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天长啸 充满谎言的书 ——评汪东兴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我们拜读了汪东兴的大作《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读后，大为吃惊、大失所望。 在汪书的前言中，谈到了写书的目的：“我亲历了这次会议(1)的前后过程…我把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写出来，使读者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这段历史情况，对党史部门和史学工作者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可是，汪书到处是假话。揭穿汪东兴的假话，就是本文的责任。 汪书中的首页题词是：“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研究历史，总结、提高，发展”。实际上，汪东兴是要倒转历史的车轮，把人们的思想再禁锢到“两个凡是”的枷锁之中。该书没有“实事求是”；该书没有“正确的评价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和他晚年所犯的错误”；该书没有揭露江青、康生、“四人帮”一伙的错误和罪行。 汪书绝不是当今“研究历史，总结、提高”的著作，他的大作倒像是三十几年前的文革中，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隆重推出的著作。汪书写到：“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历史伟人”，“毛泽东主席以他无与伦比的革命胆略，在中国革命的危机关头和不同历史时期的转折关头，同形形色色错误的倾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汪书第三页）。读后，感到汪东兴的调子比任何人都高！“天才地”换成“罕见的”，“无以伦比的”，“远见卓识和高超的”（汪书第四页）；同时，汪书也用了毛泽东主席曾删掉过的、引起争论的副词“创造性地”（汪书第四页第七行）。 我们要指出的是，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蕴育了许多的历史伟人，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发明家、艺术家……，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历史伟人绝不像汪东兴所言是“罕见的”，“无与伦比的”，而是群星灿烂的。 关于“路线斗争”和“反革命” 汪书的一开头就如雷贯耳地给“读者”一点“参考价值”——“毛主席说过：‘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 。 不知道汪东兴是装糊涂，还是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践证明，毛泽东关于十次路线斗争的评述和提法是错误的，这种提法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该《决议》后，早已不成立了。至少与彭德怀、与刘少奇的两次斗争不成立了；至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等，对这些革命先驱和资深的革命者的功过是非必须进行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一概扣上路线斗争的帽子是有害的。 汪东兴所谈及的，所谓毛泽东与林彪集团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究竟又是一场什么样的斗争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那么，林彪在文革中的“反革命”，岂不就是反对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文革的动乱和浩劫吗？在文革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一条“极左”的错误路线（这条路线经常由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高举着）。那么，林彪反对毛泽东的路线，岂不就是反对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极左”的错误路线吗？ 在文革初期，林就不想介入毛、刘之间斗争的，林是被毛生拉硬拽拖入文革的。不管当时林是得已还是不得已，他是拥护了毛主席反修、防修的，是拥护了毛泽东反对刘、邓路线的，这一点林彪和周恩来、朱德等人是一致的，和党中央的决定是一致的。不仅如此，林彪、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样，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对毛泽东的重大决策都是信任的，对毛泽东本人也是非常地敬重。 但是，随着文革的深入，林副主席对毛主席的很多做法感到不安，尤其是毛泽东已经公开地站在党中央之上了，置党的集体领导于不顾；毛泽东也已经公开地站在国家之上了，置国家宪法和国家机构于不顾。