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子：老板们（二）：敌意老板——巴巴拉
二、敌意老板——巴巴拉
巴巴拉是我第二份工作的老板。这个名字变成中文，让人联想起傻拉巴几，巴结，东扯西拉。果然，工作一开始就没有好兆头。
新雇员培训时，十来个人唧唧喳喳聊得很热闹。我兴奋地和大家插科打浑，觉得自己受到了特别礼遇。轮到旁边一位五十来岁的女士自我介绍时她说，她叫巴巴拉，是我那个部门新来的经理。她该是我的顶头上司了。我暗暗吃了一惊，因为在我面谈时，负责雇我的那位经理根本没有提我们组要有一个新经理。
大家礼貌地向巴巴拉问好，显然没有欢迎我出场时的戏剧性，我隐约觉得她眼中闪过一丝不快，让我觉得自己刚才是得意忘形了。我自知自己天性过于敏感，故意没当回事。
接下来大家一起去吃午餐。总共五个女的，其他三位都不是我们组的。点饭的时候，我要了一份比萨，还要了一份炸薯条。平时在家不敢吃这些油腻厚重的东西，怕孩子学“坏”，好不容易捞着打牙祭的机会，我是不会放过的。饭来了以后，我一边狼吞虎咽，一边自己嘲弄自己猪猡。正骂得痛快，几个女孩子都在哈哈大笑，突然听到了巴巴拉冷冷的声音：“可是你一点都不胖。”
听见她的声音我马上看她的眼神，冷若冰霜，那嘴角，也狠狠地往下撇着。我知道，我的敏感不是多余的，那敌意，已经是丝毫未加掩饰的了。
巴巴拉和我个子差不多高，但体重起码比我重一百磅。她点的是一个红红绿绿、味同嚼腊的绿叶菜沙拉。
当时公司刚刚拿到三千五百万美元的创业投资，雇佣我们这一批十几个人，就是因为有这一笔投资。巴巴拉说，她失业了挺长一段时间。对于新工作，她很积极。全组加上她一共五个人，成天召集开会，大会、小会，一会儿又不停地发全组电子邮件、个人电子邮件，“经理”得不亦乐乎。我身上本来就没什么反骨，便是有，也给磨得差不多了，于是便努力按她的要求去做。我埋头学技术，新产品很快就上了路，巴巴拉让我专门负责写一份有关某个客户的报告，写的过程中、写完后，她都很满意，一字不改就正式递交给客户了，还让组里别的工程师们参考我的格式。
可是，她就是不喜欢我，从不给我好脸色看。我这人生性温和，与世无争，责任心重，敬业心强，从小到大，和各色人等都相处得好，去哪里人们都欢迎。独独巴巴拉是例外，偏偏她又是我的顶头上司。
新职工培训一结束，我就开始怵上班。先是远。原来的公司离我家里只有四英里，十分钟就到了，儿子的托儿所就在附近，一切都方便极了。换了工作以后，公司离家一下子增加到二十多英里，所以我每天必须先把儿子送到托儿所，再进入波士顿那臭名昭著的车流，碰巧又是一个多雪的冬天，等我开到办公室，往往已经是一个半小时以后。
我更怕的是巴巴拉。每天早上，她像警察一样来我们四个坐的地方巡视一圈，我如果来晚了，错过了她老人家的视察，心就得悬着，不知道她的斧子什么时候落下来；有幸赶上了她的视察吧，她屈尊问我什么问题，我就千方百计地答得令她满意，答完了，心有余悸，生怕什么地方没有说好；更多的时候，她和别的同事瞎扯，于是我只好尴尬地在旁边听着，也不敢独自干活，怕留下轻视她的印象。
这时候，我非常羡慕组里的另外一个女成员塔吉雅娜。塔吉雅娜是俄国移民，岁数和我差不多，但体重却和巴巴拉差不多。她英语不如我好，家中一切事务皆仰赖丈夫。听她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和巴巴拉聊天，巴巴拉笑得那么开心自然，我只能在旁边尴尴尬尬地听着，想插嘴也插不上。每次巴巴拉散了她的早朝，我都要在心里山呼万岁。
