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四大罪恶

永远记住邓小平同志 ——论邓小平的4大罪恶
作者：何希诚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直到1972年印支战争结束为止，中国长期笼罩在战争和战争威胁之下。只有1972年以后直到今天的20多年中，中国有了较长的和平环境，国内国际都处于有利的地位。但这一段国力上升的黄金时代，却变成了一个上下交征利，只图眼前，不顾未来，只吃老本，不知积累，只占便宜，不愿吃亏，只顾自己，不管集体的唯利是图的时代。从表面上看，中国最近每年有平均接近二位数字的国民生产增长率，国内消费繁荣，国际贸易后来居上，确实引人注目。这就是所谓邓小平的“功劳”了。
         
        但是，我们要问一问：中国的和平从何而来？为什么只有中国有如此有利的国内国际环境？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却是战祸频仍？中国的高速度增长因素何在？实际结果如何？中国的国力有没有增强？如果不走邓的道路，沿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的道路走下去，中国又将如何？邓时代的表面繁荣是以什么代价换来的？
        以下就给邓小平时代算几笔帐。
       1. 第一笔要算的是阶级帐 邓小平路线，一言以蔽之，就是阶级投降。对外，他实行民族投降，向国际资产阶级举起双手。他以出卖国际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出卖第三世界反帝反霸联合阵线的行动，来表明加入国际资本主义大流的诚意和决心。邓小平从上台的第一天到死前最后一天，始终如一地大力推行崇美媚美畏美政策。他以得志小人的势利眼光来对待第三世界的兄弟朋友。同毛泽东的依靠群众蔑视强权成强烈对比的是邓小平的蔑视群众依靠强权。对内，他以致富光荣做号召，实行国内的阶级投降。更确切的说，是实行阶级叛卖。自己投靠了资产阶级，反过脸来就镇压工农阶级。邓小平时代的每一个里程都标志着阶级叛卖的一个新里程。他首先在四年（1977-1981年）的工夫里把一个革命的党变成反革命的党。中国共产党产生于工农革命，在为工农利益和民族利益的浴血斗争中成长。又带领着全国工农和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打出红色江山。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是鱼水关系。而这样具有光荣历史的了不起的党，却被邓小平作践成为一个口是心非，追逐利益，镇压工农的党，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变成资产阶级的先锋队，与人民的关系变成了猫鼠关系。邓的第二步农村改革又出卖了农民。中国农村破产。在少数富裕农村、富裕干部、富裕农民的后面，是八九亿陷于破产状态，对前途失去指望的贫苦农民，和近一亿流离失所，从城市到城市流徙，没有任何保障的廉价劳力后备军。邓的城市改革，化公为私，把工人辛苦建立起来的家当变为干部和干部子弟的家当，把居于主人地位的工人阶级变成商品市场下的雇佣劳动力。今天的中国，是干部、资本家的天堂，是农民工人的地狱。城市占尽了农村的便宜，资本家、干部又占尽了工人的便宜。工农的地位一落千丈。中国的天下是工农兵打下来并建设起来的，却被如此虚伪如此残酷的剥夺。如果世界上还有羞耻二字，最不知羞耻的就是把邓小平称颂为“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这不仅是对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莫大侮辱，也是对古往今来的工农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莫大侮辱。
         2. 第二笔要算的是政治帐 内政清明与国家主权的维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基础。象中国这么大，经过百年屈辱而支离破碎的国家，能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一扫积弱，变成独立自主的大国，靠的就是党和政府深植于人心的威信。全国上下的同心同力、国家上层结构的健全和凝聚力是国力发展的支柱。经过邓小平的改革，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党不成党，国不成国。邓小平在政治、经济、社会每个方面都造成祸害。祸害的中心是垄断一切上层的逐日溃烂的党机器和国家机器。一个庞大的党和国家组织，化为成千上万的官僚集团、买办集团和大小资本集团，不顾一切地追逐利益。