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面埋伏》说起

小灶 　　 　　

总体之印象 　　


七月底在香港停留的时候，正好张艺谋的新片《十面埋伏》上映。爱看电影的妻和我一向觉得，张艺谋的片子绝大部分都拍得很用心。即使对颇受争议的《英雄》，除了他那最被人诟病的主题，和太像《卧虎藏龙》的音乐以外，我们还是觉得有不少可圈可点的地方。因此，虽然我们在香港只有一个晚上，我们还是把时间花在了电影院，要先睹为快。 　　

但看过之後，却觉得大失所望。张艺谋本是摄影出身，所以镜头和画面做得还是无可挑剔。另外，仙人指路那场戏和飞刀等特技的拍摄，也还看得出来他想像力的丰富，以及从《英雄》就开始的对武侠独到的理解。但其他方面就实在与其盛名不符了。 　　

比如，张艺谋最被人诟病的叙事能力弱，在这部影片中就表露无遗。其实，《英雄》虽然在这方面也被人批评，但我们看过之後，倒还不觉得。如果他曾因《英雄》被指责不懂武侠的话，那麽《十面埋伏》的情节，就应该比较讨好那些所谓“懂”武侠的人。 　　

但《十面埋伏》的故事，确实被老谋子的讲述给糟蹋了。这是一个典型的《无间道》故事。就这种商业片来说，故事雷同并非多了不得，关键在于你怎麽讲述这个故事，怎麽挖掘故事中人物的厚度。 　　比如刘德华演的那个角色，就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地方，而刘德华大约也正是想以他在《无间道》中的演出经验，来使这样的角色更上层楼。只可惜整部片子看下来，其形像极其生硬，甚至可以说肤浅。 　　所以从电影院出来时，我说：“若不事先告诉我，打死我也不

会相信这是张艺谋的大作，最多以为是哪位想模仿好莱坞，却又不得要领的二流导演的作品。” 　　问题和答案 　　

说起来，我们对张艺谋的兴趣，其实是来美国以後才培养起来的。早先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甚至《红高粱》，在国内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都没有看到。来美国以後，第一部影片看的是《活著》，觉得张艺谋果然名不虚传，于是找来其它影片“补课”，都觉得还不错。 　　

他的影片很明显分三个阶段，或三类。《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等第一期作品，对中国传统的东西有很多反思，时间上也是离现在比较远，或比较“安全”的时期。这类影片从电影艺术所能运用的表现手法来说，相当出色。而其背後思想层面挖掘的东西也很多，所以算是实至名归。 　　

後来大约应该从《秋菊打官司》开始，包括《有话好好说》、《幸福时光》，以及著名的全部由业余演员演出的《一个都不能少》等等，张艺谋的注意力似乎转移到了现在。在人物的刻画上应该说还是非常成功的。 　　

但看多了，我们慢慢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虽然他对中国社会面貌的捕捉非常准确，但一部影片看完了，却总觉得好像缺点什麽东西。反复思考过後，我们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是张艺谋的这些电影总能问出一些相当深刻的问题，但却不能给出同等深刻的好答案。 　　

最典型的如《秋菊打官司》：问题是靠清官的出现才得以解决。这放在《包青天》这样的传统戏曲故事里，可能还无伤大雅。但放在现在的理智环境中，人物和故事就都会受到很大的伤害了。 　　

一般来说，一个故事的结构无非是缘起、冲突和解决，或者甚至更简化为冲突和解决。 　　

换句话说，一个故事通常会提出一个问题，然後给出一个答案。问题问得好，故事就能引起很大的共鸣；而答案给得好，则可以留下很多值得咀嚼的地方。 　　

当然，这里答案不一定是圆满或胜利式的，虽然对观众来说，这是最常看到，也最容易接受的。很多艺术性的电影，就常给我们一个没有答案的答案，但这仍然可以是一部好电影。 　　

实际上，张艺谋早期的电影，基本上都是这种类型。《大红灯笼高高挂》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有圆满答案的故事，也不一定没有艺术性，如《魔戒》三部曲。 　　

不给答案的故事，若讲述的是安全时期发生的事，当然没有问题。但若讲的是现在，从大陆出来的人都知道，由于一些非艺术又非商业因素的干扰，往往就行不通了。在这一点上，《活著》和《幸福时光》的作法算是比较聪明的。这两部片子在给答案和不给答案之间，算是给了一个朦胧的答案，或者也可以说没有答案。这样，在影片的艺术性和影片的生存环境之间，两片都作了一些妥协。只不过一部比较偏前者，一部比较偏後者。但听说即便这样，《活著》还是被禁演过。 　　

