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加国大选谈政治家必备的风度
加拿大联邦大选经过各派政治势力一个多月的角逐于元月23日拉下了帷幕，选举结果以抛弃独霸政坛12年的自由党，给在野保守党一个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而告终。
这次圆满的选举一方面说明在民主政治国家里，人民有充分的权利选择较为满意的政党来管理国家；另一方面也给各政党领袖了一个机会，公开站出来表明各自的政治观点、施政纲领供人民选择。还有通过选举所有大小政治家有如走上时装秀的T型台，让选民对其人格魅力进行充分的指责评判、品头论足。暂且不论各政党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方针的高低，仅政治家们的亮相过程，足以说明民主政治体制下，任何人要赢得选举必须赢得民心、公心、党心，必须具备政治家的基本风度。
这里所讲的风度，并非华丽的领带、考究的西装、锃亮的皮鞋、油光的头式，而是政治家们，乃至他们所代表的整个政党修养、内涵、执政能力。只有具备了这些，他们才能被人民推向执政地位。何以赢得民心、公心、党心呢？
首先，一个政党和代表这个党的政治领袖必须具备“求同存异”的精神境界。加拿大的政党和政治家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作到了这一点。这次选举过程就是各种政治思想和治国方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鸣、大放、大辩论”的过程。一埃选举结束，落选的政党必须暂时搁置各自的观点，尊重人民的选择，服从执政党的基本方针。执政党将与在野党一起协力管理国家，兑现执政纲领和诺言。
最近中共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明确提出，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和谐”两个字的深刻内涵，使人们同样看到了中国的希望。笔者认为“和谐社会”具备“求同存异” “和而不同”的意思。中华民族历来崇尚为政仁和、为人谦和，为他人留出空间，治理国家同样应该如此。事实上在一个中国的概念下，从来就存在着不同社会制度（台湾、香港、澳门）和经济形式，中国历史上无论任何政党执政也没有做到大同，所以政党的政绩也只能以和谐圆满为为最高原则。
社会和经济制度方面如此，意识形态领域更是如此。一个社会要和谐，必须有民主制度与气氛才行，能容纳不同声音，才可能和谐。表达不同声音的本质就是人民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是社会文明及其他一切权利和自由的前提和基础。有了这种自由，人民才能通过媒体批评和监督政府行为的腐败和任何社会不良现象，这次加拿大提前大选以及大选的结果就是因为前执政党的行为不检点所致。
其次，真正作到以民为本。在这次大选中，加拿大的各个政党为了取得执政地位，打出的王牌都是民本牌，他们的政治纲领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这种思想和＝亚圣孟子的治国思想如出一辙。孟子提出“民为贵”，“君为轻”。政治上极力主张实行“王道”、“仁政”，反对“霸道”、“暴政”。劝统治者重视人民，安定人民，少收赋税，减轻刑罚，使百姓“不饥不寒”。特别在减轻税赋的做法上，加拿大的政党领袖们好像对孟子的思想领会得更透彻。
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仁政之风也在悄然吹起。事实上仁政的最根本体现就是人人平等。但是无论是几年前的中国，还是今天的中国，由于人为的和客观的原因，《宪法》中规定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等内容贯彻的尚不彻底，政府在保护人民利益的同时，依然有很多行为在践踏着人民的权利。
孙志刚在广东以自己年轻的生命，换取农民在大城市临时居住自由，但愿暂住证不仅仅是形式上的作废，而是执政者心目中的彻底消失。在减少农民的税赋的同时，中国的政治家能够进一步以“民为贵”，让践踏人民“人人平等”权利的户籍制度也能在中国大地上彻底消失该有多好呀。砸碎这条束缚九亿农民的枷锁之日，才是广大农民高唱翻身道情之时。
今年的春节文艺晚会上，是那位头扎羊角巾、身穿羊皮坎架的农民兄弟唱出了最嘹亮的“歌唱共产党”，从他高亢淳朴的原声唱段里，人们听出中国农民对党和政府发自内心的热爱。在他们心中党、国家、政府就是蓝天、青天。面对这样善良的人民，难道“王道”、“仁政”的福祉就不应该惠及他们吗？中国的政治家如果希望真正提高修养，就必须作到还“权”于民，不仅是还“政”于民。让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人拥有自己的权利。
第三，坚持人民利益高于执政地位的原则。纵观三千年中国政治史，历代专制统治者为了实现“家天下”的特殊利益，置民族利益和人民福祉与不顾。对此孟子提出 “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的观点，强调民族大义高于君臣之义，人民的福祉高于一姓之兴亡。到了近代，明未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提出，“生民之生死”高于“一姓之兴亡”的近代政治原则，他认为“生民之生死，公也；一姓之兴亡，私也。”是古今之通义，皇权不是至上的，不能把维护皇权作为政治的最高原则。
在民主政治的国家里，任何政党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家天下”的概念早已被民主政治所取代。在竞选过程中，有些人即便某人为了个人私利或利益集团利益，也不得不打着人民的旗号参选。无论在名义上，还是事实上，个人利益或政党利益永远都是低于人民的利益的。在获得国家执政权利的过程中，无论这些政治家懂否孟子，他们都在格守“修、齐、治、平”的政治哲学理念，加强自身的队伍建设。
对于一个政党，“严以治吏，宽以养民”必须成为政治信条。之所以专制政治的腐败成为不治之症的根本就是“法之不均”造成的。在加拿大自由党在位12年，从某种意义上讲为腐败、舞弊等丑恶现象的滋生提供了土壤，难怪会出现政治丑闻，被提前到来的大选赶下台。毛主席说过：“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当然他说这句话的用意是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我们不妨借用一下，告诫任何执政党，必须夹紧尾巴作人，按照孟夫子的“大丈夫”标准，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人。把人民的利益放到政党和领袖的利益之上。
如果任何政党的修养水平达到上述标准，其执政地位是唾手可得的，执政能力也将是随之而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