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说， 我不能说， 可我不得不说” 这是王朔在《顽主》里的一句贫嘴，我得用这句话说说我对王朔的感受，因为看到在网上贬王占了多数。
王朔挺谦虚的（或者叫自知之明吧）， 他从来都管自己叫“码字儿” 混饭吃的。他的出名可不是因为他的那些爱情小说， 那时他成名后的副产品。 王朔真正成名是靠他那些所谓的“痞子文学”。
啥是痞子文学，他那些小痞子的爱情故事算是一部分但不是最核心的， 最核心的应当是 “顽主”， “一点正经没有” 这些插科打诨的故事。在北京， 他开始吸引人眼球， 大概是从87-88年开始的。那个时候， 北京青年报（当时以思想前卫著称）围绕着王朔有一个大的辩论。好像题目我还记得 “不是顽主不真诚”。探讨题目还是老东西， 什么是文学， 文学是干什么， 向王朔这样的描写小痞子的文字应不应该出现， 什么是真诚与虚伪等等。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争论， 得从哪时的人和时代结合起来。
其实他所吸引的人也有限，大概是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的生出来的一代。这一代人算是生活在红旗下， 但是没有前面那些大哥大姐们造反，上山下乡的经历， 没受过共产党的骗， 所以没有他们那么深的伤痛。 就算89年上街，心里头还真希望共产党好好治理贪污，让祖国更富强。 毕竟“爹亲， 娘亲，不如共产党亲”嘛！而当时的社会还是体制下的社会，干什么都要有个组织，上班要进国营，集体。就算从80年代流行的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再伤痛， 再反思， 你也要在体制内， 不然的话就得落白桦，刘宾燕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下场。
然后是大家众所周知的86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89年天安门那档子事。 就在这期间， 前前后后的年轻人们不断的经历对共产党的破灭， 而那些伤痕文学，知青文学离自己又太远。这时候蹦出两人，王朔和崔健。
俩人的共同特点—-不参加（或不屑于参加）进体制之内， 并对这个体制进行无情的嘲讽与挑战。
如果你看王朔的那些痞子文学，借着臭贫，装疯卖傻，把当时的体制痛骂一遍。 比如在顽主里把青年思想工作着“赵老师”损了个底儿掉，拿那时候被人们高看一等的作家与作协开涮，对老革命的不恭敬态度，对共产党教育的观念无情的反讽。 就连那些痞子的爱情故事也不是通常的“好人”的故事。无论是方言，吴迪， 还是石岜。
在经历了86，89之后， 心里不仅愤怒无法排解并且更增前了许多困惑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个人告诉年轻人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人家教育你的， 也许你所接受的那些教育大部分是谎言，是虚伪的，这个世界不只是一种形态， 一类人， 而可以有令类的思想与人存在。
崔建唱出了年轻人心中的愤怒与疑惑， 而王朔让当时的年轻人有了一个新的思维方法。我记得当我第一次看王朔时， 心中的念头是“这人太牛逼了，什么都敢开涮” 并且以后再去看曲啸之类的演讲， 心中就多了一个疑问。而王朔的思维也一直没有变，那就是“挑战传统” “挑战权威”， 所以在有他后来挑战老金，评论鲁迅的那些文字。 我想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不要去人云亦云。用自己的脑子而不是用别人的脑子看事物， 看人。
王朔的成名绝对是无心插柳的结果， 是时代造就了他, 因为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把他的文字放在今天绝对不会有多大的动静， 因为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比20年前在思想上有更多自由的社会，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痞子文学显得不伦不类。 要是他的文字再早个20年出现， 估计得落个魏经生的下场。估计他在42岁往上的人群中， 70年代末出生的新新时代中不一定找得到市场， 惟有靠他的幽默与爱情故事继续码字儿赚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