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在“海外校园”上读到一篇余杰关于911的文章，写得不错，感情真挚，对国人的批评虽然不留余地，却是一针见血。尽管这个北大毕业的少年才子很有名，这还是我第一次读到他的文章，感觉不错。于是又到网上找了些他其它的作品来，读到我几乎无地自容。好像这才意识到自己对很多重要的东西都漠不关心，包括人间疾苦、政治时事、历史批评，等等。也就是说，我发现自己竟然是在如此肤浅地生活着，偶而写一些无关痛痒的小散文，抒发一番闲暇时的小资情调，而且这些文章还往往逻辑混乱。
小资也是上个周末同XYZ聊天时才知道的她对我的评价，当时颇为令我吃惊，尽管这很有可能也是其他人对我的评价。在我看来，我应当是和小资挂不上边的。小资们一般都没有吃过什么生活的苦，所以他们的愁苦往往是来自于他们格外在乎自己所谓心灵的东西，还有对浪漫的演绎。当然，这完全是我望文生义，自己给这类人的一种总结。事实证明我的总结是错的，因为我也被归为此类人，尽管我自认为吃过生活的苦，而且虽然也在意心灵的东西，但鉴于生活的压力，完全没有能力和精力去演绎浪漫，关注心灵。晚上带孩子睡觉之后，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跟他们一起早早睡觉。可我还得挣扎着爬起来洗奶瓶，整理玩具，给他们找换季的衣服和鞋子，给朋友打电话谈件重要的事情，洗衣烘干叠好收好。。。
所以换个角度来看，或许可以说我具备成为小资的潜质，但没有成为小资的条件。
余杰到底写了什么使我无地自容呢？
他写了很多东西，每一篇都立论清晰，立场鲜明，忧国忧民，思想深刻。其中我读到这段文字，在“火与冰”的第一章：
“一天晚上，我经过一片建筑工地。一座巨型大厦即将完工，旁边有一排破旧底矮的房屋。其中，有一家小杂货铺，门口摆著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电视机前，里三层外三层围了四五十个衣衫褴楼、瑟瑟发抖的民工。他们睁著眼睛贪婪地看着，尽管小小的屏幕上布满雪花，画面模糊不清。然而，好恶却由不得他们，杂货铺的主人可不管他们喜不喜欢看，啪地一声就调到另一个频道去了。一阵轻轻的惋惜声之后，他们又津津有味地看下去。那天晚上，气温是零下好几度。
这是一群无声的人。在这座一千多万人口的巨型都市里，他们数量巨大，他们干著最脏最累的活，却遭到蔑视和厌恶。他们从来不说话，也说不出话来。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有什么痛苦与欣悦，烦恼与快乐。于是，他们只好围著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从这个窗口仰望都市。
在这一瞬间，我理解了福柯的伟大。他以自己毕生的精力为监狱的犯人说话，为精神病院里的病人说话，为现代社会一切失语的人说话，他是20世纪真正的知识分子。在这一瞬间，我想起了波普对“历史”愤怒的指责：“这种残酷而幼稚的事件几乎从来不涉及真正在人类生活领域中发生的事件。那些被遗忘的无数的个人生活，他们的哀乐，他们的苦难与死亡。这些才是历代人类经验的真正内容而存在的一切历史，大人物和当权者的历史，充其量都不过是一出庸俗的喜剧而已。”
指责写历史的人也许过于苛刻。因为知识人同样存在著表达的困难，他们连自己是谁也搞不清，又怎能指望他们为别人说话呢？就“失语”这一点而言，知识人与民工毫无区别。”
这段文字是他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写的。想想一个小小的少年，都有这样的见识，没有愚沌地生活在象牙塔里。过了而立之年的我，却还是傻吃傻玩傻乐，疲于奔命之余稍稍用轻飘飘的文字感怀一下，实在是活得不大有价值。
阿来在“尘埃落定”中有过一段精彩的文字。这部书是以一个傻子的口气写的，其中讲到有一天，“我”被怀着仇恨的哥哥打了一个耳光。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怀著仇恨打过我。”于是“我”这才发现，“人家带著仇恨竟然打不痛我”。