有了孩子以后，我倒比以前更注重自己的外表，不想让人家觉得我不修边幅。另外，我觉得衣着整洁也是敬业的表现。女同事们评头论足一番，男同事们礼貌地恭维几句，不管是否百分之百的由衷之言，听完了，总能提高情绪。惟独到了巴巴拉这里，一切都是淮橘易地而为枳。她讲究穿着，衣服倒在其次，饰物琳琅满目，风格各异，中国人穿得再考究，很难有她那些祖祖辈辈收藏下来的饰物；而且，我觉得上班环境里穿着不宜过于繁琐，往往是蜻蜓点水，有一样画龙点睛已是足够。问题是，一旦我穿得漂亮吧，她那一天却正好是一件Ｔ恤一条牛仔，并宣称随意穿着是最高境界；有一天我匆匆忙忙要离开办公室时，大衣没穿好，她又凑过来为我整理衣领，说我不该这么匆忙随意，并说她是全面负责的经理，连我的衣着她也要过问。
我是个典型的中国妈妈，有了孩子以后，许多私人应酬，我都尽量推脱。偏这巴巴拉不肯放过，成天在家里开聚会，都放在星期五晚上，等到星期五中午才通知大家。一次我斗胆笑着说，今天的会是与工作有关吗？如果是，我就来，不然我就不去了。她也笑着说，对，今天的会与工作有关，我们组的人必须参加。我当时真恨死她了，不知自己上一辈子欠了她多少债，又恨自己懦弱，不敢据理力争。
这份工作不很忙，每天中午，大家都吆五喝六地出去吃午饭，一吃就是两个小时。我自知迟到早退，中午一般都不出去。这样，别人吃午饭的时间，我起码多干了一个半小时。可是，巴巴拉每个星期的总结会上总忘不了表扬谁谁昨天一直干到晚上九点，谁谁星期六又来加班了，只有我，从来没有因为“加班”受过什么表扬，我心里的滋味就可想而知了。可是为了孩子，她不点名叫我，我坚决不主动加班。
美国人聊天时，也谈很多私事，谈起子女都一样津津乐道。因为我的孩子小，同事们总觉得有义务问问我的小宝宝如何如何，孩子成了我和同事们的固定话题。只有巴巴拉，从来没问过我孩子的事情，包括孩子病了，我请假提前回家，她也只是公事公办地批准一下，就像我请假去修汽车一样。
巴巴拉结婚很晚，过了生儿育女的年龄，没有孩子。有一天，她破例提前下班，说是她的猫病了，她要带猫去看医生。那一时刻，她的脸上很焦虑，也很温柔，像是一个为孩子担忧的母亲。一个周五晚上，我勉勉强强去了巴巴拉家参加派对，看到那猫很老了，一只眼睛都瞎了。巴巴拉温柔地抱着猫，摇着他的右前腿，还装出了一个幼儿稚嫩的声音，代猫向我们问好。和我抱着儿子向客人打招呼如出一辙。我想，如果巴巴拉有个孩子，也许心境会平和得多，对我每天必须准时离开、保证六点前赶到托儿所也会多一些理解和同情吧。
自始至终，她对我的业绩都非常满意，我在她麾下写的报告，她十分赞赏；我在她手下作过惟一一次评估，她给了我很高评价，并且建议给我最大比例的提薪。她并没有因为不喜欢我，就在工作上给我使绊子、穿小鞋。问题是，我每天必须面对的，不是那份评估，而是巴巴拉那张阴晴不定、充满敌意的脸。
不幸中的万幸是，不久我就从巴巴拉手下解放出来了。我到这个公司才几个月的时候，因为管理不善，公司突然把我们这批新招聘的雇员全部解雇了。我有三分忧虑，又得去找工作了，但我也有七分欣喜，总算可以摆脱巴巴拉了。
我当时正好搬入新房子，每天一边有条不紊地拆那些拆不完的包包箱箱，一边重新找工作。当时正是春天，家门前一株玉兰开得正旺盛，儿子也不用整天上幼儿园了，我就带着儿子每天在花丛下奔跑，后来又清扫凋落了的花瓣，大铁锹大箩筐装那花瓣，想起黛玉葬花的细致缠绵，便觉得自己粗俗好笑。自那以后，花开花落也有两三载了，我却再也没有那份闲空和心绪去欣赏那一株同样美丽、更加灿烂的玉兰花。
一个月后，我就重新上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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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6-5 09:0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