埃政府买猪杀肉，送给五鹤游击梯队过“月半”节，梯队财经困难，坚持付钱，只买半边猪，钱仍不够。梯队长汪沛然将自己的一副眼镜和一把瓷壶交给乡粮食委员，说：“先用这两件东西作抵吧，差的钱，我们以后再给。”粮食委员含着泪，久久说不出话来。 8月29日，湘鄂边特委手枪大队、独立团和第二营、鹤峰县游击大队由龙在前、董朗、盛联雄、姚伯超等 率领，开入湾潭驻扎。当晚秘密逮捕长巴游击梯队参谋长曾云轩30日夜在湾潭花桥以“改组派”罪名处死。汪沛然得知后激愤地对政委贾国香说：“曾云轩。他会是‘改组派’吗？ 9月6日，联县苏维埃政府通知汪沛然、贾国香连夜赶到五里坪开会。次日晨，突然逮捕汪、贾二人，同时，在湾潭刘家坪，五鹤游击梯队第二、第三大队出操时，突然被全部“提枪”，分队长以上干部（曾绍堂领导的第一大队除外）20余人全部被捕。当天下午，除梯队秘书长蹇玉文、副梯队长向文山等留在湾潭审问外，副梯队队长王美山、梯队副官蹇忠训、第二大队长田渭山、第三大队长汪芬然、副大队长李子玉等13名干部被押往五里坪、湾潭处死。 汪沛然在大革命时期入党，历任红四军第一团副团长、红二军第四师第十团副团长、独立五十师第一百四十九团团长、红三军独立第二团团长、五鹤游 击梯队长。汪沛然率部转战洪湖、湘鄂边区，出生入死，历尽艰辛。他对党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是一位深受红军指战员爱戴的青年指挥员。1930年至1931年，这位为巩固红色政权、保卫苏维埃作出贡献的优秀党员，成了五峰、长阳反动势力的主要对手之一。五峰团防头子胡元卿与国民党长阳县县长龚勋南、红渔坪团防头子薛卓轩暗中策划，阴谋借刀杀人。他们炮制所谓给汪沛然的信，恶意送给我方其他部队。并到处散布谣言，以假乱真。主持湘鄂边特委工作的周小康，由于受王明“左”倾路线影响，轻信谣言，被捕后数日，即批准将汪沛然及下属干部20余人全部逮捕处死，使革命蒙受无法弥补的损失。 早在湘鄂边五县党代会以前，五鹤苏区肃反中的错捕错杀就已开始。先后捕杀了一批忠于革命并作出贡献的好同志。鹤峰邬阳关农民领袖、红四军第五路指挥陈连振、曾为红军成长壮大作出积极贡献的谷大姐（谷德桃）、施鹤边防司令王殿安、长五地方红军独立五十师师长李步云等均被错捕错杀。以中共五峰县委委员、县农民协会主席、县游击大队长朱西元的错杀为例：朱西元鹤峰红渔潭人，曾跟随贺龙参加南昌起义。1930年4月调五峰。1931年2月16日，他率领县游击大队驻扎湾潭，遭团防偷袭。经激战将团防击退。素与朱西元不和的副大队长涂子西以此诬告朱通敌“反水”。县委书记易发琛未经调查，以“开会”为名，将朱逮捕，严刑拷打。朱拒不承认，易发琛即以“对党不忠”、“企图反水”的罪名，上报红二军团前委批准，于3月20日在红渔坪将朱西元处死。同时被错捕错杀的还有区乡干部和工作人员，另有部分干部在错误肃反中被降职撤职。 1931年8至11月，从处死曾云轩、汪沛然到五鹤中心苏区丧失，肃反中的错捕错杀仍在继续进行。 1931年10月，湘鄂边独立团转移到鹤峰东乡坪，又将长巴游击梯队队长田应畴及长阳县部分党政负责人逮捕，以“改组派”罪名处死。由于不断地捕杀干部，调换干部，军心动摇，致使我方在强敌压境时一再受挫。 1932年9月，中共湘鄂边特委和红三军独立团从湾潭白果湾出发，经香党坪、石门县大小荆州、松滋杨林子，中旬抵达洪湖苏区，在江陵沙岗与夏曦率领的中央分局机关会师。夏曦对湘鄂边根据地丧失原因缺乏客观冷静分析，却武断地认为周小康同志“右倾”，在苏区队伍内部隐藏着不少反革命派别，竟以“改组派”罪名将周小康、陈协平、董朗等特委负责人逮捕处死。 夏曦对周小康等人的处理不是偶然的。自1932年元月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后，以夏曦为首的中央分局和湘鄂西省委，更加系统、深入地贯彻王明“左”倾路线，更加侧重肃反工作。