“他们走了。我看着月亮在薄云里移动，心里空落落的很不好受。这不怪月亮，而要怪哥哥。对一个少爷来说，我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不怕挨饿，不怕受冻，更不怕总而言之，就是没有平常人的种种害怕。如果说我还有一种害怕，那就是痛楚。从小到大，从来没人对我动过手。即使我干了很不好的事，他们也说，可伶的傻子，他知道什么。但害怕总是与生俱来就在那里的。今天，这种害怕一下就没有了，无影无踪了。我对自己生出迷茫的感觉。”
对了，就是这种感觉。实在不是因为没有可害怕的东西，而是因为没有痛楚。
我以为我一直认为，人生来就应当是有痛楚的，而且如果可以体会到别人的痛楚，为这些别人的痛楚做一些事情，那才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可是我突然发现，那只是我以为而已。
实际上的我，几乎是在漠然地生活着，对很多深深的痛苦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我想要跟大侠好好谈谈，告诉他我这个发现。也想着要有些改变，不能再执迷于一些平淡慵懒的东西。人世间有许多承受巨大痛楚的人，需要人去了解，去体贴，去疾呼。
可我到现在都还什么也没谈成，因为我忙得抽不出时间。唯一悠闲的时候，是前天晚饭后，全家去对面的学校散步。走进校门，正迎着宽大的停车场，远处是桔红的夕阳，有点淡淡地点染在天边，其它就是无云的天空，和微凉清爽的黄昏。孩子们在停车场里面高兴地跑来跑去，追着飘飞的蒲公英玩。我和大侠挽着手慢慢地跟在后面走，两个人心里都在说，这样真好。
那个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起要谈及关于沉重的生活的话题。
我想我是无可救药了，难怪被XYZ说成是小资。
于是我再次深刻地反省我自己，是不是太自私了，也太贪图享受。反省到晚上竟然失眠，回想我的种种生活经历，看我是怎样长成一个这样的人的。
可是越回忆，我越觉得不应该。从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我和姐姐就跟着父母辗转全国各地。爸爸妈妈在很多农村和城市工作过，我们也就跟着住过很多地方。在那样的年代，迁移完全不意味着任何形式的旅游和猎奇，只有无穷无尽的对新环境的难以适应和努力适应。记得每次跟爸爸妈妈回北京，总是被姥爷和奶奶格外疼爱，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常在外地奔波，十分可怜。在我们还带着尿布的时候，爸爸妈妈曾经带我们回了趟北京，从云南和缅甸交界处一个叫“宝山”的地方，先坐三天三夜长途汽车，再坐三天三夜火车。在火车上，我们的尿布搭满了整节火车厢。我小时候晕车很厉害，一直吐了一路。现在都能想像出在那样闷罐子车厢里，我给爸爸妈妈带来的麻烦和狼狈。
姥爷心疼我们，回去云南时，买很多东西让我们带回去，其中包括动物饼干这些在边远地区没有的东西。
那么我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应当是挺苦的，可我好像并没有因此而特别可怜自己，或者可怜其他苦命的人。也有可能小时候有过，但现在没了。
现在我长大了，发现这些苦往往跟命没有必然的联系。使我们痛苦和快乐的根源不一定是我们的际遇，而大多是我们的思想。
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搬到了河北一个小村子里。我当时刚在北京的小学读了一年，讲北京话。跟新认识的同学聊天，说我早上吃了一块点心。他们好像不用“点心”这个词，就开始嘲笑我。现在还记得当时一个比较张扬的女生，用手指点着我的胸口，夸张地说“点－心，点－心”，还一边嘻嘻地笑着。其他的同学就也跟着在旁边笑。我觉得不被人认同和接纳的委屈，就从所在的操场上跑开了，一直跑到从来没有去过的一条小溪。我就站在小溪旁，看溪水在阳光下清清亮亮地流，带得岸边稀疏的芦苇倾斜着。我在那里待了很久，当时溪水的样子也就印在了我的记忆里。