《有话好好说》算是一个突破。在这部影片中，张艺谋可以说尽了最大努力，试图在中国的现代社会中找答案，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算成功。赵小帅要杀人这件事，或者从更深的层次上来说，“人里面的这种暴力倾向”，应该如何解决呢？答案是张秋生的“意气”——不是“义气”，和社会的规范。这对把电影仅当作消遣的人来说，是足够了。但对想从中有更多回味的人来说，则显得粗糙和生硬。 　　

也许是想摆脱某种宿命，从《我的父亲母亲》开始，张艺谋似乎想走一条轻松甚或简单的路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张艺谋要拍武侠）。 　　

但在我看来，《我的父亲母亲》只不过是取了一个巧而已，却没能真正摆脱问题和答案的结构。事实上，我不认为有谁能完全摆脱这种结构。这部电影本身其实毫无可责之处，我们看了之後一直赞不绝口。特别在视觉效果上，这部片子简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故事虽然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故事，但张艺谋的确发挥了他在电影艺术上的深厚表现功力，把它演绎得感人至深。但从故事叙述的角度来说，我说他取了一个巧，是因为他用穿插回忆的方式，造成一种现在和过去的时间差，从而把可能会很单调的圆满结局——有情人终成眷属回避了。 　　

简单的爱情故事当然永远有观众，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却不可能永远躲避下去，特别是对拍出了像《活著》这样影片的张艺谋来说，肯定更是如此。这就要说到武侠了。 　　

武侠和拯救 　　

我前面说到，问题和答案是讲故事不可避免的深层结构。用基督教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拯救”的问题。或者说，一个故事必须对拯救提出一个回答：或者没有拯救，如《大红灯笼高高挂》；或者是某种方式的拯救：个人、环境、偶然、或者拯救者等等。 　　

基督教给的答案当然是那位特别的救主，但其他的故事也可以给出自己的答案。问题的关键在于每个故事，都要面对这个拯救问题，并且给出自己的答案。 　　

从这个角度来看，张艺谋第一期或第一类的电影，就成功在没有答案，或者说对拯救的回答是：没有拯救（在影片所描述的那种环境和条件下）。 　　

而第二类电影令人遗憾的地方也就在：找不到对拯救的满意答案。暂时的或偶然的拯救很容易设计，如《秋菊打官司》或《有话好好说》，但要有说服力就不那麽容易了。 　　

那麽，武侠能避免这种结构吗？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行侠仗义本身就是武侠对拯救的明显答案。侠客都是大英雄，因此当英雄实施拯救的时候，就像圣经旧约中的耶和华上帝一样。当以色列人处于万分危急的状况时，上帝就以大能的形像出现，而其出现则决定性地翻转了故事的走向。 　　

但问题是，侠客并不真的是上帝，并不真的万能。因此在他出手拯救他人的时候，就不得不给他加上点其他的因素，比如：智慧、运气，或者情感、意志等等。而且因为同样的原因，即英雄也只是人，所以他自己也往往需要被拯救。这样，读者也才更能从自己需要拯救的生存实际中，与故事里的英雄人物产生认同。所以，通常的武侠就不仅仅包括英雄的伟绩──他们如何实施拯救，还会复杂一点，也包括他们如何“被”拯救。 　　

这样看下来，武侠里的“拯救”实在谈不上是真正的拯救。 　　

我们可以用金庸这位公认的武侠大家的作品为例，来验证英雄的被拯救之论。金庸最受欢迎的《射雕英雄传》，就是典型的“英雄之拯救和被拯救”的故事。而金庸自己也明显意识到这个“俗套”，因此在後续的作品中，一直努力尝试把他的英雄人物“去英雄化”。以致于到了其封笔之作《鹿鼎记》，主人公韦小宝已经完全以一个地痞的形像登场。 　　

但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关于拯救与否的问题，真的被回避了吗？我认为没有。首先，韦小宝本身从一介小流氓变成大英雄，就是一个被拯救的过程。其次，更重要的是，韦小宝最後也完全达到了英雄的地位（虽然他的成功基本上都不是靠武功取得），因此他不停地实施拯救：拯救天地会、拯救皇帝、拯救情人等等。 　　

但最有意思的是在故事的结局，韦小宝说：“老子不干了！”换句话说，最尖锐的冲突（外在的天地会与清王朝的冲突，内在的友情与忠诚的冲突）竟是没有蒙拯救的答案存在。 　　

的确，在武侠小说的传统中，这种答案相当另类。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在更大一点的中国文人传统中来看的话，这不过是以“逍遥”来回答关于拯救的问题而已，正如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一书所揭示出来的一样。 　　

因此，金庸在武侠中的突破，不是回避了拯救的问题，而是提供了一个与通常武侠都不一样的答案。其艺术性也就体现在这里了。 　　

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层面。圣经并未以旧约作结束，因为耶和华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拯救并未结束，因为外在大能的作为并没有解决人内心的问题。 　　