全党、全军、全国的一切工作，只信任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少数人，中央文革只听命于毛泽东一个人，用“打倒一切”，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来搞文化大革命，一切国家机器被全部打烂、或形同虚设。 因为毛泽东在历史上形成的领袖地位，对毛泽东的很多错误做法，绝大多数老干部敢怒不敢言，敢忧不敢言。林算是敢顶毛的，但也只能从反对踢开党委闹革命，反对“打、砸、抢”，反对“造反派”，抵制和削弱中央文革入手。林得罪了毛，得罪了江青。虽然，林在文革初期，也支持过毛，拥护过毛，颂扬过毛，用过“极左”的语言。但“党的” 文化大革命，被毛变成“毛的”文化大革命，而且越搞越离谱，甚至在广大干部被揪斗，到处被砸烂，到处在夺权，全国一片混乱时，毛泽东竟和中央文革的成员在一起，提议“为开展全国全面内战干杯(2)！”……随着文革不断深入，林彪也越来越不赞成毛在文革中的不少做法了。 党的“九大 ”以后，虽然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已写进党章，但毛内心深处并没有想把“班”真正交给林彪（如果毛有真心，让林当个国家主席又何足挂齿）。毛时不时地想着张春桥，也没有忘记一张牵制林的牌——邓小平。毛是政治大家，对谁都未必有真心，一切都要从政治利用考虑。虽然毛对刘少奇的斗争胜利了，但毛对林来说，只不过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让林掌管的解放军为他保驾护航而已。将来是否真的把班交给林彪，毛泽东是有考虑的：从保住文革成果来看，林彪显然不如江青、张春桥适合，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已经发觉林彪并不是真心拥护文化大革命。因此，九大以后毛对林早就另有打算：先削弱林彪，搞一些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之事（四个伟大讨嫌啦，圈掉三个副词啦，缔造为什么不能指挥啦，一句不顶一万句啦，不一而足），再引其就范、逼其造反，寻机扳倒林彪。这是毛泽东的天机。 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表《我的一点意见》，表面上说“我们两人一致认为”，实际上一下山就开始“抛石头、挖墙脚、掺沙子”，从华北会议、军委座谈会，一个会接一个会地批判，甚至让毛远新抛出九届二中全会有“未遂政变”的大炸弹。林彪也不是等闲之辈，林没有象彭德怀、刘少奇那样屈尊于毛，“深刻检讨”，“或辞去职务，或解甲归田”，“回老家种地”。林就是不满足毛泽东让林彪低头的“强烈愿望”。毛破釜沉舟了，七一年八月中旬，亲自驱驾外地，煽风游说，矛头直指林彪。毛泽东在考虑林彪问题时，是以毛的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以能制胜为原则，人为发难，制造不少谎言，已经远离党内正常生活和党性原则了（不少资深的老同志，对毛很了解。在五九年反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就说：“主席整人很厉害，主席对人也使用些‘权术’(3)”）。林被逼入绝境，终于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毛对“亲密战友”相煎太急，引发出了一场恶果。 周恩来总理的方式则不同，他宁愿消耗自己，通过大量的心血，大量的迂回，把工作做的既不得罪毛泽东、江青，也使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周恩来曾发出“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下苦海，谁下苦海”这些感人肺腑的哀鸣。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这段惨痛的历史证明，只要毛泽东坚持文革中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仅是林彪最终要与毛分决裂，所有有正气的老干部最终都会与毛分道扬镳的。毛泽东去世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以他老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一网打尽，就是有力的证明。这是毛泽东晚年的悲剧。 因抓江青、张春桥一伙立有大功的，正是当年在庐会议以后，不断向毛泽东痛苦流涕、检讨求饶、“转变比较快”，“对问题认识很好的”（汪书第63页）汪东兴！这真是对毛莫大的讽刺 。 毛泽东对“九·一三”事件的错误处理以及支持、迁就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之流，明明白白冤屈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等人，毛在“九·一三”之后利用在军内已被整肃的反党乱军、造反夺权的“三种人”的怨恨情绪，汇合地方造反派，对刘少奇、林彪两个“骗子”大张挞伐。使地方老干部仍在水深火热之中，使解放军数以万计的干部又重新惨遭迫害。这也是毛泽东主席晚年所犯错误的重要一部分。在文革结束并被彻底否定之后，应该被清理的是“四人帮”支持的地方造反派和军队造反派。 毛泽东在文革中打倒了所谓刘少奇 “集团”，这样，在国务院各部委及各省、市、自治区的绝大部分主要领导干部被打倒；毛泽东又打到了所谓林彪“集团”，这样，在军队工作的、甚至很多是毛泽东自己麾下的大部分优秀干部也被打倒。 “九·一三”事件后，他又开始“用”邓小平。但是，邓只“安分”了不久，就开始与江青斗。毛泽东又用整治林彪时同样的口实：反江青、张春桥就是反文化大革命，就是反毛泽东。