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开刀住院的经历
(CND)
·吴 扬·
出院休养在家，写完了四十多份感谢卡后，想起也该把开刀，住院的过程写出来，一来以飧读者，二来算是对这段经历的回忆吧。
来美打拚了十五年有余，也算是混到了个有房，有狗，有车，有了一份还算是不错的工作，女儿也即将高中毕业。平时工作之余，房前屋后，弄花剪草，开开ＰＡＲＴＹ。平时与一些爱好音乐的朋友玩玩乐器，逢年过节，在本城和周边城市参加些演出活动。生活过得别无大志，但求清闲。
身体方面虽不算壮实，但也没感到有什么明显的不适，从而两三年没去做必要的体检。直到去年劳动节去加州看望病中的亲戚，中途转机时吃了份三明治套餐，接下来的行程便感到体内不对劲。出了旧金山机场上了来接的车子，途中突然人发虚，两眼漆黑，昏厥过去。第二，三天如厕时更是发现便血，心里开始紧张了，赶紧打电话给还在家的妻子与家庭医生约个看病时间。医生询问了病情后给安排做了肠镜和胃镜，检查的结果除了胃部有点溃疡外，没发现其它病变，这是后话了。倒是家庭医生凭着听诊器听出了心音不对，接下来做的心电图（ＥＫＧ）的线性也在非好非坏之间。家庭医生立即让我去看心脏内科医生（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ＩＳＴ）。
心脏医生安排做心脏Ｂ超（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检查时发现连接心脏的主动脉大于正常范围——美国的正常标准是不大于３．８厘米，国内的标准是不大于３．０厘米，而我的主动脉已经是５.２厘米。英文把这种病变称为ＡＯＲＴＡ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中文叫作升主动脉瘤。这种病的危险在于动脉血管变大，造成管壁变薄，一但破裂，人也就是几秒钟之间的事了。原定准备在走步机（ＴＲＡＤＥＭＩＬＬ）上做的运动Ｂ超检查被立即叫停，同时被嘱咐停止一切剧烈活动。紧接着心脏医生又安排做了ＣＴ和动脉血管造影，（ＨＡＥＲＴ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既在大腿根部的动脉处切开一口子，把造影管通过动脉一直送到心脏，从身体内直接观察病变。更糟糕的是在做心脏造影的同时，又查出了主动脉瓣膜（ＡＯＲＴＩＣ ＶＡＬＶＥ）也有问题，造成关闭不全，从而血倒流回心室（ＲＥＧＵＲＧＩＴＡＴＩＯＮ）。
病因查明后，接下来就是要找个心脏外科医生来做这个开胸手术了。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一位在本城有二十多年心脏手术经验，并做了第一起心脏移植手术的医生。他在听了心脏内科医生病情介绍后，见到我面之前，对我的手术方案已有了一个大概的构想。在美国更换心脏瓣膜有三种方法；一是人工，既金属瓣膜，好处是可用一辈子。缺点是为防止金属瓣膜产生血栓，要一辈子服用血液抗凝剂，并且每月要去验血取得准确的剂量。金属瓣膜还会在体内发出象钟表一样的嘀哒声响，个别病人因忍受不了这样的声音而要求医生再开一刀把金属瓣膜给换掉；二是生物瓣膜，既猪膜，牛膜，羊膜，这类生物膜不需用抗凝剂，缺点是只能用十至十五年，以后还得再做手术重新更换；第三种办法是用人的瓣膜，也属于生物瓣膜。好处是既不要用抗凝剂，时间上也比其生物膜要长得多，只是来源十分有限。美国许多人在办驾驶证时便申明做器官捐献（ＤＯＮＯＲ），一旦这些人在车祸中丧失生命，他（她）们身体中的某些器官既被取出来以供他人使用。这些器官取出后经过药物处理并且冷冻，已不存在被接受体排异的问题。据说这种器官捐献的观念在欧洲都不太流行，更别说在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了。手术医生根据我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决定用所说的第三种办法为我更换主动脉和心脏瓣膜。在征得我和妻子的同意后，他便吩咐护士开始寻找合适的尺寸的动脉和瓣膜了（ＨＯＭＯＧＲＡＦＴ）。
