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追求完美人生 阿尔特﹒特里戈原本就职于我家附近那个俱乐部，我因为经常在那里吃晚餐而认识了他。开始时我只是请他帮我给持牌人写了一篇公司的内部通讯，后来就干脆聘用他作我的司机和贴身侍从。他从此成了我五十几岁到六十岁这段时间身边最知心的陪伴，我们就象童年时代的亲密朋友一样。我离不开阿尔特粗俗、可笑的幽默，也需要在晚上就餐时有一对耳朵可以倾听我诉说心事，因为当时正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干扰我，使我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 我又被爱神之箭击中了！她就是家住在圣保罗的琼妮﹒史密斯。 我到圣保罗去是为了会见那儿的一家饭馆的老板吉姆﹒泽恩，他有兴趣成为麦当劳的持牌人。然而，当与吉姆一起在他的餐厅吃晚饭时，我发现自己怎么也不能集中精力跟他谈话，原来是他们餐厅作为背景音乐的经典的风琴演奏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身上的音乐细胞都被调动起来并融入了那生气勃勃的乐曲。于是，吉姆把我带过去，并引荐我认识了那个正在弹琴的人。 哇，我被这金发碧眼的美人惊呆了，我们双方的目光一接触就碰撞出了火花。是的，她已是有夫之妇，而我也是有家室的人，因此我们赶紧避开对方的目光，但我永远也望不了看到她的那一刻。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经常见到她。吉姆﹒泽恩的申请加盟麦当劳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即可以出差去圣保罗。我和琼妮的关系从偶尔交谈几句话，发展到用风琴和钢琴和演二重奏，进而发展到经常性的热情诚挚的交谈，我向她大讲我的麦当劳以及公司的前景，而她是个非常入迷的听众。 吉姆﹒泽恩最终得到了一个位于明尼波利斯得的麦当劳餐厅，而且就象命中注定一样，他聘请了琼妮的丈夫罗里作他的餐厅经理。因此，琼妮经常打电话跟我长谈，请教有关问题。当然我们的谈话表面上严格限制在生意方面的内容，实际上却掩盖着越来越深的情感。每次我挂上电话听筒时，都觉得浑身上下充满着喜悦的激情。 这种感觉使我不可能再跟爱西奥住在一起了，于是我就从家里搬了出来，住进一间公寓里。下一步我就计划向琼妮建议，我们各自办理离婚手续然后再结婚。我知道这将是一个对她来说必须面对的难题，因为我们都是在尊重宗教和传统礼仪的家庭里长大的，从小就相信婚姻神圣不可侵犯，这使她很难下决心提出离婚。我想如果我们两人中必须有一个人先行一步的话，那个人应该是我。 于是，我先从爱西奥那里赎回了我的自由。作为对她的补偿，我把除麦当劳股权以外的所有财产都给了她，包括我们的房子、汽车、所有的保险金和每年三万元的赡养费。我很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因为我尊重爱西奥，她是一个可爱的人，一个称职的主妇，我希望她将来生活无忧。我直接面对的问题就是必须筹钱支付昂贵的律师费，我的律师收费二万五千元，爱西奥的律师收费四万元。我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筹措到这笔钱，那就是卖掉我的普林斯销售公司，这个我当初作为一个独立的生意人曾赖以生存的公司。哈里.桑那本帮我安排了一个交易，即麦当劳的管理人员集体以十五万元现金买下了我的普林斯销售公司的股权。它实际的价值远不止这么少，但我不介意，因为我急需现金，而必须马上将该公司脱手，那我情愿便宜我们自己人（他们后来把公司卖掉，得了差不多一百万美元）。 现在，只要琼妮离了婚，我就可以娶她了。这一想法让我充满喜悦的期待。我知道还需要进一步努力才能说服她，但我肯定她最终是会接受的。现代人的婚姻出问题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于是我又去见她，当面把我的情况告诉了她并看她的态度。实际上她对此事的反应一点也没有出乎我的预料，而且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当然，她也需要时间好好考虑一下。我对此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并再次把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麦当劳的工作中，以此来缓解等待中的焦急心情。 此时，在我心中，有关公司发展计划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结束与麦当劳兄弟的关系，这样做部分程度上是由于个人的原因。麦克和迪克这两兄弟做生意的行为方式越来越让我心里不舒服。比如，我曾经把我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纸杯供应商洛伯曼介绍给他们，而且他们也从洛伯曼那儿买他们需要的所有的纸杯。麦克和迪克有时会到芝加哥见洛伯曼，并要他开车带他们参观当地的麦当劳餐厅，但他们从不到公司总部来，甚至连电话都不打一个。