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非常喜欢话剧，喜欢舞台上的灯光，布景，以及口齿清晰的对白。
虽然喜欢，但是至今，我只演过一出话剧。高二的时候，和班里语文课代表合作。选了一段小仲马的《茶花女》。那是我很喜欢的一本书，书后有剧本的译文。我们用中文对的台词。他演阿尔芒，我演玛格莉特。两个人在走廊里对台词，整整练了一个星期。其实这只是班会上的一个节目，把课桌圈在课室边缘，我们的舞台就在中间。当然也没有演出服，我的道具只是一把半透明的从地摊上买的扇子。为了留纪念，我让好朋友用她的WALKMAN录音。用来扩音的麦克风放在我的身边，我坐在和课桌配套的靠背板凳上，十分钟左右的戏，我也就一直这样做着，有时挥挥手里的扇子。那个语文课代表倒是一直站着，把阿尔芒的样子演得丑陋无比，在我们那个班级也实在找不出长得像样的男生。我记得的版本是这样的，当戏到高潮，阿尔芒想要表白，我调凯地说，这么说，您爱上我了？全班哄堂大笑。爱，在那个心照不宣的年纪，突然被这样大胆的当众说出来，并且是我对着个长相平庸接近丑陋的男生，连班主任都开始笑。演完的时候，全班又给了持久响亮的掌声，引得其他班级的同学都驻足观看。后来，好朋友把磁带给我听。里面有麦克风嚣叫的声音，很是可惜。我反复听着那句引得全班哄堂大笑的话，也在那里笑。
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先是选择了报名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和文编系是一年隔一年轮换招生的，我比较倾向戏文，可是没有办法，只好报名文编。在上戏的教室里上了好多星期的辅导课，课程分散文写作，影评写作，以及表演。那个时候我对表演已经没有什么太浓厚的兴趣了，却非常喜欢文学创作。上散文写作课是最合我口味的，写出来的东西也被上戏的教授评上高分。可是表演课我便开始打折扣，我们班的老师是一个年轻的也不知道才毕业几年的女人。高傲的样子加上明显的偏向男生，使我感到很不快。这也是后来动摇我考试的一个重要因素。有一次，上课前没几分钟，有人进来打报告说，拍《北京夏天》的罗葳在表演系的辅导班上课，几乎全班的人蜂拥而出。我坐在那里，想想这些自夸是“搞艺术的”怎么也是追星族？
在上辅导班的同时，我做过几件事情。陪着复旦的朋友去他们的燕园剧社报名，我也在里面掺和，上去念了一段台词。然后又和朋友去上戏的黑匣子剧场看了一晚留学生汇报演出。这两件事情平淡无奇，也没有什么让我感到特别的地方。倒是在这段时间，我的文章接连被报纸刊登，让我非常的快活。报纸的编辑先是打我的CALL机，又打我的手机，对我的存在进行了确认，又鼓励我，让我努力给他们写。我满心欢喜地等待着稿费，那样我就可以买自己喜欢的新钢笔和新稿纸了，可是，才几百块的稿费迟迟不来，也没有样报。反复打电话去报社催款，被告知不知道。文学家艺术家也都是要吃饭的，更何况我这个还在念书的小Ｙ头。
紧接着，上戏开始了他们的专业考试。那个时候谣言传得纷纷扬扬，说是录取的名额不多，差不多全是内定的。辅导班里的同学差不多也都是有钱人家出生，各个摩拳擦掌。而我非但没有钱，表演素质一般，并且还在为那几百块的稿费斤斤计较。突然，我觉得自己是那么格格不入。一个慷慨富有的工程师朋友对我说，你去吧，要不，我帮你赞助个五十万？我和一个同样梦想进上戏又同样穷的朋友在人民广场大屏幕下的杠子上坐着，夜很深，我们抽着烟。有喝醉酒的男人在我背后摸了一下，他的朋友向我赔礼道歉，被我骂得狗血喷头。那个时候真的迷茫，不知道自己的去向。
我认真的在上戏考场写好了我的散文，那年的题目是《牵手》，我知道我是不会和上戏牵手了，因为下午的表演考试我不会参加。我想做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不会因为其他原因而故作姿态。就这样，我和上戏远离了，结束了当文艺人的梦。就在那个时候，我的信箱里终于躺着报社的几百元的汇款单。我以最快的速度换回了钱，买了两支漂亮的极细的钢笔，其他的存进银行。
可是，我还是喜欢话剧，喜欢它的本身。有了收入颇丰的工作后，我时常去安福路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看演出。记得有一次，没有事先买票，和朋友在最后几分钟赶到那里。门口围着很多人，有“黄牛”倒票，开价一百五十两张，实际票价是一百一张。门口的检票大妈慈眉善目地欢迎我，来来来，里面买票。可是“黄牛”盯着我不放，票价跌到一百两张。只有几分钟就开演了。检票大妈可急了，没有耐心了，轻软的话语开始生硬，里面开始夹着上海话。外面下着小雨，“黄牛”急切地等着我的回答。当他说出，下岗拉，没有饭吃拉，我终于掏出了一百块钱，拿了他手里的两张票子。检票大妈的脸迅速转变，快到我没有看清中间的一丝痕迹，我进门的时候，她几乎是横着眼睛看我。嘴里嘟囔，里面有票的，还要买“黄牛”票。领位小姐倒是大方和善，把我领到了座位上。那场话剧很精彩。演到一半的时候，我看见身边的位子上坐着一个穿白西装的人，仔细一看，竟然是吕良。我很兴奋，轻声跟朋友说，你看你看。演出结束后，大门口挤着许多人，外面的小雨变成了大雨。吕良又出来了，和很多人微笑握手，然后把很多人送上车。转头看到我和我朋友，眼神一定，努力一想，确定了我们确实不是什么大老板也不是什么领导，就收起了笑容，转身走了进去。门口的人越来越少了，有私车的人都走了。我和朋友小跑着去华山路戏剧学院旁边的“真锅”咖啡馆，淋得湿透，用买票省下的钱买了咖啡和点心。说我附庸风雅也好，说我践踏艺术也好。我永远是那个追着自己心情走的女孩。
来到美国后一直没有时间和机会去看话剧，确实也担心英语的话剧是不是会在我的耳朵里走样。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朋友给了我两张《MISS SAIGON》的包厢票。当看到最后，越南女子开枪自杀的时候，我哭了。
人生不也就是一出话剧吗？喜的，悲的，只是大多没有观众。我不是艺术家，我视线内的艺术便是真实。我也在用一生自导自演一场戏给自己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