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六日，刚刚平静不久的“长城之争”再起波澜，中科院戴昌达研究员新近研究确认人类肉眼无法从太空看到长城。据说研究成果即将发表在核心期刊《物理》上。 自从杨利伟表示在太空没有看见长城，能否“从太空看见长城”引来社会各界空前激烈的争论，很多人非理性地强烈质疑部分科学家的结论，甚至认为“太空中看不到长城伤害了民族感情”。 北京大学社会心理学家夏学銮教授曾表示：“对这个问题的热切关注反映了人们的民族心态。”他认为，长久以来，人们把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出于这种情结，人们更倾向于相信太空中可以看到长城。我们不禁要追问，中国人为什么会有“长城情结”？长城又是怎样被国人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含义？ 没有一件现存文物的历时长度、空间广度和文化深度能和长城相比。 平心而论，历久不衰的长城其实只是规模庞大的防御工事而已，其文化意义是20世纪以来人们才逐渐赋予的。它之所以能逐渐演变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符号，首先是与其在文明史上的独特地位分不开的。 著名长城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曹大为先生认为，长城能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是因为它在历史上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人们今天依然可以从中汲取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因素。这些因素又恰恰可以用长城作为载体。 他分析说：“中华文明的发祥时间要比某些古代西方文明稍晚，但是我们的文明绵延不断，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另外，中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正是因为这一特性才没有导致文明中断，虽然能够维持这种情况需要很多社会因素，但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比较好地解决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矛盾。” 传统观点认为长城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激烈对抗的产物，但曹教授认为：“长城的基础功能是防御，是军事分界线，但是‘分离就是接触’，长城的存在让游牧民族不能随意抢掠，长此以往，它们传统的生活模式不能支撑。于是双方形成固定的交往，进行互市交易。” 对于中原文明来说，从秦汉开始，在沿着长城的边境贸易中，有大量的游牧民族的牛马被引进中原，极大地提高了中原的生产力水平。长城让游牧和农耕民族之间的交往和沟通密切，而不是通常认为的隔绝，所以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也因此而加强。 长城修建经历了2000多年，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漫长的发展历史几乎同步。长城长5000多公里，绵延不绝，和中华文化没有中断的特性十分相合。长城虽是表面的隔离线，实际却为游牧和农耕两类民族的关系充当媒介。没有一件文物的历时长度、空间广度和文化深度能和长城相比，这些优势让长城有了成为民族文化符号的身份优势。 长城非同一般的建筑形制最容易让人们寄托爱国主义的情感体验。 其次，和其他的文物相比，长城最容易彰显爱国主义精神。文化心理学通常认为，爱国主义的情感体验主要体现在一个民族的自我保护意识中，表达这种体验时，构筑防御工事就成为十分重要的一种形式。 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一个氏族群居住在一起，组成一个聚落，并在聚落周围挖成壕沟或围成栅栏，这是先民为实现有组织的自我保护的最初形式。 夏商周三代以后，战争直接促进不同部落进一步融合，国的概念开始出现，开始出现了城池。伴随着国的规模不断扩大，城池自然越修越大，越修越多，并且城池周围的防御设施如城墙、壕沟等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完备。城池是长城的基础，长城是城池的延伸。 秦代以后，“国”的概念的外延空前扩大，中华民族越来越趋向整体化，而秦长城的修建便和保卫其以南的广袤土地上的人民直接挂钩，给整个民族以安全感。于是历朝历代都有人前仆后继，用热血和生命来保护这个国家。 即使我们有了明确的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后，我们谈爱国，长城依然最适合人们爱国保卫行为的象征。我们今天提到人民军队还要以“钢铁长城”来比喻，就是长城引发的惯性思维的结果。 上世纪以来主流意识形态对长城内涵的开掘，使其象征意义变成人们不自觉的观念。 虽然承载着如此丰富的内涵，在古代的中国人眼里，长城就是长城，是军事防御工事而已，“明修长城清修庙”，长城在明帝国的余晖里展现出最后的辉煌，清代逐渐破败。其文化地位真正凸显出来是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事件与文化事件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著名的长城抗战，英勇的中国军民在长城沿线对日寇加以迎头痛击，虽然长城作为防御工事已经意义不大，但是在与外敌的血战中跃上历史舞台，实在发生的战争唤醒了人们对其已经被淡忘的象征意义的认识。而田汉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中，有“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描述，更让人们将更多的积极意义赋予长城。 新中国成立后，主流意识形态对长城内涵的全方位挖掘，比如从2000千多年前即开始修建，绵延万里，并且历朝历代一直重修，认为其代表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勤劳，在小学语文课本中出现了宇航员在太空可以看到长城的说法，表明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就已经足以创造奇迹等等。传唱最为普及的《国歌》和学校教育的强大影响力让这些积极意义在几代人心中生根发芽，变成人们大脑中不自觉的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