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质遭到谴责 吴琦幸 日前，三个被伊拉克恐怖主义分子劫持的日本人质回到本国，按照西方人的一般理念，他们的平安回国应该受到日本人民的热烈欢迎，他们在伊拉克的人道主义援助应该受到人们的尊敬。这三位人质其中一人是三十岁的妇女，她是一名慈善工作者。一名是一位自由新闻工作者，还有一位是自由摄影记者，他们都希望用自己的亲身所见告诉日本人民，在伊拉克发生了什么。但是当他们回到自己的故土后，却受到了本国人民的唾弃，几乎没有人为他们感到骄傲：责骂声，谴责声纷至沓来。这些人质在伊拉克受到的是恐怖的非人折磨，到了本国却受到了更大的压力。最近当媒体问他们劫持事件以来的最大惊恐时，他们几乎同样回答，第一次的恐怖经历是在被伊拉克恐怖分子逮捕之时，第二次是在伊拉克恐怖分子用刀架在他们的脖子上照相的时候，第三次，很不幸的是，是这一次回到日本。在全国一片愤怒声讨他们的氛围中，他们不断收到恐吓信和扬言要把他们杀死的电话，甚至连亲人们无法原谅她们，说他们为自己的国家增添了麻烦，不应该不听国家的规劝私自到伊拉克去。这使他们的身心受到的创伤比起在伊拉克来还更加恐怖。 我们在新闻照片上看到，这三个人质在接受大群记者采访的时候，不断九十度的鞠躬，他们的表情充满了悔意，木然呆滞，全然没有了赴伊拉克前线的时候那种充满冒险精神的昂扬斗志，由于他们被日本人民普遍认为是一种大大的犯错，这些人质感到困惑，为什么他们的个人行为会遭到全日本的一致谴责？人们的质问总而言之，他们不应该私自到伊拉克前线去。那么如何来解释日本人质的这种遭遇呢？ 对照美国人对于人质事件的看法，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他们一定会对于自己的亲人给予特别的欢迎，把他们当作英雄来看待，而不管他们在敌人的营垒中被俘还是遭到绑架，不管他们在敌人营垒中投降还是说尽美国的坏话，这在以前曾经多次发生。因为美国是一个最尊重人的国家，也是一个个人主义旗帜明显高扬的国家。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受到极度保护的国家，要求的是国家的利益必须与个人的利益一致，否则就先要遵从个人的利益。因此为国家打仗只是一种义务，而不是一种必须服从的命令。甚至国家的行为也要在民众意愿的基础上才可以实施。 日本这个国家一向把人当成一种零件，整个国家就是一台巨大的机器，每个国民就是机器上的零件，个人必须完全服从这台机器运转的要求，任何加重这台机器负担，给这台机器增添麻烦的事情都被认为是可耻的事情，即使与人的生命相比，这台机器的重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个人则是微不足道的。这种集体国民意识也就是一种国家主义和机械主义，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可以在二战的时候可以动员整个国家的力量为他们的天皇利益战斗，直至献上自己的生命，女人则毫不犹豫地献上自己的贞操。这种国民性今天的世界上已经不多见了。 日本曾经严格禁止自己的国民以任何理由到伊拉克去，宣布那里是一个危险区。毫无疑问，这种政府行为，每一个国民都要遵守。而事实上每个国民也都遵守了。但是这三个日本人是一种异数，因为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出了格的美式烂漫情怀。他们的这种个人冒险主义与日本人的循规蹈矩完全相左。而这一行为引起的麻烦竟然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慨。归根结底是因为日本人不能容忍一个个人的出格行为导致政府部门作出巨大的让步，乃至从小泉首相到内阁的全体人士为他们这三个人二十四小时地工作了两三天。这不是一种国家资源的大大浪费吗？而这恰恰凸现了日本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