我总是事后才从洛伯曼那儿知道麦当劳兄弟都去了什么地方，说了些什么。使我想脱离麦当劳兄弟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拒绝对当初签定的有关公司发展的协议做任何修改，他们把不跟我们配合的责任推卸给他们的律师，他们的律师当然与我在任何时候都是势不两立的了。反正无论如何，我都要尽快摆脱他们对麦当劳公司的控制。 我通过他们和洛伯曼以及其他人的交往中了解到，他们是有可能被说服出让自己的权利的。麦克的健康不太好，迪克也曾经提到过这一点，而且说过考虑退休的话。我希望可以帮助他们实现这一愿望，但就是不知道代价将会是多大。哈里.桑那本曾跟我多次花很长时间来研究，如何跟麦当劳兄弟来谈这件事最妥当。最终，我决定直截了当，不用拐弯磨角，因为他们的律师将会浪费很多时间来跟我们踢皮球，最后的结果都还是一样。 于是我打电话给迪克，直接要他出价。一、两天以后，他的答复来了，我听了之后差一点把手上的电话摔出去。他们的开价是两百七十万美元！我跟他说，你们简直是想逼迫我从这二十层高的写字楼里跳出去。 迪克解释说：“我们希望每人可以得到税后一百万，雷，那是包括所有的权利、名称，甚至那间桑博那地诺的餐厅。你知道，我们想我们是应该得到这么多的。我们已经做了三十年了，每周工作七天，一周接一周从未停过。”听来非常感人，但我怎么也流不出同情的眼泪。 要筹措到如此一笔巨款确实是不容易的。我让哈里去那三家曾经借给我们一百五十万元的保险公司碰碰运气。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把还需要借钱的原因告诉他们，因为他们有权不同意我们借钱。但约翰﹒戈尔斯尼尔说“鲍﹒瑞佛里人寿保险公司- Paul Revere Life Insurance Company”已经不能借更多的钱给我们了，佛雷德﹒费得里从“国家共同人寿保险公司- State Mutual Life Assurance”得到的答复也是一样，而“马萨诸赛州保险协会- Massachusetts Protective Association”说没有其他两家合作，他们不会跟我们签合同。三击不中，我们只好到大街上去了，希望可以碰到背着一麻袋钱的圣诞老人。 我的情绪非常低落，于是就打电话给琼妮，把这里的情况告诉她，并跟她说，如果她可以在身边陪伴我，我会觉得好受些的。她说，她现在还不能做决定，还需要更多时间来考虑。见鬼！ 哈里在纽约找到了可以给我们钱的人。他的名字叫约翰﹒布里斯托，是普林斯敦大学、哈佛大学、卡内基工学院以及福特基金会等十二个教育和慈善基金的财务顾问。我想，我们之间达成的协议，可以说是对美国财务融资方法的创新。哈里也对这个错综复杂的设计方案能够行得通而非常得意。 方案是这样的：作为对布里斯托的团队（我们后来将其称之为“十二门徒”）借给我们两百七十万美元的回报，我们将分三个阶段付给他们所有麦当劳餐厅营业额的百分之零点五。在第一阶段，我们将支付百分之零点四，把另外的百分之零点一拖后到第三阶段。这营业额的百分之零点四的金额将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于按两百七十万美元的百分之六支付利息，剩下那部分用于还付本金，当本金还清时，第一阶段终止。第二阶段的时间长度与第一阶段相同，在此阶段我们直接付给他们营业额的百分之零点五。第二阶段结束后，开始第三阶段，这时候我们再将第一阶段未付的那百分之零点一付清。 我们起初的预计是，以1961年的营业额为基础计算，要到1991年才可以完成全部三个阶段。实际上我们只用了六年时间就还清了本金，而到1972年就把这笔贷款全部还清了。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交易，所有交易各方都相当满意。“十二门徒”共赚进了一千两百万。看起来这是一笔很大的钱，但请记住，如果不这样做，我们本来也是要把营业额的百分之零点五付给麦当劳兄弟的。对我们来说，完成这笔交易的全部支出是将近一千四百万，相对于这几年公司赚的钱再加上不用给麦当劳兄弟“交租”省下的钱来说，这一千四百万简直就是一粒花生米，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按现在整个系统超过三十亿的年营业额计算，那用于“交租”的百分之零点五可就是每年一千五百万呀！ 麦当劳兄弟快乐地退休了，并在帕姆温泉投资了一些房地产。麦克几年后去世，然后迪克也搬回到老家新汉普斯亥尔，并娶了他青梅竹马、举止文雅的女友，一个银行家的女儿多萝西﹒佛兰克。多萝西的第一个丈夫已经去世了，而迪克那时也离了婚，所以他们俩又幸运地走到了一起。我听说，他们的幸福婚姻甚至使迪克这个粗鲁顽固的新英格兰人也变得温柔起来，他现在回忆我们之间的合作时说“那是一个最好的生意伙伴关系”。 我对这一结果也是非常满意的，只是有一件小事至今仍如鲠在喉，那就是麦当劳兄弟在签约的最后一刻变卦，坚持要保留他们在桑博那地诺的那间餐厅，他们说要让他们自己的员工帮他们经营。多么讨厌、下流的把戏！我们当时非常需要那间餐厅的收入，而且那是一个全加州最好的位置呀。我歇斯抵里地大声抗议也全无作用，他们说如果没有那家餐厅，他们就会推翻整个计划。最终他们保留了那家餐厅，并改名为“大M”，而我就在它对面开了一间麦当劳，并把他们的“大M”打败了。