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字的写作-有感于哈金的《疯狂》

无字的写作-有感于哈金的《疯狂》 《疯狂》是哈金作品当中,我比较偏爱的一部。因为它的写作,用了真情和头脑,而不是键盘和面孔。 所以,它首先是一部诚实的作品。它的成文,技巧和布局都在其次,那些都是用来吸引读者甚至左右读者情绪的东西,对于写和读的关系固然重要,但对于作品本身的价值,微乎其微。 哈金自己在中文版跋中说,这是“一本写了十多年的小说”: 《疯狂》是我最早动笔的小说,在一九八八年夏天就开始写了。当时并不清楚要写成什么样子,只是心里闷得慌,不得不一吐为快。第一稿写完时,根本不成样子:我意识到自己完全没有能力将它写好,只得搁下来。第二年初夏,天安门事件发生了,我决定把这种民族的疯狂也写进这个故事。这样一来,这部小说就难上加难了。其实,年复一年我写过许多遍,直到《等待》和《新郎》出版后,我才真正觉得有能力来完成这本书。 在这个思考和整理的过程当中,哈金本人也在慢慢成熟,慢慢脱离化妆用品,进入写作本身。在我看来,这样的阶段对每一位作家的成熟都是必不可少的。 现在的文坛,写字的人奇多。加上网络文学的蓬勃发展,几乎感觉身边每十个人里都有一两个在写作,走作家这条阳关大道。 这样的环境,也确实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写手,给大家机会把过去不可能有机会分享的文字拿出来分享,给写的人看的人还有被写的东西前所未有的机会。 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却在一定程度上阻拦了写作的人走过这样一个过程,令人难以把自己的想法和文字搁置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都会害怕浪费,害怕寂寞,害怕无休止地删改。 但这就好比我们教育孩子。孩子是我们的骨肉,我们总是疼爱的。但如果因为疼爱,就一味地宠着他们,那么早晚有一天,我们会为自己没有尽到的做父母当尽的责任而追悔莫及。 哈金在跋中,多次提到《疯狂》中难写之处,我很认同。相信很多其他写东西的人也有过这种而一步都迈不动无法给自己一个交代的体会。 当我读《疯狂》的前半部,也就是作者本人所说的早年就在写的那些东西,关于杨教授的病,我就在想,这真是一个讨巧的办法,用最简单的写作手法吸引足够的关注。但哈金的认真和勇敢,终归让我生出佩服。当他下决心同时讲述这三个故事:杨教授的失常,万坚的忧虑和觉醒,以及天安门广场,他一定也意识到自己做的是一个类似于赌注的决定。 成书给读者之前,没有人知道众人的反应,所以写作也是一种赌博。 但哈金的赌博不同。他用来下注的,不是商场上的那种筹码,而是认真回到自己原始写作状态的心血。 拿张驰作个小小的比较。他的《我们都去海拉尔》选择的是彻底的讨巧路数,这是每个人的自由,无可厚非。只是我很同情他,因为他以为自己走回了自己,其实在可怜的自我中,他通过别人看张驰,通过狭隘的自己看张驰,懒惰地把自己残存的一点才华给荒废了。 前段时间,整理自己过去几年写的东西,发现自己竟然在八年前写过半部长篇小说,到现在几乎都没有印象了。但是,当时写的时候,我可是激情澎湃。 那些文字就这么随着岁月沉积下来。我现在翻出来看,就在想,幸好当时我没有写完,不然现在怎么好意思去面对一部完整而笨拙的作品。也幸好我把它写出来了,否则我现在吹去一层薄薄的灰尘,下面藏着的是一个箱底,其它什么都没有,甚至没有更多的灰尘。 与很多认真写作的朋友们共勉。

网上无名 发表评论于
同感,一点思考
文章来源: 初来美国 于 2005-04-25 11:48:30

按理说,现在应该是出作品的年代,可恰恰相反,眼下是个光出作家不出作品的年代,许多人登上了文学这个大台子,干的却不是文学的事。数量上是写了不少,就连网络写手们一年都是几本几本的出,看着书店琳琅满目的书籍和鱼贯而出的新人们的作品,可实在是找不到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小说,许多中国人都想得诺贝尔,可跟国外那些获过大奖的老头老太太们一比,就发现王小波死得太早,余华和阿城笔没怎么写就秃了,基本上靠写写随笔维持风度,失去了伟大的虚构力量。莫言没叫人失望,正在使劲地写。我们期待的一些文学大餐,只能来自于传统经典和一些从国外翻译过来的东西,我们积累的文学遗产已经高达喉咙,有时侯即使学舌也能学得很象样了,只不过善于讲故事已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主旨了。

纯文学不必俯就大众,它自有它的使命,发展和完善我们的汉语,将当下的思想和经验用另人难忘的形式记录下来,汇入到人类的文化宝库中去。文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具有颠覆性,不完整性和丰富外延,它等待着文学青年们投入各自的头脑和心灵去点燃艺术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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