化公为私，公私不分，假公济私，损公肥私，国家的利益和私人的利益混杂不清。官员颟顸无能，干部招权纳贿，干部子弟官倒官炒，外交场上丧权辱国，内政上苛捐杂税等等，早已到了民怨沸腾的地步。今天中国官场上的黑暗，就是一本新的官场现形记。毛泽东时代的清廉政治仅仅十八年就变成了腐化已极的政治，这均是拜邓小平改革之赐。邓小平为了保证个人权利独揽，重演历史上的“垂帘听政”，“不上朝”。邓有过问之权而无责任之实。党中央和政府的决议必须经过邓的认可。明朝盛极而衰，败在世宗和神宗两代，皇帝都是二十年不上朝，不见朝臣，政从中出（历史上的奸臣严嵩父子，就是靠揣摩皇帝的“青辞”得势），国势一落千丈。清朝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之祸更是人所共知。邓小平把党国变回封建时代，实行了十八年的垂帘听政，他不参加党和国家的干部会议，但却发出最后的指令。政从中出的宦官一职由他的子女担任。前台的官员，主要的能力是当好傀儡：他一上台所安排的胡赵体制，一个胡耀邦，好行小惠，言不及义，一个赵紫阳，长袖善舞，八面玲珑，是奴才政府的典型，结果都因得罪邓而下台。邓小平为了照顾子女的利益，在国家之外成立所谓国家一级的公司（邓小平儿子的康华公司，赵紫阳儿子的华阳公司），高干子弟从没有一官半职一下升到国家部长级的地位，有部的权利和经费，但不受国家的监督。此例一开，从中央到地方，化公为私掀起全国性的狂潮。公私不分，无法无天，从此不可收拾。邓小平的开放，首先请进来的是台湾、香港、东南亚等半殖民地的资本家。他们把当地的行贿、回扣、请酒等腐败恶习悉数带进中国。官员沾染的恶习随经济发展而愈增。到了今天，被目为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邓小平要国家的每一个单位自负盈亏，于是，只有拿好处收买路钱的政治，不可能有为公共利益着想，为人民服务的政治。邓小平把写在宪法上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及工人罢工的权利全部取消。保证资本家可以剥削压榨工人，不许工人罢工，不许人民问政。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变为法西斯的资产阶级专政。中国的内政外交一败涂地。邓胡赵体制一开始，中国国内就出现了民族问题。邓小平胡耀邦的民族政策是，一方面把经济放在民族关系之上，造成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对立；另一方面，否定毛泽东时代的民族政策，向最反动的喇嘛赔礼道歉，请出了阿訇等上层人物。今天，西藏独立在内部势力增大，在外部已形成国际舆论。新疆的汉回问题不时传出事件。西南的少数民族家园破产，儿童失学，云南边界部分人民不得不靠走私为生。中国的民族团结面临着极大危机。邓小平对中国主权的两件大事：香港回归和台湾收回，搞出一个空无一物的一国两制的口号，其目的不过是名义上的统一，实际上不是香港台湾统一于中国的制度下，而是中国的制度向香港和台湾靠拢。在香港的收回上，中国的准备工作始自七十年代。到邓小平当政时，派出王光英（王光美的弟弟）在香港成立“光大公司”，进行准备工作。光大公司实际上变成了中国最有势力的干部子弟的出路（邓小平的第二个儿子邓质芳，美国留学之后就到光大任职），香港成了一切官倒洗钱、贸易倒手的最大集中地。本来，对待鸦片战争的祸首，英国政府，中国根本没有任何客气的道理。但是在谈判香港收回问题上，全是英方在取闹。一百五十年来不给香港的中国人丝毫民主的殖民政府，在中英备忘录签定后，香港回归不到三年之内，居然搞出一个还政于民。以英资在香港的比重之大（2700亿美元），中国可以采取各种手段还以颜色，但是，中国不做任何回击英国的行动。直到今天，距香港收回只有三个月的时间，美国政府还在香港民主的问题上大做文章。邓小平在香港问题上从一开始就表明了五十年不变，再五十年也就不用变了。香港收回后，真正的问题才开始。英美日在香港利用吃里爬外的买办太子党插手中国时，中国又将如何对付？在台湾问题上，邓小平把中国统一变得遥遥无期。同毛泽东的七十年代相比，台湾问题在国内国际岛内三方面都大步倒退。在国际上，邓小平为了与美国建交，听任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这一法案通过于建交之后，表示美国以国内法的形式承担了保护台湾的义务。这是从上海公报的台湾属于中国内部问题的精神的一大倒退。邓小平的让步也使美国摸清了中国的意图。开始继续打台湾牌，而国民党独台和台独分子有了美国法律的靠山，活动愈盛，气势大增。邓小平把台湾经济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大力替台湾作正面宣传，反过来，把过去关于台湾的封建买办法西斯的说法打成极左。于是，台湾来的旅游客和台湾的投资者大把钞票摆阔，成为当时一切向钱看的空气下一般民众艳羡的对象。中国官方早已不再说解放台湾了。