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茶叶 于 2006-03-08 07:36:57 中山国 第一节 春秋时期的鲜虞中山 一、鲜虞的族姓 名称缘起 鲜虞一名最早出现于《国语》一书。《国语》卷16《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有郑桓公与周太史史伯的对话，称：“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对曰：‘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逼也。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后略）。”[1]桓公即郑国始封之君，史伯为周太史。据韦昭注称，郑桓公始任司徒的时间是周幽王八年，相当于公元前774年。则鲜虞一名至迟在周幽王八年已经出现。此年之后，鲜虞再次出现于有纪年的史籍是《左传》，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条称：“晋伐鲜虞”。这里出现的鲜虞就是本章的研究对象，它上距周幽王八年（公元前774年）已经240多年，除了名称相同之外，它与周幽王八年的鲜虞具有怎样的联系，完全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鲜虞见于史籍最早的时间就是公元前774年，这时的鲜虞已经成为周王室北部诸封国和诸部族的一个，至少在周幽王八年已经登上了当时的社会政治舞台。 族姓族源 关于鲜虞的族姓，古人就有争议，基本上有三种观点：一是姬姓说。《世本》认为：“鲜虞，姬姓，白狄也”。韦昭在《国语·郑语》注中说：“鲜虞，姬姓在狄者也”。杜预《春秋释例》也认为鲜虞为姬姓。二是子姓说。《后汉书》卷41《第五伦传》李贤注引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姓氏篇》称“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其子食采于朝鲜，因氏焉”。后来注家或认为“朝鲜”为“鲜于”的误文，或认为是武王封箕子朝鲜，其子食采于，因合称鲜于。是则应劭认为鲜虞（鲜于）为子姓。1977年天津武清出土的东汉《鲜于璜碑》亦说鲜虞为殷“箕子之苗裔”。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中山国新市条：“有鲜虞亭，故国，子姓”。三是?姓说。王符《潜夫论·志氏姓》称：“?姓，白狄”。因为多认为鲜虞是白狄的一支，故有人认为鲜虞是?姓。 以上三种观点，近代以来的学者多采用姬姓说。但也有持不同看法的，段连勤《北狄族与中山国》认为鲜虞是?姓，[2]张岗、谢志诚《鲜虞中山族姓问题探索》和吕苏生《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补释》认为鲜虞是子姓，[3]《鲜于璜碑》与应劭之说相合，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所说鲜虞为子姓是正史中最明确的记载。目前看来子姓说的理由较为充足，当然这一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它的最终解决只能寄希望于以后考古材料的新发现。 与族姓问题相联系，有关鲜虞族属的见解也不尽相同，多数意见承袭《世本》所谓“鲜虞，姬姓，白狄也”和杜预《左传集解》昭公十二年注“鲜虞，白狄别种”的观点，认为鲜虞属于白狄，是北狄族的一支。[4]吕苏生认为鲜虞属于狄族并无疑义，属于白狄或白狄别种则无稽可查。[5]李玉瑞《鲜虞人来自何方》、《再谈鲜虞人来自何方》两文认为：1974 年平山访驾庄发现的早于战国的墓葬群，在葬俗方面与山戎墓葬相同，鲜虞来源与白狄无关，族属应是山戎人的一支，而不是白狄。鲜虞来源与战国中山来源有别。[6] 初居地和迁徙 关于鲜虞最初的活动地，学术界有不同的的看法，持鲜虞白狄说的学者主张白狄最初分布于今西河（今陕西、山西中部黄河沿岸地区）一带，以后随着秦、晋两国的崛起和扩张。白狄受到压迫，只好向东迁徙，经晋北出太行山东迁河北滹沱河流域一带。认为《春秋》襄公十八年（公元前555年）所载：“白狄始来”，是先秦典籍中关于白狄东出太行山的最早记载，[7]张岗、谢志诚和吕苏生反对白狄曾经东迁说。他们认为：从先秦史籍看， 白狄自入春秋，一直活动在西河一带，从公元前652年到公元前579年，在前后将近八十年之中，白狄同晋、同秦，或合或离，多次用兵，始终没有离开西方，以后，《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前546年），晋、楚及其他十余国在宋都举行了弭兵会，会议作出了“晋、楚之从交相见”的决议。第二年，《左传》遂有“白狄朝于晋，宋之盟故也”的记载。