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五月的鲜花开遍大地，又一个“五四”已经来临，我们尘封的记忆再一次被厚重的历史闸门打开，奔涌着，透过那如潮的岁月，追溯着无数妇女先贤走过的足迹。 在许多人的脑海中，“五四”与青年紧密相连；然而，“五四”运动不仅属于青年，也属于妇女！ 从奋起爱国，到实现大学开放女禁；从争取女性人格独立的呐喊，到婚姻自由、社交公开；从对妇女解放理论的艰辛探索到女子参政和妇女职业的发展；从谋求社会改造的废娼运动到女性文学报刊的空前繁荣，这一切都表明： 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新篇章。 20世纪,是中国妇女争取自由、平等、解放的重要历史时段；20世纪，无数妇女先贤的艰辛探索、奋斗与牺牲，为我们展现了浓墨重彩的历史华章，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和精神财富；20世纪，中国妇女所走过的道路值得记述！ 历史是不能忘却的！本版“百年妇运”专栏从即日起与大家见面。该栏目通过对杰出妇女人物、典型妇女历史事件，以及普通妇女和她们生活的描述，真实地再现百年妇女运动的恢宏篇章，展现中国女性为平等、自由而艰苦斗争的历史轨迹。 面对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不断深入人心的今世纪，希望广大读者，以及妇女运动史的研究者和我们一起追溯过去，为中国百年妇运增添翔实生动的内容。推动当代妇女运动的发展。 爱国图存与男女共学 爱国图存，“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一个历史性命题 20世纪初叶的中国积贫积弱，各国列强的入侵使国家岌岌可危，爱国图存成为“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一个历史性命题。 1919年5月，当巴黎和会要将山东归属日本的消息传至国内时，各地的女学生痛心疾首，这些平时深受封建礼教束缚从不走出校门的女性终于按捺不住满腔的愤懑，她们毅然决然地冲破封建伦理纲常的桎梏，涌出校门，和男生并肩投入反帝爱国的滚滚洪流。一些女学生写血书，痛陈爱国之心，她们毫不惧怕警察的关押、鞭打，坚持在狱中绝食抗议。 危难之中，各地的妇女救国组织也应运而生。5月7日，北京女学界联合会率先发出了《告全国女界书》，号召全国女同胞“投袂而起，以济难关，群策群力，保全领土”，并激励女同胞“勿甘雌伏之讥，共奋雄飞之志”。其后，天津、上海、济南、湖南等省市的妇女爱国组织，纷纷致电政府或通电全国，表达2万万妇女“誓与青岛共存亡”的决心。 “五四”时期,中国的女工也登上了政治舞台。6月5日，日本在上海棉纺企业的6000名工人首先罢工，他们高喊着“不给仇人做工”的口号，涌出厂门，走上街头，参加支持学生的示威游行。其后，日商内外棉三厂至九厂的工人、日本纱厂和浦东英美烟厂的数万名工人也投身到罢工和示威声援学生的运动之中，女工的加盟，对于“五四”爱国斗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歌女、妓女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加到爱国洪流之中，上海藏春阁的一名妓女投书报社表达心志：“妾生不辰，侧生曲院，然人生当以报国为本，当国家蒙难之际，幸有爱国志士，倡爱国储金之举，妾愧无力追随，愿以每日堂差一半收入，作救国储金。”上海名妓妙莲捐助国民大会五千元，并印制了《敬告花界女同胞书》，分发各妓院，倡议花界同胞不够日货，不收日本纸币，捐助爱国学生。有些妓女组成青楼救国团，声明“职业虽贱，爱国则一”，表达了社会底层妇女不甘沉溺，报效国家的勇气和决心。 