邓小平的态度很明白：穷的中国大陆不能统一富的台湾。等发了财才统一。所以，虽然口头上仍把中国统一和四化并列，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但事实上，中国的经费中，对台湾问题除了请客吃饭的花费外没有任何预算。所谓的对台办事处、台联、台盟、民盟等组织，热心的都是如何与台湾资本合作做生意。对台工作上，从叶剑英的九条到邓小平的一国两制，该让步的全都让了，邓小平的算盘是寄希望于美国的“合作”和国民党的“诚意”。中共对台湾一般人民不做丝毫争取工作，一心就是国共和谈。国共和谈越谈等级越低，索性变成了商务谈判。台湾国民党的官员和青年才俊早已同中国大陆的干部和干部子弟彼此生意来往密切。台湾方面摸透了邓小平的心态。一个拖字，生意上占尽中国的便宜，资本家剥削中国劳工，转移了台湾的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在宣传上把中国说得一无是处。同时，积极拉拢日本和美国，并在台湾岛内建立“台湾人”的独立意识。台湾方面积极替美国作试探中国意图的卒子，在国际上大搞“务实外交”，以金钱收买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与台湾建交，活动重新进入联合国，高级官员四出访问。李登辉访美一事，中国被美国国务院官员耍弄，不作任何应对.直到中国留学生自发起来示威抗议，激起中国民心的觉醒，政府官员才知道台湾大势已去的严重性。别无选择，只能以军事演习来表示统一的决心。美国只在三百多海里外动一动航空母舰，就把台湾的人心又稳定下来。在此期间，中国政府一再向在中国投资的台湾商人保证生意照旧。做生意要紧，统一是次要的。今天，台湾问题从何解决是令所有中国人忧心的。邓小平的外交政策他自己说得十分明白，就是“决不当头”。与毛泽东时代截然相反，在国际外交场合中，中国这个国家似乎根本不存在。中国没有发动过任何外交主动，在国与国之间如此，在国际大会上更是如此。中国与美国建交十多年，可是，在是否许可李登辉访美进行表决时，美国的众议院议员，连一票都没有投给中国（397票对0票）。也就是说，中国驻美的大使、领事等，做了多年外交工作，连一个议员朋友都没有交到。外交官员除了在侨界上报上电视之外，既不做官方外交，也不做民间外交。变成了当年国民党“外交”的再版。在国际大型会议上，中国一再成为美国寻衅的对象。中国已经被侮辱到国际公认的“没有人权，没有民主”的头号独裁国家，与伊朗伊拉克并列。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在国际上倍受凌辱，从银河号到奥林匹克的报道，中国那里还有主权可言。走红一时的外贸部所签定的知识产权协定，其卖国的程度更是远远超过了外交部。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政治犹如巨人和侏儒之别。
       3. 第三笔要算的是社会帐
       3.1 邓小平的改革使一个原本清明的社会从上到下层层腐化,邓小平对他的子女说，你们只要做中国的公民，干什么都可以。这是典型的邓小平式的伪善。在邓小平改革下的中国，玩的就是以权代法的游戏。邓的大儿子开康华公司，带头官倒；邓小平的二儿子是1992年开动炒地皮风的第一人。他的名字早已上了美国房地产的中国名人录。轰动一时的首钢大贪污案，因邓质芳的牵连而草草了事。他的小女儿是邓小平的传旨者，第一个违反了党内不给活人树碑立传的规定，写了一本《我的父亲邓小平》，在中国大赚其钱。他的女婿是中国最大的军火买卖公司的太子党成员之一。这些人的发大财难道都是“合法公民”的权利？当然不是，全都是非法特权。正是为了要让这些干部子弟能享用特权，中国既不明文规定，规定了也不执行有关官商“利益冲突”的法律。即使象邓朴芳、邓质芳这样不法行为已有确凿证据者，也是不加深究。这些干部子弟的公司，亦公亦私，无法无天。上行下效，各地的公司跟着亦公亦私，无法无天。当贪污腐化日益严重，党和政府不能视若无睹的时候，便屡次作出姿态，表示决心，却总是刑不上大夫，最多拿县级以下的干部开刀，没有触动高级干部和干部子弟的毫毛。首钢周北方贪污案，北京市长陈希同不过下台了事，轮到邓质芳的时候则更是立即收场。反过来，邓小平对待普通老百姓时决不心慈手软，他以惩治罪犯的名义杀人立威，罪不致死的也照样枪决，一年之内杀了数万人，还在电视上播放。两相比较，全国人心知肚明，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要想好处，最好拉官员入伙，关系越大，合法性越高，腐化象瘟疫似的蔓延。这就是中国今天社会黑暗的总根源。邓小平刚上台时，把文革说成是打砸抢，无法无天。但是，今天人们都对现在社会的腐败深恶痛绝，十分怀念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社会的清明公正。邓小平把毛泽东时代扫除一空的旧中国恶习全部请了回来，而且变本加厉。