那段经历使我无法宽容或原谅麦当劳兄弟，他们不遵守诺言，迫使我不得不竭尽全力，历尽艰辛，在加州挥汗如雨、一吋一吋地开拓麦当劳的疆土。 啊，加利佛尼亚！我被在这里所看到的前景迷得神魂颠倒。全国来讲，无论是人口增长，还是经济、文化的势力，都在从东北部向南部和西南部迁移，我也同样希望麦当劳能在这片正在崛起的土地上佔有自己的领地。 有一次在车上，我跟阿尔特﹒特里戈谈起加利佛尼亚。我说；“你知道，我一直在想，我应该到加利佛尼亚去，并在那儿也安排一个办公室…”。阿尔特一边驾驶着我的雷鸟轿车穿行在密支根大街上，一边调侃说：“我认识一个家伙也有同样的想法，后来医生让他每天晚上把脑袋泡在啤酒里，结果把他这个病给治好了。”我问他：“你不喜欢阳光吗，阿尔特？”他回答说：“除非同时有月光，雷。” 那一瞬间，我脑海里象翻开一本像册一样闪过一个个镜头，引起我回忆的思绪如潮。我并不是在思念故乡，而是在脑海里更加坚定了对麦当劳的信仰，并回忆起曾经在麦当劳帮助过我的人们。我说信仰麦当劳，是因为对我来说她就好象是一种宗教一样。在这里，我丝毫没有冒犯其他任何宗教的意思，但我对麦当劳确实就是这样看的。我经常说，我信仰上帝、家庭和麦当劳 – 在办公室里，这个顺序要颠倒过来。正在参加百米竞赛的运动员是一定没有想着上帝的，除非他不希望赢得比赛。他当时的脑海里只有跑道，而我的跑道就是麦当劳。 脑海里的镜头画面： 一个消瘦、严肃的年轻人，神情紧张地坐在我的办公桌旁边。 他的名字叫路易奇.索尔万内斯奇，刚刚从意大利移民来美国不长时间。琼.马丁诺作了他的移民担保人，并在伊利诺伊斯州的格林艾林麦当劳餐厅给他找了一个作员工的工作。我找他来是想看看他有什么潜力可以在我们的企业里发挥出来，并使他可以有个好前途，因为他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英文 – 他的词汇量可能比我还大，问题是他的学历太高了。他从罗马大学和梵蒂冈的拉丁语大学获得了教会法博士学位，平时拿阅读古希腊文作消遣。他刚来美国时，希望在大学里找一个教书的工作。他的太太也是博士，当时已经被印地安娜州的瓦尔帕莱索大学聘用了，出乎路易奇意料的是，他过来时，这里的学院已经不再教授拉丁语了。因此，路易奇的专长没有用武之地，于是他就在麦当劳餐厅做了下去，并从员工开始，一步步地升到了餐厅经理的位置。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他谈了许多有关“文化冲突”的内容，谈到他经历了多么大的一个转变，从罗马这样一个古老、文雅的城市来到麦当劳餐厅工作–这个具有 “车轮上的国家”的典型特征的场所，看到的是人们手上拿着刚买的食物，一边开车一边吃。他还谈到另一个想法，那就是我们的红白相间的建筑设计该改变了。 他是否真是个书呆子？ 我最后还是决定把路易奇调到公司里来。他所受到的教育使他经常可以超出一般的商业管理层面，看到问题的其他方面，而且他处理问题的能力也很强。当然，他的工作记录说明他完全可以去我们新开的公司经营的餐厅做餐厅经理。路易奇曾经在格林艾林麦当劳餐厅做了一件事，那就是给员工讲课，这可能也是我们整个系统中的第一次正式的营运管理课程。他认为他的员工没有用适当的方式招呼客人，于是他就写了一个所谓“售卖处员工培训教材”并在餐厅的地下室给员工上课。那些上课的员工们就坐在地下室里存放的油桶上听他授课。他甚至还给员工留家庭作业，如果哪些人完成得好，他就会发奖金给他们。 我还是在把佛雷德﹒特纳请来公司总部上班那时候就产生了要给新来的持牌人和经理举办培训课程的想法。佛雷德也非常热衷于此事，而且我们在后来的会议上经常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但总是因为有更紧迫的事而把它暂时放下了。然而，佛雷德并未将这一想法束之高阁。他与阿尔特﹒班得尔以及我们另外一个区域管理顾问耐克﹒卡洛斯合作，为持牌人编辑了一部训练手册。当我们计划在芝加哥西北部一个快速发展的地区 - 艾尔克庄园建一个公司经营的餐厅时，我坚持要他们把餐厅的整个地下设计成一个大地下室，而不是象以往一样，地下室只有半个餐厅大。这个地下室就是我们的第一间教室，并最终由此发展成“汉堡大学”。艾尔克庄园的麦当劳餐厅旁边就有一家汽车旅馆，从外地来上课的持牌人和经理们住在那里也很方便。学员们每天上午在堆放着一袋袋马铃薯的地下室里，坐在扶手带桌板的椅子上，听耐克﹒卡洛斯、佛雷德﹒特纳和汤尼﹒费尔克给他们讲课。下午，他们就在楼上的餐厅里，通过实际操作来应用所学到的东西。课程结束时，我们授予学员“汉堡学学士”并兼修“法式薯条科目”的学位。我们的第一批学生共有十八人，到1976年为止，还有十人仍在麦当劳系统内。 上帝呀，保持年青、不断成长真是太好了！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报纸报道我们的故事，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我们给美国的经营方式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报道赞扬我们的持牌人，赞扬他们对当地社区活动的参与和贡献。 美国公众太需要听到类似我们的这种故事了，他们已经厌倦了关于官司的胜败、社会的阴暗面以及有关冷战的政治性新闻。