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极权时代的黑暗与光明zt

刘晓波

中共16届4中全会之后，中宣部召开会议强调意识形态主导权，官方开始有意识地“反自由化”，先是中共有关部门组织召开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会议，接着是中共的喉舌对“自由化”的高调批判：2004年11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警惕新自由主义》的专文；11月15日，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吉方平”的文章《透过现象看本质──析公共知识分子论》，批判矛头直指民间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呼唤，《人民日报》转载了该文；11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课题组发表《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蔓延及我们应取的科学态度》的长文，11月23日，官方重量级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为“金锵”的文章《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文风已经很接近文革的两报一刊社论。与此同时，官方又开始了对“自由知识界”的新一轮打压：（一）中共意识形态部门再次开出新的封杀名单，重点在“反自由化”。封杀还能在国内媒体上发言的自由知识分子，比如茅于轼、焦国标、王怡、余杰、姚立法、贺卫方、刘军宁、张祖桦、章诒和等人，甚至还有中共老党员李锐先生。分别针对经济界、法学界、文化界、新闻界、民间维权和时政评论。（二）官方下令封杀多部深受读者欢迎的书籍，如《潜规则》、《血酬定律》、《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等，就连温和而理性的茅于轼先生的著作也在封杀之列。（三）动用行政手段迫害知识分子。原来就职于《西藏文学》西藏女作家唯色，因出版《西藏笔记》散文集而被砸了饭碗：剥夺她工作职位，使她丧失收入；没收住房，使她失去自己的住所；中止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使她失去全部社会保障；不准她办理出国护照，使她失去出国的机会。原就职于《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的王光泽，只因他被邀请到美国参加“信息时代与族群关系”会议。回国后就被报社解雇。发表《讨伐中宣部》檄文的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标先生，也已经被剥夺了他的上课权和研究生导师的资格；最近，山西的记者、诗人师涛被以“泄密罪”逮捕。这一系列整肃自由知识界的行为，固然凸现了大陆的黑暗，但并不能由此做出“一片漆黑”的悲观判断。关键在于从什么角度看待大陆的现状，是立足于民间看中国，还是仰望中南海看中国。尽管，大陆民间还无力阻止拥有全部国家机器的中共践踏人权，但权力在官府而道义在民间的社会格局正在凸现，正是依靠着底气充足的道义支撑，民间才可以做到对官方恶行不再沉默，而面对不再沉默的民间，官权的邪恶也就无法再通行无阻。所以，整肃自由知识界所凸现的，与其说是大陆的一片黑暗，不如说仅仅是中共制度及其官权的黑暗，而从民间的角度讲，非但不能说明大陆社会的黑暗，反而让人看到希望之光的闪亮。不容忽视的民间力量当下大陆社会，不再是毛时代的整体性官权社会，而是民间与官方持续分化、逐步走向多元的社会。民间力量越来越不容忽视。关键在于从哪个角度看中国：只要是立足于民间看中国，人们不难发现：“6．4”之后15年来，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及其日益高涨的维权抗争，始终是引领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最大亮点。这闪亮，不仅给官方施加越来越强的局部制度改革的压力，如收容遣送的废除和正在筹划的信访制度改革；也包括受整肃者本人不再沉默。仅就今年而论，既有此起彼伏的底层群体抗争，又有知识界的不再屈服。比如，唯色和王光泽被砸了饭碗后，分别公开发表声明表示抗议；茅于轼老先生公开抗议中共封杀其著作，焦国标先生不怕校方警告的屡屡公开发言，卢跃刚先生及其《中青报》同仁对蛮横小官僚的抗争……而在这一切公开反抗的背后，是大陆社会的巨大变化及其复杂的现状。对于改革20多年来的大陆变化，官方最爱炫耀的是经济高增长及其社会财富的剧增，而从民间的角度看这种变化，不仅是私人财富的快速增加，更是民间力量的持续扩张和社会的日益多元化：利益分化和价值分化，官方统治效力下降和个人生存空间拓展，官方意识形态的不断调整和民间权利意识的逐渐觉醒，官方的言论管制方式的变化与民间追求言论自由的努力，镇压残酷性的下降和民间的道义勇气的提升，经济上技术上的对外开放和主流国家的和平演变压力……这些同步发生的变化，由于互联网的助力而加快。正是在这种复杂局面之下，来自民间的持续努力对官方施加着日益强化的压力，使官方对民间异见及其抗争的镇压，不仅越来越走向见不得阳光的秘密化，也越来越走向尽量减弱政治敏感性的处罚多元化──对体制内异见者的处罚尤其如此！也正是在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生存手段的多元化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局面下，中国社会的价值评价系统也日益呈现出官民对立的分化。官权在道义上的劣势和民权在道义上的优势，使独立于官方评价标准的民间标准正在自发地形成。被官方批判的“自由化分子”却被民间视为“社会良知”，被官方封杀的书籍却在民间广为流行。曾几何时，某人一旦被中共点了名，被中共宣传部下令批判，或被中共司法机关定了罪，他本人就将陷于“全党共讨之，全民共诛之”的绝对孤立之中，他的家人也将变成人人避之犹恐不及的“政治瘟疫”。而在改革以来的中国，被官方判刑的良心犯，被官方封杀的维权领袖，被官方批判的知识人，却被国内的民间舆论和境外舆论共同视为“道义英雄”。当下大陆社会的复杂性，将使任何过于乐观和过于悲观的时局判断失效。官方镇压和民间反抗构成了黑暗与光明并存的复杂局面。令人欣慰的是，官权通吃和民间沉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每一次官民对抗──无论是个人性的还是群体性的──在越来越显露出民间抗争的自发力量的同时，也越来越来凸现官权压制的内在虚弱及其统治效力的下降。〔原载《ＢＢ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