在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者”、镇压“改组派”的口号下，成批的党、政、军干部被当成肃反对象。湘鄂西的大规模肃反从1932年夏季全面展开。湘鄂西省委委员、宣传部长、湘鄂西省军委主席团委员万涛，湘鄂西省委候补委员、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红三军参谋长孙德清，红三军政治部主任柳克明，红七师政委王鹤、李剑如，红八师师长段玉林等大批省军、师县团级干部被错杀。 继湘鄂边根据地丧失后，在内部肃反扩大化和敌人大“围剿”中，洪湖中心苏区于1932年10月被敌占领。红三军被迫退出洪湖，向鄂西北转移，敌重兵“追剿”，我军被迫放鄂西北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绕经河南、陕西、川东，远征七千里。在极其艰苦的转移途中，敌人围追堵 截，红三军连续行军作战，部队给养十分困难，弹药极度缺乏，官兵疲病交迫。夏曦却在途中继续进行 第二次肃反（所谓“火线肃反，”一直继续到长途行军终结），中央分局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红七师师长五一鸣等相继被错杀（红八师政委 叶光吉接任七师师长）。 12月底，红三军长途跋涉三个月，斩关夺险，粉碎敌之围追堵截，到达湘鄂边部队减员三分之一以上，剩约九千人。1933年元月1日（壬申年腊月初六），红三军主力在贺龙、关向应（军政委）率领下， 由巴东经长阳枝柘坪开抵五峰傅家堰、牛庄驻扎，先头部队当天攻占鹤峰。元月2日，贺龙、关向应率主力进驻鹤峰太平镇茅坝，与贺民英等人会合。 元月上旬，中央分局召开茅坝会议，在总结洪湖苏区失败的原因时，夏曦仍然坚持“左”倾机会主义观点：认为是“反机会主义斗争不彻底”，“对反革命派别警觉性异常不够”，以及“战略上的个别错误”。会议决定恢复湘鄂边苏区。 1933年元月13日，红三军攻占桑植县城，迅速恢复县、区、乡政权。由于返回湘鄂边的红三军未经整顿，加之弹药奇缺，元月下旬，与周燮卿旅战斗失利后，撤回鹤峰茅坝。2月上旬，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移驻走马坪。10日在走马坪与卢冬生所率独立师会师。该师以1932年9月到达洪湖的王炳南独立团为主干与洪湖地方武装组建而成。师长王炳南，政委卢冬生。1933年元月，独立师得知红三军返回湘鄂边，即决定渡江寻找主力。27日（癸酉年正月初二），卢冬生率独立师从秭归以东黑岩子南渡长江，后进入长阳、五峰县境，2月初在湾潭驻扎后，入鹤峰与红三军会合。 在走马坪，中央分局将红三军整编为七、九两个师，七师师长叶光吉、政委盛联均，九师师长段德昌、政委宋盘铭；独立师一部充实两师，一部编为教导团，卢冬生任团长，关向应兼任政委。随后,中央分局和红三军军部由走马坪迁至巴东金果坪和建始官店口一带，红三军则以师为单位分区活动，一边休整，一边筹集粮食，发动群众。七、九两师主要活动在巴东、建始、恩施、宣恩、鹤峰边界地区。 3月，在中央分局召开的金果坪会议上，夏曦公然作出“解散党、团组织和省苏维埃”的决定。他认为“党和苏维埃的干部十分之九是‘改组派’的组织”，“省苏维埃是反革命分子把持的团体”，提出要“清洗党团员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清洗红军成份”。在红军中“举行清党”、“重新登记”的同时，取消军队中的政治机关，全军仅剩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等四名党员。第三次肃反在3月全面推开（2月走马坪会师后，即已开始）。 “三次肃反是退出桑植后，在恢复与发展巴东、建始、施南的苏区过程当中”。