各界妇女投身“五四”爱国运动，打破了男女授受不亲的戒条，使男女社交公开蔚然成风,大学开放女禁成为大势所趋。 胡适提出了大学开放女禁的三部曲，即聘用有学问的女性当教授，大学招收女生和研究女学制。1919年12月，即将赴法勤工俭学的向警予致信好友：“女子解放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但仔细研究……，归根结底的希望仍离不脱教育。男女共学是求男女平等之要点，又是提高女子学识能力，催促社会文化进步的唯一妙法.”为此，她恳请好友为男女共学做出努力，并提出了组织女子教育经费借贷银行和借款助学的构想。 第一个冲破这一禁区的女性是甘肃小学教员邓春兰。1919年5月，她上书北大校长蔡元培，强烈要求大学开放女禁，实行男女共学。后又拟致《全国女子中学毕业及高等小学毕业诸位同志书》，再次呼吁女同胞为解除大学女禁奋起抗争，疾呼：“依赖他人提倡，何如出于自身之奋斗？”引起社会广泛反响。 1920年，在蔡元培和陶孟和的努力下，北京大学先后招收了王兰、邓春兰、奚浈、查晓园等9名女生进入北大，大学女禁从此打破，她们成为中国最初进入国立大学的女性，中国的高等教育终于跨越了排斥女性的沟壑。至1921年，除北京7所公立大学外，私立大学也向女生开启了大门。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北京大学后来还实行了向女生倾斜的政策，除不限男女名额外，还另外批准15名特别女生名额，每年还可领取津贴费150元。即北京之后，各地高等院校纷纷效法，陆续开放女禁，南京和广东的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南开大学、中国大学、厦门大学、东大上海商院也相继实行男女同校。据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调查统计，当时全国已有女大学生887人，占全体大学生总数的2.5%。 社交公开与独身主义 曾经以革命为独身理由，后来在革命中觅得伴侣。他们用新的革命伴侣模式反抗了旧的包办婚姻 争取男女社交公开是“五四”时期妇女寻求解放的重要内容。1919年4月15日，杨潮声在《新青年》发表署名文章《男女社交公开》，提出“破除男女界域，增进男女人格”，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北京女师等校开始聘请胡适、蒋梦麟等男教师来校讲演，开社交公开之先河，男女交朋友也已不再被视为特殊。各地一些进步学术团体，如觉悟社、新民学会等，都实行男女社交公开。 男女社交公开、大学开女禁，在当时有鼓掌叫好者，也有激烈反对者和徘徊观望者。 1927年，北京军政府教育部就曾下令京师大学各部取缔男女同校。反对派认为，从前礼防尚严的时候，仍有许多“不道德”的事情发生，一旦社交自由，接触的机会多了，“礼教大防”崩溃，“不道德”恐怕有洪水泛滥之患。对此，徐彦之等人反击道：“男女本无界隔，谁设此‘礼教大防’？”“如禹之治水，因其势而利导之，以入于海可以无忧，男女同校就是最好的入手办法。” 与种种优美的比喻和设想不同，沈雁冰冷静地提出，妇女解放的目的不是社交公开，社交公开的目的也不是自由恋爱，而是为了让女子得到作为人的正常的对待，“回到合理的状态”。更重要的是，在此之前，必须重建两性间的新道德，破除旧的贞操观。但是，妇女解放毕竟不同于炒菜，可等调料备齐了再下锅。两性新道德的重建，只能贯穿于推行社交公开的实践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女子教育蓬勃发展的同时，社会能提供给女子的职业却极为有限。一般只有小学教员和医生护士。由于绝大多数女生毕业后无职可谋，她们的出路只有出嫁，回归家庭。 