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轱辘话话红楼(二十三)----周汝昌与胡适间的师从之争

写“重读芳华”的时候，在网上查找胡适的一些资料，无意中读到了一篇评述周汝昌与胡适关系的文章，叫“周汝昌与胡适一段红楼公案”，作者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苗怀明先生。文章详细介绍了发生在周汝昌和胡适之间的恩恩怨怨。联想起以前我所读到的有关周汝昌和胡适关系的文章，和自己的一些想法，遂写下这篇车轱辘话。苗怀明先生的文章很长，不拟转抄在此，给出一个链接，有兴趣的朋友。尽可去阅读刊载在《新京报》的原文。
www.thebeijingnews.com/news/2005/0713/[e-mail]

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出版后，远在海外的胡适，在几个不同的场合，流露出欣喜的感觉，并对人称周是自己的弟子，“是我的‘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但在周汝昌这边，却有不同于胡适的说法。周汝昌是这样讲的：“有人说我是胡适之先生的‘关山门的弟子’，那实在是一种由于错觉和误解而产生的溢美之辞。事实上，我连胡先生的‘私淑弟子’也远远够不上。我实际只是他的《红楼梦考证》和《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的一个晚至四十年代才认真思索《红楼梦》问题的后生读者”。谦虚的词汇，实际上是婉然否定了胡适的“弟子”说。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到底胡适周汝昌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从现存的文史资料看，严格地讲，胡适周汝昌之间确实没有正式的师从关系，胡适没有正式地收过这个徒弟；周汝昌也没有上过胡适的“红楼”课。但从广义的师生关系去理解，当周汝昌在燕京大学读书时，胡适是当时燕大的校长和教授，将两人的关系 说成是师生关系，并非不妥。在我看来，关键并不在于这些表面上，形式上的联系，而在于两人在红学研究中，在实际的学术交往中，是否建立起了双方都曾认可的导师和学生的关系。让我们来看看过去的事实。

1947年，周汝昌通过对新发现史料的研究，写出了与胡适商榷的第一篇文章。(可参看我“重读芳华(2)”)。胡适读罢，回应了一信，后又公开发表在报纸上。于是，两人开始了文字上的交往。这时候，尽管周汝昌是燕大的学生，胡适是校长，但他们之间的确是平等的学术关系。但在接踵而至的通信联系后，一方面周汝昌向胡适提出了大量的借书要求，以确保自己研究之需。而这种要求之迫切，数量之大，难度之高，早已超越了普通诤友的范围。唯一能解释周汝昌敢于开口的原因是，他已将胡适看为了自己研究红学的师长：学生在为老师做研究时，是无惧向老师提出任何要求的。

而在胡适的一方，对周汝昌的要求，基本做到了有求必应，正象胡适在回周汝昌的信中所讲的，“我可以给你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这也的的确确不同于对待一般的笔友和后辈。最令人称道的，也是几十年后，周汝昌成为红学泰斗后仍感慨万千的，是胡适应周汝昌的请求，借给他胡适从未借给任何人的海内孤本“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胡适离开大陆时，仅带走了自己的两套藏书，而其中的一套，就是“甲戌本”！如果不是把周汝昌作为自己 至爱的高徒，不是作为自己红学事业的接班人，是很难解释胡适精心培育周汝昌的苦心所在的。

另一方面，在给胡适的信中，周汝昌也确实写下过如此的话。“这个工作是先生创始的，我现在要大胆尝试继承这工作。因为许多工作，都只开了头，以下便继起无人了，所以我要求创始的先进，加以指导与帮助”；“先生如不以我为谫陋不可教，希望指导我，赞助我，提携我”。这是请胡适为师，自己执弟子身份的表述。再看胡适的回信，“专力去做一件事，固然要紧；撇开一切成见，以‘虚心’做出发点，也很重要”，“你应当努力写白话文，力求洁净，力避拖沓，文章才可以有进步”，“作文必须痛改痛删，切不可随写”，“古文工夫太浅，切不可写文言文”等，可谓谆谆善诱的师训。这种老师学生间的良性互动，保持了近一年。周汝昌在写给胡适的最后一封信中，这样向胡适表白：“我一定听从先生”，“在相交不久之下，便获得了先生那样亲切的信，已是自己人的信，不再是写给生人外人的信了，这是极为难得的事”。在学术关系上，不再把自己看成是胡适的生人外人，又不是胡适的同辈学友，最好的解释只能是自认为入门弟子。

这些令人心驰神往的师生情谊，随着胡适的出走，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五十年代后，胡适作为头号资产阶级反动文人被彻底批臭后，为了从政治上同胡适彻底划清界限，周汝昌不再承认自己曾经尊他为恩师的过去，也无可厚非。我们都在那个时代不同程度地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但周汝昌先生在八、九十年代，仍不顾忌历史的真相，对胡适继续有失公正的指责，就不能不提到道义的高度来认识了。

周汝昌讲他与胡适有三点主要争论，一是曹雪芹的生卒年，一是曹家的年表，而最重要的是《红楼梦》的“版本之争”，使“二人之间发生了根本而无法调和的分歧”，“我与胡先生这段‘忘年’、‘忘位’ 之交，后来也未能继续进展，历史给它划了结束”。周汝昌与胡适在红学研究上的确有许多不同的观点，这在他发表第一篇红文章时已经显现出来，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以后的良性互动。问题的关键是周汝昌所谓的“版本之争”，所以，首先要疑问的是，这个“版本之争”究竟发生在他们通信切磋红楼的短短的一年中，还是发生在断绝往来的分离岁月中？其次的问题是，这个学术之争又怎样断送了两人的师生友情？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从现存的周汝昌写的九封信和胡适写的六封信中，看不到“版本之争”的阴影；而五十年代以后的文字交流，仅仅存在于周汝昌对胡适单方面的批判，国内红学界也根本听不到胡适的争辩。那么，周汝昌所论及的“版本之争”，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虚拟。第二个问题更简单，假如个“版本之争”发生在1948年那短短的一年里，那么，请看在胡适离开之前，周汝昌的信中对胡适所做的表白：“我觉得学者们的学问见识固然重要，而其襟怀风度也同样要紧，我既钦先生前者，尤佩先生后者！”对胡适的崇拜和尊敬，跃然纸上，哪来的“根本而无法调和的分歧”呐。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言之凿凿啊。

我无意去责怪周汝昌先生，也根本没有资格和他谈论“得失寸心知”，他的《红楼梦新证》永远是我心中的丰碑。使我心灵震撼的是读到大师的这一句，“我那时已然感觉分明：这位大学者(指胡适)对中华语文的品格高下优劣是如此缺乏审美鉴赏力，这使我十分吃惊，也十分失望。”“让我这一名在校学生心中更加犯了书生气，觉得名流大家如胡先生，其学识水准竟也有其限度，是不能随流盲目信从的”。难以相信的是，这话讲于红学研究脱离了政治干扰的一九九七年，论及的是无政治倾向而研究红楼的一九四八年，涉及的是早已作古的、周汝昌曾深深敬佩过的一代宗师！我想争辩的一句话是，站在巨人的肩上，并不意味着可以把巨人一脚踩到地底下。

胡适地下有灵，不知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