可是我现在回忆起来，并没有什么难过。反倒一直奇怪我怎么可能不上课，在外面留那么久，而且不记得被老师或者家长处罚？不过当时，我童年的心一定是挺难过的，因为不被人接纳而自卑和孤独，所以才会去了那条小溪。现在对我来说，都成为了如此矫情的一些回忆。小的时候，任何的真正苦难都是父母承受了去，所以我记忆中的都是很纯粹的童年的东西。可我相信，我那时候是经历过苦难的，只是痛就没有，因为我没有思想去呼应我的际遇。
长大了仍然是奔波。大学毕业刚到南方的时候，是在东莞。只有从学校直接托运来的两纸箱子旧衣物。因为东莞不通火车，只能货运到广州。廉价的纸箱子到广州时已经破烂不堪，而且里外都有些潮湿发霉。找到一个广州的朋友，拼了命从火车站弄到他那里寄存，才去东莞报道，之后再去广州取来，一路跟箱子一起，乘长路车被“卖猪仔”千辛万苦到东莞那家香港人开的老板厂。
十几年前的东莞可不是现在的摩登样子。完全是荒地上的一些日夜不停运作的厂房，里面的女工没日没夜地工作，一个月下来，将积攒的钱寄回给穷苦的家里。她们最大的变化，恐怕就是换到同一条街上的下一间工厂去做工，同样是辛苦，同样是无奈。
尽管我借着我学历的光，没有那么辛劳，而且可以在有冷气的办公室里坐着，可我一样是无助而寂寞的。我一样要对老板“赵生”唯命是从，要在出入厂门时接受搜包搜身检查，要盼着周末厂里有货车去城里送货可以捎上我，要用假的特区边防证才得以去到五光十色的现代都市－深圳。当我离开这个厂子的时候，我那些女工朋友对我艳羡不已，因为我可以不在乎这份对她们来说和命一样重要的工作。她们一定也觉得我完全不能体会她们的疾苦，她们羡慕我就像我羡慕我那些事业有成的同学一样。可我那些飞黄腾达的同学又在羡慕谁呢？我们不同种的艰苦经历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吗？
姥爷和奶奶看我是个可怜的小孩，从小要随父母四处漂泊，而且要住在他们听都没听说过的各个小村庄。而我呢，记得的却是爸爸妈妈的医院每逢清点药房的药片的时候，我就在药房的床上一边玩一边看他们。明亮的日光灯在夜晚带给我幼小的心里无限的温暖和安全；或者跟村里的孩子一起去爬收割后的草垛子，在上面跳闹。虽然这些都不是非常清晰的幸福时刻，但至少我没有自怨自艾，过得不开心。
这样想来，就不对自己的思维和所写的东西那么自卑了。至少我是在努力把我看到的想到的美丽的动人的都描绘出来。至于我看不到的，就描绘不出来。之所以看不到，实在不算是我的错误。而且我这样的描述也不是为了追求一种情调，或者表现我的高雅，而是想说服包括我自己的人，生活其实常常比我们以为的要美好。
我看到的时候，当然也无法面对深圳火车站被拐骗之后又崭断了手脚送到街头要钱的小孩，还有加州繁华街头那些破烂的棉絮中蜷缩的老人。他们都是明明白白苦难的象征，真实地存在于我们面前。我怕描绘这些，因为会为无能为力而流泪，这是我不能书写的苦楚。
在刚下高速快到家的路口，总有一个瘦瘦小小的墨西哥男孩，站在烈日下卖草莓。这个路口是走车的，不大有人，更不要提商贩了。所以他站在那里的样子总是显得很突兀。太阳晒着，他也不打伞，也不吆喝，就巴望地盯着每一部开过路口的车子，希望有人能停下车来买箱草莓。我每次开车经过这样神情的他，终于有一天不忍心假装没看见，停下来买了他的草莓。和店里的没有多大差别，只有水分更少一些，因为阳光下晒过。而且包装也一样，都是小个的铺在地下，大个的摆在表层。不是他特别作手脚，而是从农场进货就是这样。从那以后，我再看到他，就不仅看到的是辛劳，更有无可奈何。他大概没有别的技能，连不同的进货渠道或者经营方式都没有，只是被动地候在那里，生怕错过任何车上有可能买东西的眼神。我为这个我不忍看到的人所做的，只有买过一箱草莓。