苏联方面不断发出的有关新式弹道导弹的研制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等恐吓性新闻，使美国社会中弥漫着对战争的恐惧和要准备打仗的心态，许多人开始在自家的后院挖防空洞，并阅读有关核大战爆发时的防护措施等方面的文章。1959年秋天，苏联前总理尼古拉﹒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把皮鞋脱下来敲打着桌面，向全世界宣称，他的苏维埃联盟将埋葬资本主义。此后不久，芝加哥太阳时报有一篇专栏文章这样写道： 九名即将退役的海军士兵来到位于芝加哥拉赛勒大街的麦当劳公司总部拜访了雷﹒克洛克先生 - 麦当劳连锁快餐店的创始人。他们告诉克洛克先生说，他们九人一同入伍，现在又一同退役，并希望可以一同做生意。克洛克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他们九人将成为俄勒冈州波特兰麦当劳持牌店的合伙人。这就是雷﹒克洛克先生帮助美国人实现他们的资本主义梦想的方法。等着瞧吧，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 在麦当劳快速成长的年代里，我曾经举行过许多次新闻发布会，也接受过很多次采访，但记忆最深的那次是由阿尔﹒高林安排的接受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哈尔﹒博伊尔的采访。我知道博伊尔名声在外，他是获得过普利策新闻奖的战地记者，而且似乎在我到过的每一个城市都可以看到当地报纸刊载他的专栏文章，但我真的不知道他也是纽约最喜欢打乱采访计划的记者之一，因此我并没有注意到阿尔﹒高林的困境。采访当天高林接到通知说，博伊尔忘记了我们的约会，并将采访安排在其他时间了。阿尔只好告诉我出了问题，我们的采访没有按计划安排在午餐时间，而是改在博伊尔的办公室进行。 这一临时改动对我来说本无所谓，但我确实没有准备在这样一个大房间里面接受他的采访，而且周围还有一群文字或电视记者在不停地打字或发电报,嘈杂的环境让人很难听到自己在说什么，也无法集中精神。博伊尔看起来就象个喜欢搞笑的爱尔兰酒吧间招待一样，坐在一个乱七八糟堆满纸张的写字台后面。他搬开一把椅子上的一大摞文件，示意请我坐在那儿，而我却一屁股坐在了一张办公桌上，这使我的公共关系顾问看起来不太舒服，但我不管那么多。我滔滔不绝地讲起麦当劳的故事，越讲嗓门越大，试图盖过那嘈杂的噪音。随着我们的对话的进行，越来越多的记者、编辑放下自己手中的工作，聚集到博伊尔的桌子周围。我讲完时，整个办公室里一片寂静。一群人围过来听我讲故事，其中有几个还问我，如果他们辞去现在的工作，怎么样才能成为麦当劳的持牌人。博伊尔也被我的故事打动了，他后来在专栏文章中这样写道： 就在比萨馅饼正在美国风行一时的今天，雷﹒克洛克却用了不到五年的时间，就把一种传统的美式食品 – 汉堡包儿的生意做到了年销售额达到两千五百万美元。五十六岁的克洛克 – 这个每年卖出一亿个售价为一十五分钱的汉堡包儿的连锁系统总裁宣称，“我把汉堡包儿放到了装配线上来生产”。 文章接着描述了我们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并这样结尾： 克洛克告诉我们，在他的这一规模宏大的汉堡连锁店王国里，平均每家店的年营业额是二十万美元，净利润四万美元。平均每个客人的一次消费额是六十六美分。他语气干脆、明确地说，“没有一个加盟者失败了…我们也看不出怎么会有人失败。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让我们的加盟者失望，因为我们总会过来帮助他，甚至把他的店买回来。” 在他的报道中没有提到的、也是我不愿意告诉任何人的事就是，尽管我们的餐厅数量在不断增长，我们的“开发期记帐法” 也可以让我们的报表显示出赢利，但我们还是没有现金净流入。我们当时的情况非常艰难，因为购买或租赁土地、建造餐厅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我们自己从出租给持牌人的餐厅回收的租金远不足以支付前面讲的投入。在我们的前一百六十家餐厅里，只有六十家是我们自己建造的，我们只能从这六十家餐厅可以收到超出服务费以上的租金收入，而其他的餐厅都是持牌人自己拥有或租赁的物业，我们只能从他们那里收取营业额的百分之一点五的服务费，这一现实把我们至于非常尴尬而自相矛盾的境地。我们的毛收入不断增长，很多家餐厅独立来说它的生意都是越来越好的。例如，明尼纳普利斯的一家餐厅，那时它一个月的生意额就做到难以置信的三万七千二百六十二元。但同时，我们的公司总部的收入却刚刚够发工资。哈里.桑那本不得不命令大家，所有超过一千元的帐单都不能一次性支付，而必须按月分期偿还。 这就是迪克﹒博伊兰决定要聘用一个新的年青会计师盖里﹒纽曼时我们公司的情况。迪克当时已经成了哈里的替身，哈里希望做到无论他自己发生任何意外，公司的运作都不受影响。另一方面，如果不告诉迪克﹒博伊兰你准备做什么和其中的原因，哈里是不会批准花出一分钱的，甚至根本不予理睬。我们当时需要一个有建筑行业经验的会计来帮我们做成本核算。纽曼曾经帮一些房屋和管道承建商做帐，所以博伊兰把他请了来。起初，盖里只想把我们当成他的会计事务所的客户之一来对待，但不久他就发现我们的工作太多了，他根本没有时间做其他客户的事。