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5：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有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
评说5：
授权要按组织结构实现，组织结构是抽象理念，必须有名称符号将其具体化，所谓“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组织结构要由头衔、职称等名份来彰显，以徽章、旗帜、制服、歌曲（国歌、军歌、校歌等）等“器”来将其物化。这些“名”、“器”在组织行为中如此重要，不能掉以轻心，赏罚可多用实际利益，而要谨慎使用“名”“器”。举例，“缨”虽小器，不可乱赏。所谓“分莫大于名也”。组织行为，社会行为，都是文化行为，以语言（名）和符号（器）作为社会行为之依据。
原文6：
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请隧于襄王，襄王不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请焉！”文公于是乎惧而不敢违。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或者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评说6：
权威之蜕化直接导致权力结构的崩溃。无权威则无授权，亦无所谓令行禁止。周幽王公元前770多年烽火戏诸侯，导致权威落地，中央政权名存实亡。“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此论正中要害。失德则权威失，权威失则权力结构不稳。当今中国腐败，社会动乱，岂无前车之鉴？以史为鉴，可以治国。
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就是以能力魅力树的权威，如抛弃这两条而完全依赖权力结构安排和法制建设，则难有和谐社会之可能。法制建设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中国的前途，还需共产党人恢复处事公正，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舍己为人、深入群众等魅力。缺乏权威起源基础的权力结构是不可能牢固的。脱离权威起源的基础空谈政权的合法性容易流为虚伪。
中国共产党若不能恢复“吃苦在群众之前，享乐在群众之后”的艰苦奋斗美德、不能消除腐败、恢复权威，则内有三家分晋（台独、藏独和疆独）之忧，外有列强裂土之（东海、南海、台海等）患。国家兴亡，岂无征兆乎。“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