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给儿子·提前十五年的信》作序 邵燕祥 沈敏特先生提前十五年给他未成年的儿子写了二十八封信，孩子还不到识字的年龄呢，怕是念也听不懂。我作为写信者的同辈，却完全看懂了。我为他的苦心所感动。因为我亦为人父者，我的儿子小时候叫闹闹，当我迎接这个几乎是陌生的但又十分亲近的小生命的时候，那份愉悦的接着是忐忑的心情可以说跟沈敏特相似以至一样；在本书今天的读者中，也必有众多有同感的知音。那时候，我是二十八岁，虽初为人父，却已经经历过划右派、戴“帽子”的严峻的一课，但是孩子的诞生让我在灰色的单调的生活当中看到了新的色彩，听到了新的声音，那就是生命的色彩和声音，每时每刻让我感受到生长和未来。于是我充满信心，重新萌发了让下一代得以健康的合理的做人的希望。由此，我在困蹇的境遇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沉重吗？与其说是沉重，毋宁说是鞭策。在1962年3月28日，一个北京春季特有的大风沙日子，正是闹闹呱呱落地的一年一个月零二十天，我终于把他这一年多的“行状”写了下来，这就是不久后被批判为“毒草”的《小闹闹》一文。在往后持续十几年的批判当中，我一直不悔，因为我为这一个小生命留下他最初的脚印，就像现在有些年轻的妈妈为孩子留下日记和逐年逐月的照片一样，这算什么罪过呢？而且，我还在文中预告了一笔： ……你得长大啊。 那时候，你自然要起一个像样的大名儿，那时候，爸爸将对你说一番别样的话。 批判我的人，认定我要说的是一番关于“（右派）翻案”的话，其实这是把我看“扁”了，难道我除了为自己辩诬以外，就再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吗？他们以为只要把一个人打倒在地，戴上政治帽子，这个人就不会再思考个人以外的世界了。 不过，在当时，我确实也还没有具体地想过将来说些什么“别样的话”给孩子听，等到多少可以自由地“说一番别样的话”时，有了另外一个“大名儿”的闹闹就到外地去上学，然后是毕业，是走向社会，转眼间他长到了他出生时我的年纪，幸乎不幸乎，他已经有了超出我当时的阅历。我索性把一些“别样的话”转而说给更多的人去听了——不过没有十五年的提前量。 现在读到沈敏特提前十五年写给儿子的信，也许因为“老年得子”，他更是爱得深，想得远，“掏出心窝子”说给孩子，从个人的经历和感受，说到生命的质量，顺境和逆境，“听话”与思考，初恋的可贵，爱与责任，婚姻和家庭这些伦理教育的内容，进而说到阅读与思维、科学与技术，读史的必要，思想空间和心理空间，什么是现代人，什么是爱国这样一些深层问题，以及关于金钱、时尚、公民意识与臣民意识这些日常随时会遇到的话题；他期望他的儿子具有自信和镇静的精神状态，培养起独立思考的能力，判断能力，选择能力，联想能力和创造能力；他又用自己和先人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切身经验提醒孩子，人生道路不会是一直平坦的：“我迎接你走进的世界……是富裕与贫穷、文明与野蛮、民主与专制、光明与黑暗、温馨与冷酷、公正与不公……交错争斗的天地。你能走好这人生之路吗？你能经得起上升和下沉、成功与失败的磨练吗？” 读罢全书，我想，如果当年，在我的孩子刚近成年，而我并没能对他说些实在的“别样的话”，即使偶有涉及却远不能说得如此中肯和深刻的时候，就有这样一本书出现，让我把它当作礼物送给我的孩子，那该多么及时，多么好啊。可惜，那时候没有这样一本书，沈敏特那时还不可能把这样一本书写出来，不仅因为那时他没有由他这个小儿子带来的激情，更因为书中这些思想是发掘了多少历史的矿石，又经过了整个80年代、90年代直到这个世纪初年现实的锤炼，才可能出炉的。 历史也许会在一个时段里停滞或倒退，但总的趋势是不断向前发展和进步的。也许十五年后当沈敏特的小儿子读这本书时，老沈又能够补充若干对新问题的回答和阐释，甚至孩子本身也能提出自己的看法；不过我相信，这二十八封信的核心内容，有许多是会历久常新的。以老沈身心的健康，他一定会在十五年后和长大了的儿子互相讨论，比赛谁的谈锋更健吧。 不要等到十五年后了。今天我们有一定阅读能力的青少年，还有他们的父母、祖父母们，何妨先睹为快？ 沈敏特的儿子，一定不会把这本书视为独得之秘，不与人共；老沈自己也一定希望更多的孩子都听到他的“祝福”和“嘱咐”，这该是他把这本书付诸出版的初衷吧？ 我和本书作者是有缘分的。他从大学毕业，走向工作岗位的第一个任务，竟是在1957年晚秋列席一场对“右派分子邵燕祥”的批斗会，从而促成他要求调换工作这一个影响人生道路的重大决定；近年来，我不断看到他思想十分“敏”锐而具个人“特”色的时评，且又因他约稿促使我在上个世纪末写了总结个人五十年心路的长文《狂欢不再》。因此，我乐于为他的这本新书作序，但绝不是仅仅出于友情，更是出于一种与作者相同的爱和责任感，我向读者推荐此书，并且首先把尚未印行的打印书稿推荐给我即将上中学的小孙女。她可以挑选能够看懂的篇章浏览，随后在成长的过程中，慢慢把全书看完，有所采纳，有所思考。 2004年4月14日 注：邵燕祥, 国内著名诗人, 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