官员的贪赃枉法已经成为常规；军队公安机关开办的五星级饭店公开介绍妓女陪宿；街头挂的是触目惊心的“打击拐卖妇女”的横幅；边界的走私贩毒组织发展到使用现代化的机动武装装备；国家公款的挪用、亏空动辄数以亿计；八千亿洋烟进口无一是合法的；千岛湖的集体谋杀骇人听闻；港台东南亚的国际人口贩子将妇女儿童劳工非法贩卖到全世界；犯罪已经形成职业集团，黑社会在城市中与公安单位勾结；黄色、黑色的犯罪行业充斥；地下的非法影子经济是今天中国经济的一个重大组成部分；封建迷信全部回潮；金三角的毒品贩卖已然延伸到中国的边界。日常的犯罪案件，偷盗抢杀数不胜数；公家机关一手要钱一手办事，连教育医疗等基本服务也要先谈价钱。社会上风气自私自利，醉生梦死；深圳的霓虹灯下老弱病残伸手乞食，处处可见医治梅毒性病的广告；每个大城市边缘麇集着从内陆农村来的打工农民棚户区.....五毒具全，这就是邓小平改革的成果。
         3.2 邓小平把中国的精神文明彻底庸俗化 “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后面包含了人类历史的可贵经验：尊重事实，从客观的事实上寻求事物发展的规律。邓小平却将实事求是一变为“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再变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于是，抓到老鼠的就是真理，也就是说，谁发财谁就掌握了真理。简言之，财富即真理。因此，全世界的真理十九世纪掌握在英国手里，二十世纪掌握在美国手里，难怪邓小平对美国如此敬畏。把人类认识的哲学庸俗化到追逐眼前的声色犬马，这还不够，邓小平还一定要宣称：邓小平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更高发展。秦朝的赵高在皇帝面前指鹿为马，所有在场的大臣同声附和。照说，人民中国名义上的皇帝是中国人民，邓小平这个今日的赵高就当着中国人民的面声称他发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他把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硬说成是社会主义，邓周围的党政官员和笔杆子不仅同声附和，而且还研究学习。难道中国人民真的蠢到这个地步吗？当然不是，只是“皇帝”没有说话的余地罢了。今天中国的老百姓有谁不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但是，这样的颠倒黑白祸患无穷，把理论变成市场郎中贩卖的膏药的党政知识分子，除了自欺欺人之外，又怎么会严肃地对待客观现实呢？这些人占据着中国的上层建筑，又怎么可能不腐败无能虚伪势利呢？这就造成今天中国精神文明的大崩溃。
        3.3 邓小平的改革是作践中国的文化,在“邓小平思想”指导下，中国的思想文化界集混乱、庸俗、市侩、虚伪、势利于一身。邓小平统治下的文化部不断地制造文化垃圾。从伤痕文学，御用报告文学，反共文学，自渎文学开始，直到今天，市场上充斥着买办文化、金权文化，痞子文化、黄色文化、黑色文化，武侠、言情小说，台港的殖民租界式流行歌曲、校园歌曲，再加上美国的热门音乐，集垃圾之大成。中国自己的文化到那里去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封建迷信的文化尽多，唯独欠缺了代表新中国战斗精神的文化，欠缺了歌颂胼手胝足的工农的文化。今天，再看到文革的样板戏时就更觉可贵了。官方提倡的精神文明重新举起儒家文化作为大旗。如果儒家文明能够救中国，那还需要什么新中国的革命？邓小平训练出的一批批反“左”的文化打手，变成一批批的反共文人、汉奸买办。西方的反华舆论靠的就是这帮文化买办。
        3.4 邓小平政策造成了社会分化和不平等 “万般皆下品，惟有官商高”，这就是任何人到中国的第一个感觉。邓小平的改革有一个不变的规律：官越大，占的便宜越多。外国占中国的便宜，资本家占工农的便宜，官员占资本家和市民的便宜，大官占小官的便宜，阶层等级分明。压在最下一层的就是被称为工农专政社会中的工人和农民。随着经济从发展到危机的周期，一定是通货膨胀之后的失业、打白条，官商和工农的差距越来越大。农民工人逐步失去福利和生活保障，教育医疗保障。地区和民族经济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中国穷人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4. 第四笔要算的是经济帐