如果我们能付他足够的费用使他单只做我们的生意的话，那他也无所谓，但我们不能，我们能给他的只有越来越多的工作。我们当时的办公室里已经有四十五人，而我们的现金收入尚不足以支付这么多人的费用。终于有一个星期，我们应该发工资时，银行的帐户里已经没有足够的钱了。盖里想了一个办法，把发工资的周期从一个星期改为两个月。他特意出了一个通知，告诉大家如果有谁因为哪个周末没有领到工资而过不下去了的话，可以从公司借十五块钱应急。 脑海里的镜头画面： 我正同迪克.博伊兰、哈里.桑那本以及这个新人盖里.纽曼一起坐在迪克的办公室里，开一个晚间会议讨论有关会计方面的问题。我对盖里并不了解，只是听说他也非常聪明。那天，阿尔特.特里戈刚从新加坡回来，带给我们一大包烤猪排和其他食品，于是我们从正在讨论的话题上停下来以分享这些美味。我很高兴能暂时不去理会那枯燥的帐目，因为我其实真正想说的是从我们全国各地的餐厅报告来的巨大的销售额。我说；“听着，我们正在接近达到月营业额十万美元的目标，早晚有一天我们会进入年销售额十亿美元的公司行列。” 纽曼被我的话惊呆了，他楞楞地看着我，嘴里嚼着没咽下去的烤猪排，眼睛睁得大大的，样子非常可笑。 几年后我才知道，那天他回到家告诉他太太苞比说他那天晚上见到了我。他认为我要么是个傻瓜，要么是个梦想家，或着二者皆是。当时他担心的是我们的公司能否坚持到下个星期，而我却在侃侃而谈什么将来的十亿美元营业额。这件事过了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间，另外的一个连锁系统用两倍于我们的薪水挖盖里﹒纽曼过档，他拒绝了。当那个不相信这一结果的猎头问他原因时，盖里回答说：“因为他们没有雷﹒克洛克。” 但我认为盖里不仅仅因为信任我才留下来，还因为他具有自己的理想和勇气，他的思想在许多方面跟我类似。他记忆力极好，能记住发生过的任何事。但有一点不象我，那就是他不仅凭记忆，他还象个老鼠一样收藏了很多别人不重视的报告或奇怪的文件，所以他可以明确地回答任何有关麦当劳的问题。他甚至记得许多连我都不记得的事，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少见的。 有人说，每一事物都可以用钱来衡量它的价值，我说那纯粹是胡扯！有些事是钱买不来、努力工作也得不到的，其中之一就是快乐。我这儿就有个问题让人无法回答：如果我从来没有遇见过琼妮﹒史密斯的话，我会快乐吗？我不知道。当然我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那是我的生命。然而，遇见她以后，我觉得缺了点什么，于是我就去追寻。我为此可以放弃一切，甚至拿我的麦当劳来换她。但钱在这件事上无能为力，我能做的就是等待，希望她会来到我的身边。 终于，好象距上次通话几个月后，琼妮打电话告诉我说，她已经决定了。是她妈妈和女儿帮她决定的。她们都强烈反对她离婚，而她自己也离不开她们，于是她回答我说，答案是“不”。我顿时觉得一个巨大的裂缝撕开了拉赛勒大街，我们的办公室在电闪雷鸣中轰然倒塌，废墟之上浓烟滚滚。当然，只有我一人感觉到了这场灾难，这使我更觉得百倍的痛苦。我独自一人静静地坐在那里，任由电话铃响了又响，几个小时过去了，随着夜幕的降临，路灯亮了。这时候，我听见阿尔特﹒特里戈在外面的办公室叫我。 我对着站在门口疑惑地看着我的他说：“收拾你的东西，阿尔特，我们去加利佛尼亚！” 第十一章 转战加利佛尼亚 还是在1959年哈里同那三家保险公司签署了一百五十万美元贷款时，我就任命他作了麦当劳公司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我自己则继续保留主席的职务，但我们实际上在工作中是平等的。哈里负责财务、行政事物，我则负责零售那一头的工作，如营运、同供应商打交道等等。当我们寻找到新的场地并准备在那里建餐厅时，我们俩各自负责的事就会重叠，因为公司里只有我们两人有权签署一个新地点的合同。 我的想法是，我们目前这种工作关系和运作起来相对顺利的分工在我去加州以后依然可以进行下去。我不肯定哈里是怎么想的，但我相信他认为我已经自己从公司的权力中心退出来，而我能到加州去做的，在他心目中只不过是一个可供差遣的僮仆。不管怎么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哈里变得越来越顽固和自以为是，我们在大事、小事上都经常发生冲突。最终，只有靠琼﹒马丁诺居中调停才把我们维系在一起。当哈里无视我的指令而令一些资历不深的管理人员无所适从的时候，琼就会分别同我们商量来化解矛盾，她因此被人们背后称为“负责平衡的副总裁”。毋庸赘言，这种情况很快影响到了公司、尤其是芝加哥办公室的员工士气，而且在公司的高层管理团队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阵营区分，那就是人们被分成克洛克的人或桑那本的人。哈里请来的一个非常强硬的、负责房地产业务的助手，皮特﹒克劳与另外几个人一起形成了桑那本派别的核心。 我已经看出这种象冰川一样在芝加哥的办公室里开始形成的局面，但我实在无能为力，因为我手上积满了在加州市场发现并等待处理的棘手问题，到头来，我在加州的努力获得了应有的回报。在1961到1967年间，对麦当劳公司来说，我们在加州地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从一些分散而无足轻重的餐厅发展成了一个活跃的市场，其发展速度和营业额的提高终于赶上了我们在全国其他地区的脚步。