手术时间定在了０４年１２月７日，特意安排在女儿过完十八岁生日后。能与女儿共庆她成人的日子，这样既使我在手术台上下不来，心里也没有太大的遗憾了。女儿决定手术这天不去上课了，她说：“我虽从小学一年级起从没旷过一天课，但在爸爸开刀这一天，即便我去学校上课，也是什么都听不进去的”当晚女儿学校的管乐队举办冬季音乐会，女儿还有一段长笛领奏，她没去参加，老师也理解，在美国家庭永远是第一位的。
手术选在一家曾经是犹太人办的私人医院。手术的前一天去医院做了血型及凝血时间的检查。我被告知我的止血时间是五分钟，属于二至八分钟的正常范围以内。可后来的故事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结局。７日清晨六时与妻子，女儿一同赶往医院。妻子得到一个呼叫机后，我们三人被立即带进了手术准备室。护士做完手术前应做的准备后，麻醉师走了进来。在与她们娘儿俩分手时，对她们说，如果有什么事发生，你们一定要互相照顾的话，以后发生的事便是经过四天的昏迷，苏醒后妻子对我的陈述了。
妻子和女儿坐在手术等候区（ＳＵＲＧＥＲＹ ＷＡＩＴＩＮＧ）等候，朋友请了假赶来陪伴她们。八点五十分医生出来通知胸膛已被打开。大约六小时后主刀医生出来说手术已结束，做得比较成功，下面就是观察内出血什么时候止住。一般止血的时间在一到两小时，可我过了这个时间仍在出血。医生开始怀疑是否手术中有漏针或其它差错造成流血不止，因此决定把我重新拖回手术室，打开胸腔做近一步检查。医生让妻子和女儿进入重症监护室（ＩＣＵ）看望了我一眼后，我又被送回手术室，再次打开胸腔做了检查，结果一切正常。至于止血时间长是因为我的血液较稀，不易凝固。或者说是东西方人的饮食结构的差异。西方人食肉类，奶酪制品较多，而我们东方人以碳水化合物，素菜为主。因此东方人的凝血时间要比西方人时间长，至于这个理论站得住站不住脚，我也不知道。但手术医生在我仍然出血不止时，反复问了妻子我最近两天吃了什么，我想这也不无道理。
被重新送回ＩＣＵ后，不知是因为两次打开胸腔还是用药的原因，出现了肺水肿，血里的氧饱和上不去。懂医的朋友说这也是非常棘手，甚至会影响生命的手术综合症。此后护士是每半小时观察一次，每隔一个小时向医生报告一次直到氧饱和上去了。据说手术医生当晚也留在办公室没回家。美国医生的敬业精神是令人敬佩的。如果做手术的医生在第一次手术后立即洗手回家，今天的结果恐怕不是我在这里写这篇文章，而是别人在给我写悼词了。
手术后的第二，三天，又出现血压下降，体温上升等病状。此后身边的医生走马灯似地转得不停。心脏内，外科医生；肺医生；神经医生；耳鼻喉医生；抗感染医生；还有几个我也叫不出名称的医生…昏睡了四天后，开始摘掉呼吸机换成自我呼吸。妻子后来告诉我这个过程我十分难受，手抓脚蹬，以至于护士不得不把我的手脚绑在床上，以防止抓断插在身上的管子。说起管子，手术室出来全身上下插地都是；脚上绑有专门的气囊，每隔一段时间自动充气，以压迫血液流回心脏，不至于形成血栓；有导尿管；肚子上开了三个洞插入的引流管；脖子上插入的输营养的管子；手臂上的输液管及自动测量血压的绑带；嘴上先是带着氧气面罩，后来换成鼻式输氧管。身上虽被扎得到处是洞，每天还有人来在我身上寻找下针的地方。护士笑称我是插针垫（ＰＩＮ ＣＵＳＨＩＯＮ）。我自己则抱着一付死猪不怕烫的态度，事到如今，也不在乎身上再多几个针眼了。由于长时间的扎针，体内的静脉血管产生了自然反应，碰到针刺就立马消失了。遇上有经验的护士，眼明手快地取得了血样，那些没经验的就把我当成他（她）们练基本功的活道具了。