若以这个角度来看圣经，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在看似以色列历史的旧约里，要加上最开始的《创世记》三章。因为这几章根本不是为了以色列民族的自我美化而存在，好像所有古代民族美化自己的起源神话一样，而是为了回答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即人心里面的恶从何而来。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人类堕落了，背离了创造主最初的本意。同时，它也回答了为何人里面不仅有恶，而且也有善的种子，因为人原是按神的形像造的。这样，圣经前三章的记载，就给人类历史中的一切冲突定下了基调。 　　

而其後从以色列人开始的历史，不过是记载上帝为解决这个根本冲突，所使用的办法在历史中的展开而已。因此，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拯救才是彻底的拯救，因为他面对的问题是人心的问题，而他提供的答案也针对人心而发。 　　

同样的，如果武侠只是在外在的招式上使人眼花缭乱，而没有深入探讨人心的问题，就永远没有办法更上层楼。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古龙的创新尝试则更彻底：他要用武侠来写人性。 　　

他也的确尝试出了著名的《多情剑客无情剑》等系列作品。这些武侠作为成年人的童话，与我们的生存实际更加接近，从而也更容易在读者心中产生共鸣。古龙很多武侠根本就不描写招式，却仍然能吸引很多人，原因也许就在这里。 　　

但是，这种以武侠为外壳描写人性挣扎的作品，就不仅要求作者对武侠的语言和世界，有一定程度的熟悉，更要求作者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深层结构，有足够的体认。而後一点对古龙来说，似乎就力有未逮了。例如《多情剑客无情剑》里所描写的爱恨情仇，就有一些让人不那麽适应的地方。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古龙後期的武侠，越来越滑向了几乎是纯粹侦探故事的《陆小凤》、《楚留香》等007式的“俗套”，虽然它们在各种迷团的诡异构思上仍相当出色。 　　

总结我们上面的分析，我们因此可以说，武侠虽然有其特定的“江湖”世界，行为冲突的模式，也更多的是诉诸功夫等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没有或不常见的形式，但只要它的读者是人，那麽想成功就不可避免地要处理人的问题。 　　

因此，武侠以及现在最流行的魔幻故事，最多只能在外在环境上，为我们构筑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但在精神内涵上，只要是写给人看的，就必须处理人里面的冲突和拯救的问题。这也正是《魔戒》三部曲的魅力所在。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比较一下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与李安的《卧虎藏龙》了。两位在华人影视圈里都是天王级的导演，也都是初次执导与中国文化有很大关系的武侠片，而又都被所谓的武侠迷们骂：“不懂武侠”。 　　

但我却认为这实在是冤枉他们，至少是冤枉张艺谋了。我甚至要说，如果《英雄》比《卧虎藏龙》有什麽不足的话，原因正在于张艺谋受传统中国武侠的思想影响或者束缚，太深了！ 　　

首先我们可以看看《卧虎藏龙》。它明显是在用武侠的外壳，写人里面的冲突和挣扎。玉娇龙的悲剧究竟在哪里？传统的约束吗？从爱情上来看，好像是的。但是爱情拯救了她吗？没有。那麽自由呢？同样也不成功。 　　

在李慕白等人那里，传统甚至就是对自由的拯救。但同样的，传统也拯救不了他们，他们被毁灭的爱情就证明了此点。因此最後，在爱情、自由和传统的纠葛中，玉娇龙陷入了一个死结。 　　

故事在这里结束，留给观众的震撼与叹息，是因为在生存实际中，你我所面临的，是同样需要拯救的死结。影片在这里的挖掘可说是相当成功。因此《卧虎藏龙》不是不懂武侠，而是将传统的武侠昇华了。 　　当然，在对武打场景的处理上，《卧虎藏龙》基本上只是比较精致的商业武打而已。虽然不能说不好看，但我认为张艺谋的手法似乎更“武侠”一些。比如：在古龙的武侠中，“快”、“准”、“狠”是武林高手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在《英雄》中均表现得淋漓尽致。 　　

更进一步来看，在古龙和金庸的武侠中，武学的最高境界，又常常与一些佛、道思想暗合。这一点又以金庸常常故意炫耀其故事的文化内涵更甚。比如“无招胜有招”之类，与道家“无为”思想的联系（如张无忌的武当派武功）。 　　

而张艺谋在《英雄》中渲染的“在意念中过招”、“剑术、书法的相通”，以及“人剑合一”、“心中无剑”等等，都很好地表现了这些东西。所以至少在我看来，张艺谋不仅读懂了武侠，而且完全抓住了至少是金庸和古龙的“武侠”精髓。 　　