毛又一次支持了江青，并使邓又一次失败，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总之，在文革中，毛泽东把反对他的人都打倒了，把拥护他的人也都打倒了。最终，毛泽东成了孤家寡人，自叹“他不过是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间的孤僧罢了”(4)，他的队伍仅仅剩下中央文革几个“秀才”、造反派、秘书、护士、亲属，……看来伟大领袖真是有点可悲，他认为“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离开人世。 毛的 “两个凡是” 和当时的政治状况 “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毛泽东主席的“两个凡是”，在毛泽东时代，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作为“最高指示”，是可以理解的 毛泽东还振振有词地说过“阶级敌人为其本性所决定，七八年就要跳出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还要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人们掐着指头一算，可不是吗，彭德怀五九年跳出来，刘少奇六六年跳出来，林彪七一年跳出来，邓小平七六年跳出来；毛主席真是洞察一切啊！当时，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就是处在这样一种被欺骗境况之中。 因此，在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主席过世的时候： ——刘少奇仍是“叛徒、工贼、内奸”。其实，早在六九年十一月，国家主席刘少奇就被惨害而死于开封。 ——邓小平 “右倾翻案”，又一次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陶铸定为“叛徒”，定为文革中最大的“保皇派”。六九年十一月惨死安徽。 ——彭德怀元帅被长期监禁，屡遭毒打、揪斗而惨死，七四年十一月，骨灰在成都化名为王川而弃世。 ——贺龙元帅身陷囹圄，六九年六月含冤而死。 ——揪出彭、罗、陆、杨仍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张闻天仍在流放，治病不许回北京，七六年七月，最终冤死江苏无锡市。 ——以薄一波为首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仍在关押。他们满含悲愤，承受着比当年国民党监狱还难以承受的煎熬。 —— “内蒙内人党乌兰夫案”， “新疆叛徒集团马明方案”，仍然毫无松动，七四年八月，马明方已冤死狱中。 ——诸多的省长、省委书记、国务院部长，以至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等等都在案审查，都在打倒、靠边、关卫戍区、蹲牛棚、上干校之列，难以解放甚至难以自由。 ——诸多的科学家、学者、专家、教授仍在蒙冤受辱。 以上这些恶果，都是毛泽东主席的“最高指示”和“两个凡是”造成的，。此时林彪副主席早已化成五年寒骨，但这些冤案却无一解决。责任究竟在谁？！事情明摆着嘛！难道由死去五年的林彪负责吗？ ——七一年八月毛泽东主席突然南巡，公开指责林彪副主席，其实就是公开分裂党。他当时提出“三要，三不要(5)”，三不要的事，毛泽东自己全做了。把林彪逼得仰天长啸、无可奈何；迫使对文化大革命持全盘否定态度的林立果，迫使不愿蹈刘少奇、彭德怀前车之辙的林立果，裹胁老父踏上了不归之路。林彪的一生功名从此全部化为乌有，以“叛徒卖国贼”的沉重代价，真正成为“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毛“九.一三”以后说：“林彪帮了我的大忙”。因为这样的结局，就可以让毛泽东任意把自己在“文革”中所犯的错误统统推给林彪，把一切屎盆子统统扣到林彪头上。 ——同时，以江青为首的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也仅仅是受到毛泽东一点的批评，而与毛死后仅仅一个月，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震天怒吼，彻底粉碎“四人帮”相比，毛泽东的的确确是相形见绌，与全国人民的心愿反差太大了。毛泽东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打倒江青，毛阴阳怪气地批评江青几句，那是说给别人听的，让大家消消气而已。留心历史的人就会发现，毛泽东每次满不在乎的讲江青的“坏话”，都是要整治老干部的“托”。“刘、邓、陶”如此，“彭、罗、陆、杨”如此，“二月逆流”如此，林彪如此，邓小平也如此。 ——毛主席至死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三分缺点还是别人的。毛泽东绝不会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七六年六月，毛泽东说过“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 . . . . .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一生干的两件事，其中一件干错了，被否定了。 总之，林彪死后，毛泽东主席生前留下的应该彻底解决问题，异常繁多。重大问题，无一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