但也用了我整整三年时间才把这团乱麻梳理开来并把这一地区的业务纳入正确的发展轨道。首先，因为洛杉矶可以说是“得来迎”餐厅的摇篮，各式各样的“得来迎”餐厅在这一地区开得到处都是，而且该行业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坏习惯和不正当经营手段。供应商们之间有一系列的价格保护和联手控制市场的协议，使得原材料价格高出合理赢利的范围。例如，相同的汉堡面包，我们在芝加哥的采购价格是二十美分，而在洛杉矶却要付四十美分。肉饼的供应情况也一样，甚至更差，因为肉类市场的价格波动幅度更大。当牛肉原料紧缺时，快餐店业主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手段才能买到肉饼。更有甚者，分销商们不惜向连锁特许经营体系的发牌人行贿或给他们回扣来获得成为该体系独家供应商的供货合同。即使这样，分销商们也不吃亏，因为他们可以靠抬高给持牌人的供货价格来把回扣再赚回来，甚至赚得更多。 要让这些供应商们相信我们是一个诚实的企业，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加盟者，我们不收回扣等等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他们不相信我们的说法，即只有按我们的要求和价格向我们的持牌店供货，我们才能保证汉堡包儿的售价维持在一十五分钱，而我们的餐厅数量才能快速发展，这样他们作为供应商就可以跟我们一同成长。麦当劳当时在那里还没有什么名气，因而我们跟供应商谈判时就没有优势，我们的用量不足以引起他们的重视。 脑海里的镜头画面： 耐克.卡洛斯 ，地区管理顾问，我从芝加哥带来帮我开发加州市场的管理人员之一，站在一个非常干净、可爱的麦当劳餐厅门外，餐厅里一个客人也没有。他站在那里，一只脚踏在一个消防栓上，看着街上川流不息的各式稀奇古怪的汽车以及便道上在阳光下牵着狗闲逛的人们 – 这是当地典型的生活习惯，对我说：“雷，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无法吸引客人到餐厅里来，是因为我们的黄金双拱门标志只是竖在餐厅门外的地面上，与周围的景致混为一起，人们看不见它。我们必须做些比较与众不同的事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我说：“行啊，耐克，当你有主意时告诉我。” 耐克真的提了一个建议，但不是在第二天，甚至不是在第二年。就象佛雷德﹒特纳喜欢说的一句话那样，我们当时的处境就象屁股坐在鳄鱼嘴上一样，那时你根本就不可能想起来，你来沼泽地的目的原来是想把这里的水抽干。首先，我们必须解决供应问题。耐克﹒卡洛斯在那儿帮了我很多忙。他是个对厨房工作非常熟悉的高手，从小在他父亲的餐厅里长大，来麦当劳以前自己在芝加哥经营一个卖汉堡包儿的摊点。加入麦当劳后，成为我们在圣路易斯地区的区域管理顾问，做了很多工作，并曾经跟佛里安德面包厂打过交道。碰巧的是那家面包厂的老板哈罗德﹒佛里安德退休后就住在加州。于是，耐克找到了他，并把他介绍给我。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那样，我费尽九牛之力劝说哈罗德同意重新出山，为麦当劳的持牌人建一座面包厂。他终于同意了，于是我们的面包供应状况立时得以扭转。 同时，我们还在寻找一个好的肉饼供应商。我选择了一个我在做麦当劳以前就认识很久的朋友，他就是比尔﹒穆尔，“金州食品Golden State Foods”的老板。在我来到加州之前不久，比尔刚刚从他的合作伙伴手上把公司的全部股权买下来，并且连续十三个月处于亏损状态。他工厂的设备是先进的，只是缺少资金，因此他最初试图说服我把金州食品买下来，但我立即回绝了这样的建议，向他解释说，我不想成为麦当劳餐厅的供应商。 他回答说：“那好，我现在需要一百万资金来摆脱困境。你在融资贷款方面做得不错，能给我什么帮助吗？”我说：“听着，比尔，坚持一下。我们现在在加州有十五家餐厅，而且很快就会有上百家。你一定可以重新站起来，并跟我们一道扩张、发展。” 他同意了我的说法，而事实上也正如我预计的那样。比尔﹒穆尔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说明那些帮助过麦当劳并跟我们一起成长的供应商是如何成功的。1965年，比尔跟他的一个拍档买下了一家位于圣地亚哥的麦当劳餐厅的持牌权。说实话，我当时对该市场还真有点怀疑，因为这是另一连锁快餐“包厢里的杰克 – Jack-in-the-Box”的发源地，他们在那里有大约三十家餐厅。另一家连锁快餐“汉堡大厨 – Burger Chef”曾试图侵入他们的领地，结果是一败涂地。比尔跟他的拍档开始时非常困难，但终于成功了，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又开了四家分店，而且真的是在“用煤气煮饭”。这时候，他的拍档不幸因心脏病去世，于是我们以麦当劳的股票从比尔手中买下了全部五家餐厅。几年以后，他靠卖掉这些股票的钱，在加州工业城建起了一个带仓库的大型食品加工厂。