       4.1 四个现代化 “四化”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大旗。可是，今天在东西两方评价邓小平的功绩时，连“四化”这两个字都很难找到。这确实有点反常。怎么四化这块招牌突然不走红了？原因很简单，今天再讲四化，等于是给邓小平难堪。 “四化”有它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早在六十年代，毛泽东就提出过中国工业农业国防现代化的构想。正式提上中国国家计划的日程表，是1975年初，四届人大时，周恩来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在二十世纪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周的报告在国际上引起强烈震动，因为从中共建国的历史来看，没有十分把握的事是不会如此宣布的。事实上，中国在这四个方面已经开始了行动。农业上订下战略目标：农业机械化。肥料增产、品种改良、大中小型农机制造业都初具规模。工业及科技的支农逐步展开。工业上，技术的创新和引进消化，如石油、化工、冶金等许多大项目已经投产。国防上，人造卫星于七十年代上了天，海军核潜艇导弹都有长足进展。科技方面，重点项目如核聚变、电脑、生物合成等等展开了国际的交流。所以，当时的西方没有人敢轻视中国的决心。到了华国锋时代，提出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现代化计划，订出十大工农发展战略区，引进先进技术。后来被邓小平称为“洋跃进”。邓小平逼下华国锋，诋毁前人，俨然成为四化的开创者。从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中国上下，从小贩到高干子弟，从官样文章到报告文学，从马列主义理论家到御用文化打手，无不扛出“四化”的招牌，四化洪流不可阻挡。但是今天，那里还有四化的影子？农村改革，废除人民公社，回到小农经济，断绝了农业现代化之路。农业机械化变得不可能，公积公累、基本建设被抢光、分光、花光。化肥滥用，森林滥伐，土地滥开，矿藏及自然资源滥采，耗尽了过去农业的投资及水土的保持。中国的粮食和棉花生产停滞。农村破产已经是包括官方在内都不否认的事实。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流失，生产停滞，教育、医疗、卫生等失去了基本保障。失学率升高，重男轻女，封建迷信重新回潮。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年年洪水，年年灾害。成本上涨，粮价下跌。政府反过来利用肥料赚钱。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数以百计。统购粮食打白条不付钱。中国一直流行的说法是，今天农村只差一个陈胜吴广了。农业、农村破坏到如此田地，还说得上什么现代化？正是由于问题严重，中国当局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孤注一掷，三峡大坝，引进西方的农业企业化，寄希望于遗传工程，又是打的一步登天的算盘。邓小平的城市改革开放又革掉了工业、国防科技的现代化。当初，在已具有全面工业发展的条件下，周恩来的设想是提高生产效率和技术改良。中国当时的工业布局是以国防工业带动最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人才，提升轻工业的比重，以轻工业资金的积累帮助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投资，并增加人民的消费，再以工支农，完成农业的机械化，发展农村的社队工业，形成农村和农村、农村和城市的流通循环。为了配合这一策略，中国利用对外开放，引进技术加以吸收消化，并积极在国际和国内进行科技交流和贸易交流。但这一布局邓小平将之全部颠倒，改成以市场消费经济和国际贸易为主导。最初确实起了平衡轻重工业的作用，正如农村改革开始时平衡粮食与副业的作用一样。接着，整个工业变成利润挂帅，变成以商业为主导，进口转手，开始了消费主义的经济。所有重工业，国防军工都改变成生产消费品，高级工业转变为低级工业，军工转变为民工。利润挂帅的贸易，进口成品而不是技术转让，进口的产品夺走了本国工业的市场。以所谓现代工业革命的电脑工业来看，七十年代中国的超级电脑工业发展已接近西方水平。八十年代大量进口成品。九十年代，电脑工业就变成了加工组装工业了。技术不积极引进，国家的高级技术工业又不开拓自己的市场，资金的积累全部转为消费与消费工业的生产。工厂包干制度从小企业扩展到大企业。赚钱的大型国营企业将利润所得以奖金红利形式提高单位的收入，绝大多数是亏损的工业根本不可能再投资。科学技术的高级工程人才也因为国内工业方向的转变面向消费工业和商业。因此，到了八十年代底九十年代初，四个现代化就已是历史上的名词了。邓小平的口号改成为“要在本世纪内使中国成为小康社会”。所以，中国的钢铁产量虽跃居世界第一（利用废船及引进等），但矿冶业和高级钢合金工业这上下两头十分落后。其他工业更等而下之。本来靠科技交流吸引人才和知识，现在是培养了人才“储蓄”在外国，为外人所用。