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阶段，有两次考试比较与众不同。一次是大二上学期解剖学考试，一次是大三下学期的微生物学考试。解剖学是西医的基础课中的重头戏，没有什么理论可言。全是死记硬背，或者更确切的表达为“死记硬认”，认识人体的各部位的结构及其相邻关系。在医学院的课程中分别为系统解剖学（人体解剖学）和局部解剖学，实际上是让学生在按系统（如骨骼系统、循环系统……等学习一遍后再按某一局部（如手部、上腹部……）再学习一遍，这样更有利于培养医生特别是手术医生。如果上了医学院，又想当外科医生的学生对此重视不言而谕。我在二医时领导我们解剖课程的是我住在天平路时的近邻—— 冯固教授，五十年代初，他就住在国泰新村，而且据说在那里挂过牌行过医。到我们系统解剖考试时，教授们出了一个新招——“苏联式”的口试，每位考生在一个布口袋中摸出一个号，按号索题，准备五分钟，然后面对老师口答，当场并不给分，但大多考生对自己应得的分数心中有数，大差不离。这种考试方法与所受教育有相同之处，准备了很多，而考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如书读了很多，而实际用到的可能只是很少一部分。但如你抽到的题目是你没有准备到位的。那你必得二分无疑（当时是苏式五分制，二分为不及格）。真应了“书到用时方恨少”的老话。那时是1963年底1964年底的冬季，同学们按时段来到二医邻近思南路的解剖室门前等候。天冷心急，还好我的号靠前，上午10点多就进去了，抽到的题是最小的部位——脑干部，不要翻动尸体标本，只要在许多玻片标本里找到红核，黑质的部位指示给教授看，并说出它们的功能及相关关系。说实话这是一道解剖学的边缘题，又死又活，指示部位很易，而说出功能及相关关系，即使到40多年后的今天也不是容易的事，我在把解剖片子找出来后又在几张片子上提出了它们的位置，主考又找了几张片子叫我指认。自以为不错，然后款款而讲功能及相关关系。时近最后几分钟，突然想起生理学讲义中的对此的阐述又补充了一番。英美学者认为……等回答进一步提问时，已是力尽。告答毕后退出。算是没有被判要补考（3、4、5分等级要等成绩单告知，如为2分则当时通知回去再准备补考）。当时百家争鸣，是文革前十六年较为宽松的一段时间，各位教授都又有自己的观点，所以解剖学教授（据说是德日派），要与生理学教授（据说是英美派的张鸿德教授是当时的生理学教授，教研组长），争向宣传自己学派的现点、成就。总算是二位教授涉及这一观点的讲课都在二年级上学期，并且我当时即感觉到讲授的不同点，两面的说法全答上了。不知是对是不对，总之最后我留意了一下最后得分是 “4分”，不知是答全了被扣分，还是没答全被扣分。另外是64年大三时的微生物学，当时领导微生物教研组的教授是余贺，执教我们的主讲是张詠，可能是我们丙班总带点教改试点的意思，我们那一年学科结束考试只有一道题“免疫在人体的作用”。多大的题？可写成综述也可写成科普，题目大但时间是有限制的，深度又可考人，其实这种题对大三的学生（如属一般程度）有点大了，但很可以考察知识的深度。用来收研究生到也可算一种测试。这样的题对不喜欢死背而理解能力强，文学表达能力占优的学生有利至极。譬如我就得了最高分。而十分用功的一位女同学又是该科的科代表，就对她自己的得分十分不满，但也无可奈何，我想如果她参加甲、乙两班的传统方法考试一定会得高分的。这位张詠老师当时约40岁左右，所以等到文革结束，重招研究生时他是主力导师了。关于他最著名的传闻是50年代曾经在自己或子女身上（咽喉部）做过免疫疫苗（麻疹？）的培养，因而为大众赞许。但换了今天自己当志愿者当然无可非议。如在无自主能力的子女身上作培养则肯定大受非议，是否要动用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来衡量了。 2005年3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