他在那里的肉饼生产线现在每年为麦当劳加工三亿多块牛肉饼，此外，他还生产用于软饮料的糖浆和用于奶昔的原料。同时，他还成了麦当劳的原料分销商。他完善了这种一站式服务的构想，即只要我们的餐厅打一个电话，他的司机就开着那种好象旧时装店用的送货卡车，把餐厅所有需要的原料一次送到，这使我们双方都大大降低了成本。比尔还有另外一个工厂和仓库在亚特兰大，另外还在加州的圣乔斯、北卡罗琳纳以及夏威夷等地有分销中心。 我还可以讲出许多类似的关于麦当劳供应商的故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我们刚起步时就来帮助我们，并跟我们一起成长。象纸杯供应商洛伯曼，他跟我交往的时间更长。那时，我还在推销多头奶昔机，而他则忙于兜售纸制品，我们经常会拜访同一个客户。我们还一起参加展销会，并成了朋友。所以当我开始做麦当劳时，就自然想到了他，邀请他作我们的供应商，并请他制定了一个方案，在我们的所有包装纸、杯子、甚至餐巾纸上，总之所有可以印刷的产品上都印上了麦当劳的标志。 洛伯曼同我谈好了合作的协议，之后我们就一直在一起扩张、成长了。他给麦当劳餐厅提供所有种类的纸制品，而他的“伯曼纸品公司 – Perlman Paper Company” 也成了“马丁-布鲁尔集团Martin-Brower Corporation”的子公司，他退休前是马丁-布鲁尔集团董事会主席。 哈里﹒司马冈，我们的油脂供应商，是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例子。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认识了他的产品。有一个名叫迪克﹒基庭的炸炉制造商向我推销炸炉。当迪克﹒基庭给我演示他的炸炉时，我对他的产品印象不错 - 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使用基庭的炸炉，同时我也对他使用的油脂的质量印象深刻。于是，我找到了哈里﹒司马冈和他的“州际食品 – Interstate Foods”，这一刚刚开始运作三年的食品公司。我打电话给哈里，请他提供三十磅的样品。不久，麦当劳餐厅就开始成百上千磅的跟他订货了。哈里对此自然感到很高兴。他在创立州际食品之前，是做咖啡批发生意的。那时，他为了争取客户，经常要送些礼品出去，例如有产品标志的指示牌、时钟或咖啡壶等等。根据这样的经验，他有一天打电话来说要见见给了他这么多生意的人。我说，好啊，过来吧。 我可以看出哈里见到我们如此窄小的办公室时是多么惊讶。我把他介绍给琼﹒马丁诺，而且我们相互之间还开了一些玩笑。最后，他说：“雷，你给了我这么多生意，我希望可以向你表示我的谢意。我想给你的餐厅送上一点礼物，例如指示牌、时钟等等。你说吧，你喜欢什么？” 我说：“哈里，你还不了解我，所以我不介意你刚刚说的话。但我们直接说明吧，下不为例。我除了好产品以外，什么也不要。不用请我喝酒，不用请我吃饭，也不用买礼物给我。如果可以用任何形式降低了你的成本，就请把来货价格降下来而让麦当劳餐厅的持牌人受惠吧。” 哈里跟麦当劳一起成功了，而我从此以后也再没听到他提过给回佣的事。 基尼﹒维托，我们的保险代理人，是琼﹒马丁诺引荐给我的。当时我们有十六家餐厅，共签了五、六十份保险合同。我知道这是不合理的，但却不知道该怎么办。基尼把我们的档案拿回家，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来分析。他带回来一个报告，说明了哪些合同是重复投保、而在哪些地方我们又没有合理投保。我认为这个报告非常好，并提醒他说，你忘记跟我们收费了。他说：“我不准备因此而开帐单给你，因为你根本支付不起。但我认为你的概念非常好，我们将来可能会有些生意可做。如果有需要，我随时听命。” 实际上，基尼又抓紧时间把我们持牌店的保险计划重新整理过，并提出了一个方案，使得我们的餐厅，不论地点在那里，都联合起来一同跟保险公司签合同，这样可以争取更优惠的保费。他的“基勒保险代理公司- Keeler Insurance Company”也跟麦当劳一同成长，并成了著名的保险公司Frank B. Hall Company的分支机构，基尼被选为Frank B. Hall Company的董事会主席。 看到阿瑟和莱恩尼﹒考斯克伍斯基兄弟在芝加哥经营的那家肉类加工厂如此成功是最令我高兴的事之一。他们的工厂专门为中西部地区的麦当劳餐厅供应冷冻肉饼，年产量达到几百万磅。我至今仍记得当我在迪斯帕拉尼斯开第一家餐厅时，是从他们的父亲奥图﹒考斯克伍斯基经营的社区肉店里买的麦当劳公司使用的第一磅牛肉馅！ 我们解决了加州市场的供应问题以后，餐厅的生意逐渐好了起来，但仍不理想。1963年夏季过了一半的时候，耐克﹒卡洛斯带着一份他制定的电视广告计划来找我。这一计划需要耗资十八万美元，耐克提议把公司经营的餐厅里的汉堡包儿售价提高一分钱，即从一角五分提高到一角六分钱来筹措这笔钱。我对他说：“耐克，这个计划非常出色。但我们不能提价。我要你回芝加哥去，并把这个计划展示给哈里﹒桑那本，让他来解决钱的问题。” 我知道他是可以办成这件事的，因为他的计划虽然只有一页纸，但确实是令人无法拒绝的。它精确地描述了这次广告活动将带来几倍于其耗资的回报，而如果不花这笔钱的话，长远来讲我们将用更多的钱来弥补。尽管哈里﹒桑那本不很情愿，但还是批准了耐克的计划。