当时的民国政府在法律上对妇女谋职又有着严格的限制，妻子必须得到丈夫的允许才能独立从事职业。从鲁迅、丁玲、庐隐等人的小说中，可以窥见当时知识女性获得社交公开权却没有经济独立权的迷惘和苦闷。尽管社交公开的初衷并不只是恋爱自由，甚至要防止青年人带着“求偶”的目的去社交，但无法避免很多知识女性由此走上了社交——恋爱——家庭的回归之路。 正是由于这种种感情和事业的挫折，社交公开硬币的另一面，是独身主义的风行。在崇尚独身主义的人中，尤以女性居多。在共产党的职业革命家中，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杨开慧、邓颖超、向警予、蔡畅、郭隆真等人，都曾抱过独身主义，期望“以身许国”。此外，女作家吕碧城、庐隐、石评梅，教育家曾宝荪、杨荫榆等，也都是著名的例子。邓颖超后来回忆道：“我那时对婚姻抱着一种悲观厌恶的想法：在那个年代，一个妇女结了婚，一生就完了。所以在我上学的时候，路上遇到结婚的花轿，觉得这个妇女完了，当时就没有考虑结婚的问题。” 女界革命的“急先锋”张若名在《“急先锋”的女子》一文中明确提出，从事女子解放事业，独身主义者比非独身主义者更合适。她认为，“要求一个合于人生真义的婚姻，……真正以思想感情意志三种结合的，在现在这种时代，实在不容易做到”。而“婚姻一迁就，就不能算真婚姻，相处日久，当然要有精神上的痛苦”。正因为当时当世难觅模范的婚姻，她认为真正的革命者不该屈从于旧式的婚姻观念，而应用全部精力去谋求大多数人的幸福。 然而很多革命家先后打破了独身的誓言。向警予和蔡和森在赴法勤工俭学时，结成“向蔡同盟”；蔡畅和李富春在反对法国当局迫害留学生的斗争中惺惺相惜，“相伴永远”；杨开慧遇到毛泽东便意识到“自己是为他所生”；周恩来著名的小诗：“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立刻打破了束缚邓颖超的独身主义——曾经以革命为独身理由的，后来往往在革命中觅得伴侣。 这看似有趣的反差，其实有着内在的逻辑。正如张若名所说，一个合于人生真义的婚姻是以思想感情意志三种结合的。当革命者们在志同道合的斗争中逐渐洗练成熟，完成思想感情意志三种结合时，坚持独身的形式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用新的革命伴侣模式反抗了旧的包办婚姻。独身是为革命，不独身也是为革命。 发现“娜拉”与婚姻自由 在“五四”，“娜拉”成为已然觉醒了的新女性的形象代表 每个时代都有典型的女性形象，在“五四”，“娜拉”成为已然觉醒了的新女性的形象代表。 “娜拉”在“五四”时期来到中国，1914年“春柳社”翻译并上演了《玩偶之家》（当时叫做《娜拉》），不知有多少新女性从这个外来的榜样中汲取了无穷的精神力量，以各种方式冲破各自的家庭和婚姻。 从娜拉的身上，人们仿佛看到了普罗米修斯的火种，娜拉被誉为是“民国初年进步男女共同向往的典范”，不仅年轻女性通过“娜拉”来表达走出家庭、争取女性的自由和解放的愿望，男性也表达着自由婚恋的呼声，他们都在践行着，塑造了“五四”时期崭新的婚恋行为，引发着人们婚恋观念的变化。 自清末以来，随着西方近代思想观念的传入，对传统三纲五常的批评声不绝于耳，但依旧处于坐而论道阶段。新文化运动中的健将，如陈独秀、鲁迅、胡适等，深受父母代订婚姻所束缚，写出了不少的文章来寻求女性自主的道路，用文字来抨击封建礼教制度。而真正从接受到实践“娜拉式的出走”的，大多是未婚的新知识青年，抗婚，则成为青年女性争取符合自己意愿的婚姻的主要手段。 1927年，松江城中就读第四中山大学的某名媛，从小许配给某富绅子弟。在结婚的前一天，她坚持要求前往夫家，那时夫家正在开宴款待宾客，众亲朋正喜气洋洋预祝这件门当户对的婚事，该女子“足登高跟鞋，鼻架金镜，昂然径入，向众宾一一点首致敬”，并在众人面前，历数男女婚姻应该绝对自由的真谛。