与同一时期全世界的工业发展比较，中国的重工业、科技和国防的发展大大地倒退了。中国国家国防预算不是逐年增加而是逐年减少，只占全国预算的百分之八左右，总量远远低于美国和日本。而中国还一再向西方保证要降低国防支出。目前，为了适应商业的需要，所有的通讯网络，集成电路的国内市场已经完全让给外来的进口。中国的国力不是增强而是减弱了。中国在台湾海峡演习所用的ＳＵ27号飞机也是一年之内从俄国买来的。 作为中国的近邻，日本在工业现代化上的投资是惊人的。日本的国防支出逐年增加，总量居世界第二。具有战略意义的集成电路工业，日本已经超过了西方。邓小平的眼光短浅，只看到四小龙的繁荣，连日本都不学，而事实上，四小龙中的南朝鲜，从九十年代开始，大量投资重工业。这二十年下来，邓小平政策对工业现代化的摧毁，即使国家重下决心，如此大规模的投资也不是今天中国的政府所可以负担得起的。再说，全世界的技术进步（特别是系统的整合）所牵涉的工种复杂，不可能以照搬照抄的方式做到，而必须要有自己的发展环境。这个环境今天在中国几乎是空白。过去中国有的，今天也不存在了。 毛周时代，中国从工业空白一路追赶到最先进的氢弹导弹火箭卫星等尖端工业技术，培养了世界一流的科技队伍。本来在第二个阶段要迈出的现代化步伐，如今全被邓小平扼杀。最讽刺的是邓小平是打着现代化的口号起家的。今天，中国的现代化早已变成生活消费的现代化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
         4.2 中国经济的“奇迹” 邓小平唯一可摆在桌面上的“成就”，就是所谓中国经济繁荣增长的“奇迹”。如果从原来停滞的经济状态发展出百分之十的经济成长，这可以称为奇迹。所以毛泽东时代是经济奇迹。邓小平刚上台时，中国的平均工农年成长率为百分之七，1977-78年继续上升，这个数字没有掺水，是物价平稳甚至下降时的实在数字。教育医疗还有全民保障。而邓小平时代，除去两位数字的通货膨胀，除去外债内债的透支外，工业的实际生产数字看不出任何显著的增长，农业却下降很多。如果把毛周时代因冷战和战争的花费算进去，邓时代的生产就不及毛周时代。如果再把外资的转口加工除去，邓的时代不仅不是奇迹，而是大退步了。 两个时代真正的差异在贸易、加工和服务业这三样。七十年代的中国，服务业包括全民福利，根本不在统计之列。贸易受环境限制而刚刚起步。至于外贸外资的大量增加，也都是七十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下产生的新的资本输出形式。这些并不是什么邓小平的创新，而是跨国资本家的发明。西方之把四小龙和中国都称为奇迹，正因为这些奇迹是他们所创造的。下面，我们再分析一下中国经济的成长因素与邓小平模式的关系。
        4.3 七十年代累积的本钱 邓小平刚上台时，中国有最好的国际国内条件。主要包括：长期和平安定的环境，国内工业各工种的全面发展，地理区域上一线、二线、三线的全面铺开，基本建设的长年积累，农田水利的长期投资（农民大量的无偿劳动），自力更生所建立起来的强大创造吸收能力，高级中级低级的科学技术人才，教育的普及，民族自尊自信，没有殖民地的包袱，集体制度内部相对地平等民主，资金的长期积累，大会战大型协作取得的系统工程经验，两条腿走路，经济发展灵活，国家大人口多资源丰富，有足够的国内市场，党和国家组织能力强，党和人民关系良好，国家有计划的经济等等。国际上，中国所特有的独立自主的大国地位，欧亚兴起的资本主义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三分，从而产生利益上的冲突竞争以及技术转让的多种选择。国际上大量资金在寻求出路，第三世界正在发展，和中国的合作友好关系，东南亚华人资本家的兴起（包括台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泥等等）。 在这些优点中，中国最根本的优势就是国家的完全独立自主。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最大的本钱是共产党的大得人心，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团结如一。中国国内经济条件的优势来自于一个接近三十年的战略部署。 ——毛泽东时代吸收了欧洲战后既各自独立、又各有分工的正面经验；同时吸收了东欧集团强行专业化、国际分工的反面经验，设计出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结构； ——照顾到中国本身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不可能片面地以大工业大量资金来发展经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需要结合先进的和落后的，大的和小的，有效率的和没有效率的生产方式，必须要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 ——考虑到中国资金资源的有限，没有浪费能源资源的条件。