我们的广告宣传活动大受欢迎，使我们的餐厅好象变成了加州的停车场，人们蜂拥而来，似乎一下子把眼罩摘掉而突然看见了我们的黄金双拱门。这也使我着实领教了一次电视广告的威力。 就在我们在加州转危为安的同时，公司整体上也开始从早期的计划与投资中收到回报了。到1963年，我们已经度过了因必须大量投资房地产而占用大笔资金带来的困难，无论是租的还是买的物业都开始产生可观的回报。 同时，我们三年前起步的建造和经营公司直营店的计划也已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这些餐厅本身也给我们贡献了可观的利润。 “汉堡大学”在1963年正式成为整个系统的一部分，并开始不间断地向各地输送合格的持牌人和经理，通过他们把“品质、服务、清洁和物有所值”这一“福音”传播开来。我们每年可以开办八到十个为期两周的课程，每次平均有二十五到三十个学员参加培训。我们在伊利诺伊斯州的爱迪森设立了研究和发展实验室，不断推出新的设备。“汉堡大学”的另一重要作用就是帮助测试和应用为推广这些新设备的使用而制定的培训方法。 路易斯﹒马丁诺，琼的工程师丈夫，1961年起就开始建立这个研究和发展实验室。因为曾经作为持牌人而亲自经营过餐厅，他有着丰富的餐厅经验，并知道我们必须通过更先进的机械或电子设备来加快厨房烹制食品的速度，从而使我们的厨房操作更规范化。他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开发出一个电脑系统来控制薯条的“预炸”过程。我们以前的操作规程是这样说的：当薯条颜色改变到一定程度并在其表面形成一定数量的油泡时，把炸篮从炸炉中提起来。每个在炸薯条的岗位上工作的员工都可以有他自己的理解，什么叫“一定程度”和“一定数量”，天知道我们是怎么做到使产品品质如此保持一致的。路易斯的电脑取代了所有这些人为的猜测工作，并可以根据每批马铃薯的水份含量来调整炸的时间。他还搞出了一个酱料分配器，使我们可以保证每一个汉堡包儿里的番茄酱和芥酱的份量都是一致的。从前，尽管我们非常强调并坚持、但却很难保证牛肉饼中的脂肪含量控制在百分之十九，我们每次都要拿相当多的样品去实验室测试。脂肪分析仪这一简单但精确的仪器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状况，它使得持牌人可以在自己的餐厅就地对来货进行测试。如果发现脂肪含量超过要求，就把所有的货都退回给供应商。如果连续出现几次这样的事，我们就会发信给该供应商，要他改善自己产品的质量控制。所有这些技术上的进步都带来了喜人的回报，我理应为此洋洋自得。 我在加州有一帮可爱、而又工作努力的员工：鲍伯﹒惠特尼，负责房地产事物；基尼﹒波尔敦，负责法律事物；鲍伯﹒帕普，负责建筑施工；还有耐克﹒卡洛斯，负责营运。整个办公室在我活泼可爱的秘书玛莉﹒托里基恩的布置和装饰下，显得热闹而有生机，与那可恶的死气沉沉的芝加哥办公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有一天早上我来到办公室时，看到“肯得基家乡鸡”的标志人物 – 那个上校老头坐在我门口打字，原来这是玛莉装扮的。我什么也没说，只是在走过她身边进入我自己的房间时，用手中卷起来的报纸敲了一下她的头。 我理应为这一切而高兴，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非常痛苦。我力图把琼妮从记忆中忘掉，但我实在无法把她从我的心中移走。她与她的丈夫很久以前就搬到南达克塔的拉比城去了，在那里他们有几间自己的麦当劳餐厅，我从每日发给我的所有餐厅的财务报表上知道，他们干得很好。 我不知道她是否象我想她一样想念我。自从阿尔特﹒特里戈离开我返回芝加哥后，我真的非常孤独。阿尔特的女朋友在我们芝加哥办公室的房地产部门工作，所以我不能因为他不愿住在加州而抱怨他。 我从刚来加州时租住的公寓搬进了一所位于沃德兰德山上的房子里，并亲自忙着买家具、电器及其他生活用品，试图使自己过得方便、舒适些。我对自己说，我并不喜欢住在山上，但我内心里还是有一丝幻想，希望琼妮能改变主意，到这里来跟我一起生活。 这所房子有一点让我喜欢的，就是从这里恰好可以看到山下大道边上的那家麦当劳餐厅，我从自己的起居室里就可以用望远镜观察到餐厅的经营情况。当我把这一情况讲给那家餐厅的经理听时，他好象要被逼疯了，还好他有一个非常能干、努力工作的员工队伍。 有些人天生就喜欢独身，但我不是。我想我必须通过结婚才会觉得生活得完满了。这也是我为什么觉得对不起珍妮的原因。 她的名字是珍妮﹒道宾丝﹒格林，曾经是约翰﹒韦恩的秘书。通过一个我们双方的朋友介绍而结识后，我就被她温柔的性情所吸引。她娇小可爱，与琼妮是截然相反的两类人。琼妮坚定而有主见，珍妮却顺从依赖：如果天气晴朗而我却说要下雨了，她也会同意我的说法。 我们相识的第一天就一起吃晚饭，第二天、第三天又是这样，实际上我们连续在一起吃了五天晚饭。我完全被她迷住了，认识她不到两个星期，我们就结婚了。 当然，琼妮后来也知道了这件事。一天，她打电话给我，我们在电话上简单地谈了一些生意上的事，她结束谈话时问道：“雷，过得你幸福吗？”我被她的话震惊得发抖，过了好一阵才勉强克制住自己的情绪，随后吐出两个字说：“是的”，跟着就砰地一声重重地放下了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