这从後面的故事发展，也可以充分证明。例如：秦王悟出了残剑的字之後，所发出的一番高论。如果我们看明白了这一层，那麽故事的结局——无名放弃对秦王的刺杀——其实就只是这种思想的逻辑结果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相信对张艺谋“以此片的主题作政治投机”的批评也完全错误。事实上，张艺谋後来也说，他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即把这个英雄人物安在了秦王身上。他说得实在不错。他只不过想拍一部地地道道的武侠而已。而秦王这个角色，也只不过是这种武侠哲学的一个表达者。 　　

但说到这里，我们就发现一个几乎有点讽刺意味的事情了。所谓“人剑合一”、“剑在心中”、“心中无剑”等，都只是逍遥哲学（在金庸的武侠中，逍遥派往往是武功最高强的一派，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对救赎问题的“凉心”回答。换句话说，是人们对生存困境的绝望回应。 　　

而武侠原本的行侠仗义，是人们对这种生存困境的另类寄托。但就在这对拯救的另类盼望中，绝望的逍遥竟然又成了主旋律。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侠客这个角色的存在本身，原是对大一统思想的反动。然而在武侠的最高境界里，这种思路的逻辑，结果竟然成了大一统思想的理性基础！ 　　

这样看来，张艺谋把这个角色定为秦王，难道是在偶然当中隐藏著的某种必然吗？那麽，《英雄》的失败，勿宁说是张艺谋的成功！因为他对这种逍遥哲学的逻辑结果，抓得太准确了。换句话说，张艺谋在《英雄》中不是不懂武侠，而是太懂武侠了！ 　　

《十面埋伏》 　　

不知道张艺谋是否意识到了什麽，在《十面埋伏》里，他明显地表现出对“纯粹”的武侠失去兴趣，转而讲述了一个在《无间道》框架下的爱情故事。 　　

《无间道》本身其实是一个不错的故事，只不过在善恶内在冲突的挖掘上，似乎只能走到责任那一步，对善恶本身尚缺乏终极性的阐述。因此，警匪冲突不过是动物世界里猫和老鼠的翻版。然而，人毕竟不是动物。也因此，故事的结局就同样只能是对拯救的沉默。 　　

《十面埋伏》借用了这个框架，来演绎一个爱情故事。如果构思合理的话，这部片子可以拍得比《无间道》更好。但可惜它实际上不如《无间道》。也许导演对这部片子的定位是爱情故事，而不是《无间道》故事。 　　

但无论如何，刘捕头在爱情、责任、原则、嫉妒等一系列问题上的转化和发展，是可以演绎出很多东西来的。比如，在“刘捕头为何决定诛杀小妹”这关键的一环上，就可以做很多文章。 　　

最後也是重要的，刘捕头自己对拯救问题的回答（情节上可以有很多可能性，比如：自救、自欺、绝望、被救等等，无论采用那种方式，都可以更上一层台阶），在影片中似乎只是以很蹩脚的方式，草草交代过去。对张艺谋这样一位对人很关注的导演来说，这种错误应该说是严重且奇怪的。 　　

如果我们把《十面埋伏》看作一个爱情故事，那麽我们发现金捕头的角色，与《铁达尼》中的杰克，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不同的是，《铁达尼》的爱情故事，被放置在灾难之中，因此就人的问题而言，只是一个单纯的爱情故事。最後的拯救也简单明了：不在肉体上，而是在精神上。 　　

但《十面埋伏》的背景是《无间道》，也就是说它引入了很复杂的人的因素。可是导演对这些因素的处理又很粗糙，所以最後，整部影片给人以拼凑、零乱的感觉，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记得曾在网上看到张艺谋的采访记录。当被问及是否会到好莱坞发展时，张艺谋回答： “否”，因为他更熟悉中国的东西。 　　

这话从某些方面来说，也算有道理。李安因为在西方文化中浸淫了很久，所以能够把很中国的武侠故事，拍得让西方人也看得懂。然而，我觉得更关键的，不在于他懂得如何运用西方人能懂的语言，而在于他抓住了在人性里面更深层的冲突。 　　

不错，西方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对这个层面的冲突更加敏感。但如果我们仅仅把这看作是文化差异的话，那麽自然的推论，就是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更先进、深刻。然而所幸的是，我作为基督徒，因为相信上帝的创造、人类的堕落、以及在基督里的救赎，是真实而且普世适用的，那麽这种故事的冲突与冲突的解决，或问题与答案的内在结构，都能与普世之人的生存实际相吻合，在中国文化中，当然也同样可以被发现。这大约是我们可以在下一部影片中期待的吧。
 


作者来自中国，美国加州大学物理博士，现居费城。 　　

本文原载于《海外校园》2004年12月第6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