偏远落后地区必须自力更生，因陋就简，勤俭建国，找出节约生产的可持续生产方式； ——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阶级斗争着眼，作最坏打算的布置（深挖洞，广积粮），把国家国防工业的分布逐渐从先进的沿海东北地区向内陆铺开。同时，又不错过最有利的发展机会，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吸收消化； ——针对中国人口多的因素，把调动人的积极性放在经济发展的主要地位。人多好办事，没有办法也可找到办法，没有条件也可创造条件。 这是一个大手笔的战略布局。在经济的灵活性和系统性上已超过美苏两个大国。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这样的布局只可能在社会主义中产生，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长期性、整体性地制订并执行国家的计划。这样的布局所以有可能还是基于党与人民的良好关系、人民的革命热情和共同目标。只有社会主义的经济才可能调动全国的人民，在相当长期内为共同的前途出力。把政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建设合而为一。这才真的是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4.4 邓小平的挥霍 邓小平利用了这样一个有利的经济优势来发展资本主义，而他之实行资本主义，眼光短浅，又彻底摧毁了中国经济的布局。邓小平的农村资本主义化就是依靠过去农田水利基建的投资，依靠过去公社的公积公益和基本生活保障，依靠过去农村实行普及教育和知青下乡带来的农民知识水平的提高，依靠社队企业的工业基础。但是，农村基建、农民生活保障、教育、公积公益等全被摧毁干净。集体企业也只有越来越同城市挂钩才能继续维持。 邓小平的城市资本主义发展依靠的是国内早已建立的大中小各种各型工业（重、轻、手工、半机械等）以及国家的交通建设和分布遍及全国的工业基地和人才。但是，内陆的工业已经失去竞争能力而逐渐消失，人才和劳动力流散, 大的布局又被摧毁。邓的官倒、出口转手主要是靠国家过去的积累，国家积累因此被挖空，邓的加工出口政策依靠的是国内劳工的廉价和质量高，但是，加工区的劳工待遇低，工伤事故多，受到极为残酷的剥削。
        4.5 摸着石头过河 邓小平宣称要“摸着石头过河”。 所谓石头，就是美元，所谓过河，就是过渡到资本主义。他的政策和方向就是疯狂的搞三外：外债、外资、外贸。既然要走资本主义，当然要按等价交换的规律，懂得按供求关系讨价还价，不要使自己的国家吃亏。邓小平什么也不懂。却美其名曰交学费。这个“学费”可交大了。七十年代以后，国际资本的供求关系上是求方的市场。亚洲的资本主义兴起，资本在市场上充斥。亚洲资本，特别是东南亚资本的特点是：没有政治大国作为资本输出的后盾；没有先进的技术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扩展。本地的劳工不再廉价，失去竞争能力。资本急于谋求出路。反过来，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吸收外资可多可少，发展外贸，可急可缓。处于主动地位的是中国。中国只要总的方面给予外资一定的利益，具体实行时应该做到条文明确和步骤分明，使外资受中国的管理，为中国所用。邓小平做的刚好相反，他饥不择食，在总的方面给予外资最大的优惠，但在具体的执行上毫无规章制度。这就使投资者必须要以红包、贿赂等各种方式作为润滑剂。这些贪赃枉法的门道恰是台港和东南亚国家腐败政治的特点。于是，中国既放弃了大方面的利益，又使得政府腐败不堪。资本家从行贿失去的，当然要从利润上以十倍百倍来收回。台港资本家在中国的投资平均一年多就可收回全部成本。从利润之高也可看出中国出卖之贱了。在与欧美日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易中，中国的方针应是“进口替代”，利用欧美日经济上的竞争均势，引进可以引进的各种技术（先进的或淘汰的），针对本国工业的先进和落后的特点，因材施用，提高各个方面的工业技术和填补尖端工业的空白。同时，建立起与技术、工业发展相配合的国内市场。 邓小平又是反其道而行，把中国的广大市场全部对外开放（引进成品、外资设厂内销），从高级的飞机汽车到日常的饮食，外国招牌到处可见，中国国内的消费品、礼品全是以洋货为高级。高级工业产品的进口压低了国内产品的级别。也根本谈不上什么先进技术引进了。于是，本来的一个勤俭建国，自主大国的经济，就变成邓小平特色的资本主义模式。邓小平模式有两大特色：一是比凯因斯还凯因斯的消费；一是四小龙外资加工出口导向的经济。 