曾经也见过有警察在路边问他话，心想这警察也实在没有同情心，为什么如此小小破破的活路都不留给这个可怜的孩子。但是他终于在几天后又出现在路口，表情和姿势一点没变。
我现在依然每天见到这个没有牌照没有销售技能的黑瘦的人站在那里，但不会再看到就心痛。倒不是麻木了，而是仿佛熟识了。到美国的时间久了之后，仿佛越来越了解这里的人，包括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墨西哥人。他们的生活如此艰难，可是他们根本不像我最初想像的那么不快乐。恰恰相反，他们比大多数勤劳奋斗事业有成的华人要开心，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同，看重的东西也不同。况且从本质上来说，我与这个小贩也没有很大的不同，都是辛劳地工作了一天，巴望着快点回家跟家人吃晚饭。没准他每天看我同一个时间出现在同一个路口，满面倦容，也心里在想：那个苦兮兮的女人又熬过了一天，可真不容易，像她这么活着。
我曾经很希望能够来美国，摆脱我在国内所有的不如意。现在我在美国了，许多过去的朋友也觉得我是向前踏了一步。我终于不用再挤在人才市场的民工堆里递简历找份糊口的工作，也不用住蟑啷肆虐的简易房。可是我也同样吃不到路边大排档的炒田螺，喝不到大梅沙海边透心凉的大瓶金威啤酒了。
我们所了解的，永远只是自己。所以所能做的，也只有把自己认为有限的好送给别人。因为别人而痛吧，可是除了让痛的人忘记疼痛，难道我还有能力去除那痛不成？
XYZ最初将唐磊的“丁香花”拷贝给我听，觉得还行，但因为正迷着刀郎，根本没有注意听“丁香花”的歌词。直到今天，不经意听了一下歌词，才突然发现这首歌是写给一位死去的姑娘，不禁心底一阵疼痛。只有死亡，不论是何种形式的，临到什们人，都往往会使我感受到痛楚。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有机会选择比较轻松比较快乐的状态。当我们死了呢？我们的身体腐烂，我们温存的气息一点点离开即将腐烂的身体，我们无数岁月累积的一生，无论曾经收获什么或是失去什么，都轻轻地飞走了。我们在经过这些岁月的时候，觉得它们至关重要，不能失去。可它们终于在这样的一天，飞走了，几乎不留痕迹，其中包括很多美丽或是忧伤的爱恋，多年恒切的奋斗，孩子童年的欢笑，朋友关怀的面容。
那样的痛楚，最深切割的是还活着的人的心。因为我们不论还想对死者表达些什么，都不能够了。
那么我们要表达什们呢？余杰想表达他强烈的关切。而我想要表达的，应该是我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时最不舍的东西。那就是，生存状态不论如何，我们活在一个美丽的世上，心中有无数美丽的希望。我不希望任何我爱的人要等到临走的一刻才发现他将要离开的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一群美丽的人。
我总爱说“行啊”，“好吧”，“没关系的”，“无所谓”，没有思想麻木、不仁的样子。大概也改不了了，因为我发现，当我情绪激动想要表达一种强烈的感情的时候，往往反倒是我最自我中心的时候，完全自我地去看待别人。而我说“无所谓”的时候，我其实在想，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干嘛要去计较呢？虽然缺乏热情，比较无为，好歹是在表达我真正的认识。最终归结为个性的不同，终于没有那么自卑了，也为不用拼命改变而长舒了一口气。
这几天的天气出奇的好，从清晨开始，整天都是万里无云。开车上班总能清晰地看见湾桥和金门桥优美地跨过大海伸向高楼密布的旧金山。我又恢复了我傻乎乎满足的意识。收音机里评价说只有这样的天气才让我们想：所以我喜欢住在旧金山湾区。
睡了长长的一夜，早晨我的精神和心情都在最高峰。于是在这样没有雾要消散的早晨，我自我批评与最后自我释放的全过程无果而终，也于是又有了一篇不太关痛痒的文章。
2004年9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