在昏睡的四天里，我的自我意识一直在挣扎着想醒来，可怎么也醒不过来。昏睡中头脑里出现的房间和景物与我苏醒后所呆在的ＩＣＵ的房间与摆设完全一模一样，不知我在昏迷中何时睁眼偷窥了这一切。在我的记忆中，我连透过窗帘的室外的光线都清楚的在我头脑内，从天亮到天黑。在感到外面天色已黑，我仍然醒不过来，头脑里产生了我大概已不在人间了的想法。虽不曾有过如他人描绘的见到了阎王爷或从天上看人间的景象，但确实有一种到死亡线上转了一圈的感觉。朦胧中偶尔觉得有护士装束的模样飘来逝去，直到耳朵里清晰的出现了机器“嘀，嘀，嘀”有节奏的响声，心里顿时长长地松了口气，我还活在人间。半醒半睡中出现了熟悉的朋友的身影。朋友把我醒来的消息告诉了守候在病榻边多日，正在家小憩的妻子。等到妻子和女儿赶来医院，一家人又得以团聚，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虽然因为手术的插管造成声带失声，并还带着氧气面罩，可还是连比带划地想与她们交谈。
苏醒后的第三天，病情又出现了反复。突然间记忆力全部消失，反复地询问相同的问题——我在哪里，我到这里干什么来了？在我当时的潜意识里我觉得手术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妻子在旁边急得直掉眼泪，不知我将来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医生则把我送去做脑部ＣＴ扫描以确定没有血块进入脑内而阻塞了记忆方面的神经。第二天记忆恢复后，医生又给做了胸部ＣＴ扫描，腿部和心脏Ｂ超，甚至切开腿上静脉血管，把造影管送到肺部观察有没有血块。检查结果都是阴性。这种短时间的记忆丧失可能是因手术的深度麻醉所引起。听说前总统克林顿心脏搭桥手术后也有一段时间丧失记忆，此乃道听途说，不足为据。
因为病情的周折，我在ＩＣＵ呆了九天。该发的嗲发完了，该做的秀也做过了，把医生护士也折腾地差不多了，从此身体也开始慢慢地恢复了。被送入普通病房后，身体更是一天一个样，三天后就被打发回家了。临出院时发给了一张卡并被吩咐要随身携带。卡上除了携带者的姓名和顺序号外，还标明何时，何地，何人做了何种器官移植手术。我想此卡的目的无非有两个；一是在紧急情况下，急救部门可以依据此卡迅速地得到准确的信息，二是在过安全检查门时，凭此卡可向安检部门证明是因为体内固定骨头的钢丝激发了警铃，而不要被当做是一个身藏炸弹的自杀式恐怖分子。
回家几天后去见心脏内科医生，那里的护士问起对医院伙食的印象。她说她曾做过住院护士，一但病人开始埋怨医院的伙食，就说明那病人恢复得差不多可以出院了；女病人开始往脸上涂脂抹粉，也就是该打发她回家的时候了。这当然是行业里的笑话了。可说实话，美国医院的食物实在不敢恭维。只讲营养配方，不讲口味，说它味同嚼蜡，一点不为过。每日三餐，千篇一律，从不更换。早餐是一份炒蛋（无盐无味），一片桔子，一纸罐牛奶，一杯咖啡，一小碗燕麦片和一小块ＭＵＦＦＩＮ；中晚餐总是土豆泥，胡萝卜，牛肉或鸡肉再加一点罐头水果。我虽然几天没有进食，对这样的食物仍难以下咽。倒是一天朋友送来一小碗熬得稠稠的大米粥再配上一点剁碎了的咸菜，当时吃得那个满足劲儿不亚于健康人去吃满汉全席，可怜这顽固不化的中国胃。回家后更是鱼汤，肉汤，鸡汤不断。血色素迅速从离开医院时的７.８上升到一两个星期后的１０.５。至今我不明白老美靠在医院里那样的伙食是怎样恢复身体的。
经过这次生病住院，充分感受到了亲情和友情的珍贵。手术回家后妻子的堂兄从ＤＣ赶来照料，每天数餐，餐餐送到手边；我在加州的表兄表嫂用隔夜快递寄来了水果篮和新鲜花篮，也送来了手足之情；手术时，周围的朋友们组成后援团，有的负责陪伴妻女，有的负责供应食品；做医生的朋友不顾上下班的劳累，一天两趟赶往医院了解病情；有朋友下班后很晚了，仍饭不吃，家不回就往医院赶；妻子生日那天，朋友买来了蛋糕送到病房里；广州的朋友为了给我煲汤还特意打电话回家询问配料；外地的朋友的电话讯问不断以至于当月的手机使用时间远远超出了规定的用量。终归到一句话：“患难见真情”。希望这篇文章能略略表达一些对所有关心，支持我和我们家庭的朋友们的一点感激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