凯因斯的特点是以浪费来刺激经济。用通货膨胀来制造有效需求，增加就业。这是资本主义三十年代危机不能复苏之时的放血式经济。中国所实行的远远超过了西方凯因斯政策的财政赤字，更加上国家公产的私用以及银行的大量信贷和三角债。对经济的繁荣起了空前的刺激作用。中国对于刺激下的经济运作不加任何限制，官员以双轨制的方式大行倒卖投机，造成了经济的过热与失控，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和对国家人力物力资源的滥用。经济的体制越来越无法健全。国家的血大量流失，资源浪费在经济上的长远透支所造成的损失远非短期经济繁荣所可弥补。 四小龙经济的特点是一个新型的现代殖民经济。四小龙由于本身的殖民地位，经济主权操在外人手里，只能完全按照国际资本家资本输出意愿下提供外资外贸的环境，本是一个寄生的经济。台湾最为典型：本地的配套工业根本不能发展，需要不停地寻找缝隙，靠一两样工业维持，所以永远不可能有现代基础工业发展。南朝鲜有鉴于此，反过来学习日本，想要建立自己的基础工业，可是困难重重。以中国的自主大国与工业的全面，舍去主动，不去发展以本国为主体的经济，反过来放弃国内的市场，把经济导向外资外贸，把经济的主动权让给国际资本家，变成了国际资本体系下的侧枝循环。这就不可能不在国际经济秩序上居于下风和被动。以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如果失去经济自主，则国家内部的分崩离析，其后果的严重是不堪想象的。经济自主权的丧失必然是买办阶级的兴起，民族主义的低头，整个国家的统一都成了问题。把自己国家的老本吃光，把国家的未来卖断，把经济发展的主动权放在国外，又将国际资本家请进中国，这就是邓小平一手造成的今天的中国经济。
         4.6 中国经济的实况   本来，沿着毛泽东时代的布局走下去，一个自主的经济大国是指日可期的。但是，经过邓小平的十八年，中国的经济完全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中国变成了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全球化下的劳力市场的最大基地。中国有最放纵资本家、最限制劳工的环境，有数以亿计的具有足够教育水平、能力和纪律的中下级劳工。以中国这么大量而有效率的劳动力加入国际劳工市场，就形成了劳工的供过于求。在劳资的供求关系中，劳方就处于极不利的地位。发展中国家彼此竞争出卖劳力，今天，全世界的劳工劳动力价格压得低之又低，资本可以为所欲为； ——中国变成外资增长率最高的国家，变成资本家投资的天堂； ——中国国内的经济变得极端畸形。经济的先后次序变成外贸、出口加工、商业、消费工业，最后是基础工业、国防工业和农业； ——利润所得的次序是外资、集体、私有，亏损的是国营企业； ——市场是高级工业成品进口，低级工业成品出口； ——金融方面是三角债永远无法结清，股票和地产暴涨暴跌。地下钱庄流通量超过了正常货币的流通量。货币回笼率只有百分之五十，另外，外国银行进军中国； ——国家弱干强支：中央财力薄弱，地方诸侯割据； ——地上地下，合法非法，税务制度极不健全； ——消费的场面直追先进国家，生产方面还十分落后，效率越来越差； ——双轨制，两种供应两种价格，上层完全垄断，下层完全放任，既破坏了价值规律，又不受宏观的调节； ——经济失控，一统即死，一放即热。 这样的畸形经济造成了多方面的严重问题：国家财政累积赤字，国营企业亏损，通货膨胀增长率超过生产的增长，效率大幅降低，不正常的结构，能源的短缺以及人力资源的滥用，国家对经济只有刺激能力没有制约能力。在短短十八年间，中国就发生两次经济危机。其现象都是过分的繁荣和过分浪费，刺激经济以无政府状态飞奔。由于利益显著增长，刺激了投机，旋即引起过热，造成能源和资源的短缺，成本上升，价格上涨，库存大增，经济停滞，陷入危机，如此周而复始,贫富悬殊愈演愈烈。而这样的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严重破坏、对环境的污染，在长期经济上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
       5. 结语 上面所说的这些笔帐，在中国传世的史册中，会永远记在邓小平的头上。
      
         唉，花了我好长时间时间才看完这么多文字。我想上面提到的不少中国目前的现状应该不是危言耸听的，因为中国目前确实面临着非常多的问题，社会矛盾也已经比较激化了，如果说中国没有剥削阶级存在的话，那么至少也存在着一个剥削的阶层了，其中包括了一大部分的官员，私营企业主，还有外资，甚至还有国有企业的不少人，中国的社会财产很大的集中在这些人手里，而他们则肆意的挥霍，对贪污腐败的整治力度实在是太弱了。我想长此以往，迟早中国会有革命的，这些帐只能算在邓小平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