说完后，她请新郎演说，而“新郎含羞畏怯不敢出，相持良久”。而第二天婚礼之日，这位女大学生便返回学校，一场婚事由此中断。 中共早期党员郭隆真以及向警予、康克清、为争取自由而逃出父亲掌控东渡日本的剧作家白薇、作家丁玲、曾任南京市党部妇委书记陈君起、当过女兵后又教书，四次逃婚的谢冰莹等，都是接受了新思潮洗礼，冲出家门在社会奋斗的新女性，从而走上了人生的新道路。 除了知识女性外，中下阶层的贫苦女性，也多有为争取婚姻自由，不惜反抗父母逃出家庭的事例。赵五贞之自杀与李欣淑之出走便是当时颇具代表性的反抗传统婚姻事件。在她们的身后，则是许许多多个“王五贞”、“张欣淑”，这些女性成为“中国娜拉”，在“五四”时期上演了一出“集体出走”的人间正剧。 抗婚只是反抗的第一步，婚姻自主的主张自然是建立在恋爱自由的基础之上，这给了“五四”儿女特别的领悟，对爱情和经由自由恋爱而结合的婚姻描述在大量的文艺作品中出现，历经了一次“爱情的启蒙运动”。1919年的《新诗年选》里，有篇新诗《自觉的女子》，署名黄琬的作者真切的道出要求自由的心声：“我没见过他，怎么能爱他？我没有爱他，又怎么能嫁他？这简直是一件买卖，拿人去当牛马罢了。我要保全我的人格，还怎么能承认什么礼教呢？爸爸！你一定要强迫我，我便只有自杀了！”这整整影响了一代青年。 伴随着婚姻自主选择日渐为世人所接受，要求离婚自由的思想也浮出水面。“不但男家有离异女子的事，而且女子也有提出离异的了”，离婚自由的思想在“五四”后期不仅发展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而且更成为一个现实问题。20年代中国社会的离婚案件，有逐渐上增的趋势，当时上海的报纸差不多每天都有离婚启事。 根据统计，从1921年到1925年间，由女方提出的离婚案，在山西占8.4%，在上海有14.14%。有鉴于此，1922年《妇女杂志》推出了“离婚问题专号”，将离婚自由问题作为女性对专制制度的反抗而郑重提出，把离婚自由作为医治封建婚姻制度的药方。在这场关于离婚自由的讨论上，不仅涉及到了男女结成婚姻的标准，离婚的道德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娜拉”出走之后该怎么办，提出女子经济能力薄弱或不独立，同样会使其重回旧婚姻的牢笼。 近代以来的女性解放思潮以及新文化运动中所倡导的个人主义、自由独立的观念等，都鼓励女性追求独立自主的生活，使部分女性在独立自主后走向不婚，做出独身的自由选择。“自由”是一项独身女性的主要口号，“我愿在我未死之前完全享受我的自由，我决不愿为婚姻，失去自由”、“最自由的妇女，就是抱着独身主义的女子”。1922年上海的《妇女杂志》、1943年北京的《妇女杂志》以及1925年的《京报》曾专门开辟专号来讨论女子的独身问题。 广东香山的何顺姑，毕业于师范学校，自幼和唐联辉订有婚约，后唐联辉出洋失踪，她仍执意过门守节，引起亲友的不解。但当唐联辉安全归来时，她却又拒绝结婚，并写信告诉唐，自己是主张独身主义者，信中还解释了为何愿意为唐守节，“我到你家过门守节并非束缚于旧礼教，乃是借此实行我的主义，这五年来，我觉得非常安适，我以为这便是我的幸福”。 “五四”时期是在中国发现“娜拉”的时代，易卜生的娜拉之所以能够演变成“中国娜拉”，青年对自由和爱情的追求不可否认，而“五四”爱国运动则给与了青年更广阔的活动空间，“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和各种青年进步团体的涌现，为男女社交公开提供了契机，而1920年大学开放女禁，“男女同学”的实现也打破了男女授受不亲的旧礼俗，这些都激励着男女青年争取自由的恋爱、实行自主的婚姻、废除妻妾制度，近代的婚恋观念至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