“从破坏独立师的改组派的组织，一直到……逮捕段德昌”；“独立师主要的是湘鄂边独立团编制而成的，湘鄂边（五、鹤峰）党的机关，苏维埃机关、部队的主要地位完全为改组派把持”；“在三次肃反以后，党的组织解散了，因之党的工作与政治工作是完全停顿的”（引自1934年9月1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 在第三次肃反期间，红三军教导团在卢冬生率领下，4月上旬由巴东金果坪来五峰金山坪一带驻扎，并在曾家岭连续攻打叛匪李文德（原五路指挥部下属营长，鹤峰云雾村人）部，李匪遂投靠胡元卿。胡率县保安团一部及采花团防增援李匪，被教导团击败。两天后教导团经沙河开往金果坪。 1933年夏至1934年夏，以夏曦为首的中央分局进行第四次肃反。对象包括宋盘铭、叶光吉和军管理科科长江器也等一批干部。夏曦积极地推行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得到以王明为首的中央的称赞。早在湘鄂西第一次大规模肃反以后，1932年8月5日中央给湘西中央分局和省委的指示信中说：我们认为“湘鄂西党在这次肃反工作中所执行的路线，一般是正确的”，肯定肃反工作“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给湘鄂西党造成了更顺利地深入国际与中央的路线到群众中去的顺利条件”。这为以夏曦为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更进一步地推行“左”倾路线提供了根据，从而加速第二、三、四次“肃反”的进行，使湘鄂西党和红三军遭到更加令人痛心的损失。1932年至1934年连续四次的大规模肃反，党的干部队伍受到严重摧残。第一次肃反，“逮捕的约计千余人”，“二次241人”，“三次236人”，“四次172人”（以上数据引自1934年9月《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 在第三次肃反中被错杀的红九师师长段德昌，湖南南县人，洪湖苏区红六军创始人之一。他英勇善战，屡建战功，在洪湖苏区和红军中享有极高威望。他临刑前还在叮嘱同志们：“希望你们不要忘记洪湖，不要忘记苏区父老兄弟！”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走上刑场。1933年6月15日（古历五月二十三日），段德昌壮烈牺牲于巴东金果坪，年仅29岁。 红四军创始人之一，为开辟和保卫湘鄂边苏区立下不朽功勋的王炳南，湖南桑植人，曾参加南昌起义，历任工农革命军大队长，红四军第一路指挥部指挥官、红二军第四师师长，红三军教导师师长、湘鄂边独立团团长、独立师师长、红三军第九师参谋长。1933年6月20日被秘密处死于鹤峰麻水。 在第四次肃反中被错杀的红七师师长叶光吉，湖北宜都人，少年学赶骡马，后在五峰渔洋关安家落籍。参加红军后，他忠诚无畏，吃苦耐劳，历任红三军运输大队长、经理部部长，红八师政委。被捕前，叶光吉率领红七师在宣恩长滩河、粟谷湾、洗马坪一带活动，一边与省保安团作战，一边筹集给养。夏曦根据审讯“改组派”时所获诬陷口供，1933年7月上旬将在执行任务途中的叶光吉逮捕。在押往中央分局机关驻地途中，7月18日叶光吉含愤在宣恩洗马坪白头山跳崖自杀，摔成重伤，押解人员奉令将叶光吉就地处死。时年33岁。 在以上四次肃反中，被错杀的还有原鹤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五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易发琛（1933年夏，鹤峰），原石门县委书记、鹤峰县委书记兼主席郭天明（1932年10月，江陵），原五鹤游击梯队政委、后调任独立团第一营政委的贾国香（1932年10月，江陵）等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