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14：
显王三十一年（癸未，公元前三三八年）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之。商君亡之魏。魏人不受，复内之秦。商君乃与其徒之商於，发兵北击郑。秦人攻商君，杀之，车裂以徇，尽灭其家。
评说14：
前338年，秦孝公死，其子文公即位。公子虔乘机诬告商鞅，商鞅被抓，然后被处于车裂极刑。
人有一死，皇帝也不例外。但历史上国家元首更换往往造成不同程度的社会动乱。美国政体是国家首脑更迭可以避免社会动乱的最成功的政体。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司法与历法独立于行政，这使得行政首脑更换不会造成国家结构运行有太大的突变。加上一个庞大的政府文员官僚机关，美国人感受不到总统变换会给生活带来多大变化。秦国就不同了。商鞅变法涉及立法、司法、行政和军队，完全依赖于秦孝公授权，孝公一走，商鞅形同废人。公子虔当初犯法，被商鞅杀其师父抵罪，因此怀恨在心。
国家机构的平稳与制度创新能力是一对矛盾。有如一个公司，有规模经济效益的其固定成也本高，但市场应变能力就减弱。民主政治社会比较稳定，但变革速度也慢；集权社会社会不容易稳定，但变革速度快。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就谈到，小国宜于民主，大国宜于独裁。孟德斯鸠是从国家的战争决策能力来说这话的。因为战争决策对时间特别敏感，失去了时间就失去了战争。中国改革也需要时间，尤其不能错过机遇。小国人少，民主一下就决定了。大国人多，要议论很长时间才能决策。如加拿大众议院有308个议员代表三千两百万人口。按此代表比率，中国应该有1万三千全国人大代表（实际上不超过三千）。如果再采取加拿大议会辩论程序，可能所有事情都是议而不决了。三千人大代表，每个人发言40分钟的能力是有的，按八小时工作制，每周5天，这个大会就得辩论整整一年。40分钟不多，因为议案肯定不少于40个，谁能够在不到一分钟之内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有人嘲笑人大举手通过形式，是不知道国会辩论议案对人口大国是更加腐儒。若把代表人数减少到三、四百人，则代表性有成问题。一个代表要代表一千万人口的话，如何深入群众，倾听选民的心声？
美国设计政府时，采用联邦制把孟德斯鸠大国的集权和小国的民主两个优势巧妙地结合了起来，采用了三权分立的总统制（不过，移民局例外，移民局是三权合一的，申请过美国签证的人都知道，移民官权力是没什么限制的）。总统有宣战权力，避开民主决策。省市自己的议会决策地区事务，国会决策全国事务。这样就形成了对内民主，对外独裁的民主帝国主义。美国总统，影响和控制国际事务权力大，而影响和控制国内事务权力小。美国总统随便换个演员上去，美国人民还是一样生活，但国际社会就不同了，关系到那个地区有战争，那个地区有动荡。最能说明美国总统国际国内权限的，莫过于南亚海啸与新奥尔良飓风。南亚海啸后，美国救援军舰马上开到印尼；而新奥尔良飓风后五天美军才到当地救灾。美国联邦政府的全国应急中心是受新奥尔良市政府制约的。新奥尔良是市政府管辖区，市政府没有请求之前（飓风瘫痪了市政府），全国应急中心是无权进入市区的。美军开入其它国家要比到美国国内一个地区更困难，美国市政府管辖权要比外国主权还要稳固。美国总统权力受到更多的国内制约，更少的国际制约。
美国总统有组阁的权力，但没有司法杀人的权力，不像文王，由公子虔一句话就把前朝重臣给杀了。权力集中，成事快，败事也快，起用商鞅快，废商鞅也快。紫阳改革功臣，在其总理任期如日中天、政治改革在即之时，一夜下台，与商鞅倒台有点类似，不同的是，商鞅倒台是政局变动引发社会变动，紫阳下台是社会变动引发政局变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