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聂元梓的回忆文章，想起我在大学里的一个老师，姓谭，方脸，戴眼镜。目前应该是不足六十岁的样子，很有才华，是个笔杆子，曾是文革中走红，文革后期任学校的宣传部长，为另外一个文革时的大牛人，写过发言稿。后来四人帮倒台后，这个老师被打成三种人，受特殊照顾。在系里，他整天像个小媳妇一样做人，见谁都不免点头哈腰，谦卑的不得了。
我去过他们家，四口之家，挤在一间房子里，即当卧室，又是厨房，两个小孩一男一女也都不小了，晚上睡觉的床给吊起来，白天再收好。
这个老师带我们的实习课，对学生非常的和蔼，他平时晚间在教室里和学生一起上自习，也经常到我们的宿舍里面一起聊天，他说人这种动物，对于环境的适应性，是最大的。谈话间，他还特别的羡慕系里的一个老教授，说人生一世，能像老先生一样，足矣。这位老先生，也留学德国，是老地下党员，很让人尊敬，至今仍然健在，但学术上比较霸道，听说老先生在文革期间挨斗，后来对斗过他的人，也很不原谅。当时不觉得什么，现在想起来，也不免的唏嘘。
后来在系里，我的这个老师一直的不得志，虽然业务上不错，但职称没有被提上去，一直是讲师。听说他在经济搞活后，到了一个贫困县，做了副县长。
一个同学告诉我，这个老师，目前混得不错，如鱼得水。
有时候想起这个老师，就不免慨叹，这也是一种人生！
2005-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