表明此时的白狄仍然宾服于晋，承认晋的霸权地位，看不出白狄东迁的迹象。 他们还认为：《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前545年）所记白狄朝于晋是该书最后一次述及白狄，从此年起，到《左传》昭公十二年（前530年）“晋伐鲜虞”，鲜虞之名首见于《左传》，其间相隔十五年，如果白狄确属东迁取代鲜虞，只能发生在这十五年中。可是，有关这段历史古籍，从未见有白狄东迁的记载。从当时的形势看，这十五年间正值弭兵大会刚刚召开之后，绵延数十年的晋、楚争兵宣告结束，其他各国之间虽说兵未尽弭，而中原无大征伐也是事实。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说：“及春秋中叶，赤狄诸国皆灭于晋，河南山北诸戎亦多为晋役属，白狄僻在西方，不与中国通，故戎狄之称泯焉。”[8]说明白狄不曾迁移，始终活动在西方。进人战国以后，戎狄之名号逐渐被胡、匈奴之名号所替代，晋时“故西河郡地有白部胡”，[9]隋唐时这里有步落稽胡，都是白狄的后裔。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上说：“隋图经云：义川本春秋时白翟地。今其俗云：丹州白室，胡头汉舌，其状似胡，其言习中夏。白室即翟语讹耳。近代号为步落稽胡，自言白翟后也。”也说明白狄不曾东迁。 鲜虞的最初活动地当在五台山一带，《山海经·北山经》里说：“石山……鲜虞之水出焉，而南注于滹沱。”“于”为“虞”的同音假借。据谭其骧先生考证，鲜虞水即今源出五台山西南流注于滹沱河之清水河。[10]估计这一带就是鲜虞最初的发祥地。 鲜虞何时穿过太行山孔道循滹沱河东迁至河北石家庄地区，史所不详。前面已经提到，鲜虞之名出现于史籍的时间是西周幽王八年（公元前774年），但此后240多年的时间不见鲜虞的有关记载，直到春秋时期的东周景王十五年（530年）才重新出现于史籍。从《左传》等早期史籍看，春秋时期鲜虞活动的地区主要在今石家庄地区一带，又据《国语》所谓周王室“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一语，可知至少西周晚期鲜虞已经迁徙到今石家庄一带的滹沱河流域。这一带的考古遗迹和出土文物具有这样一个特点，殷商文化分布密集，遗址多达近30处之多，例如正定新城铺有面积相当大的商代遗址，出有成组铜器和玉器；藁城台西遗址，更是商代方国的都邑所在。而西周文化遗迹较少。这既说明了鲜虞作为殷商后裔子姓部族的性质，同时又说明鲜虞迁徙这一带的时间有可能更早。 鲜虞迁至滹沱河流域的最初落脚点可能是今正定县东北的新城铺。清初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真定府》中说，真定府西北四十里有新市城，“其地有鲜虞亭”。顾氏所说的新市城，是西汉新市县的治所，当今正定县东北的新城铺。这里当为鲜虞人东迁河北的第一个居住地，也是鲜虞最早的都城。 二、鲜虞中山部落联盟及其瓦解 部落联盟的组成 春秋后期，鲜虞已不是作为单个部族活动于当时的政治舞台，而是与邻近的部族肥国和鼓国组成了部落联盟。《春秋》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记载：“晋伐鲜虞。”《左传》同年条记载这次晋军的具体行动则是：“夏六月，晋荀吴伪会齐师者，假道鲜虞，遂入昔阳。秋八月壬午，灭肥，以肥子绵皋归。”《春秋》昭公十五年（公元前527年）又记载：“晋荀吴帅师伐鲜虞。”《左传》同年条记载晋军的具体行动则是详述晋军灭亡鼓国的经过。由此可见，《春秋》所谓的鲜虞，是将肥国、鼓国包括在内的。把鲜虞、肥国和鼓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因此认为肥国和鼓国都是鲜虞的属国。[11]鲜虞的都城在今正定东北的新城铺，肥国的都城在昔阳（今藁城西南），鼓国的都城在鼓聚（今河北晋州西），三国族姓相同，相邻而居，都在滹沱河流域，都处在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具有从属关系，说明他们当时组成了以鲜虞人为主的部落联盟， 联盟初遭肢解 鲜虞中山及其部落联盟在太行山东的兴起，构成了晋国东向扩张的障碍。当时晋国已崛起为中原大国，中原大国又召开了“弭兵”会议，晋乘大国争霸平息之机，开始北向和东向扩张，翦灭周边戎狄，先是北伐山戎无终，继而又伐太原群狄，然后东出太行，向鲜虞部族联盟诸国展开攻伐。最先遭到晋国攻伐的是肥国。公元前530年，晋军统帅荀诈称与齐国会盟，向鲜虞“假道”通过，顺利进入了昔阳。两月后，一举灭掉了肥国，肥君绵皋成为晋军的俘虏。鲜虞中山部落联盟被打开了一个致命的缺口，从此走上了下坡路。 中人之战 晋灭肥国，是晋对鲜虞战争的第一步。据《春秋》和《左传》的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条，在灭肥之后的两个月，晋军就向鲜虞发动了进攻，所谓“晋伐鲜虞，因肥之役也”。这次战争的详细情况，史籍没有记载，但可以视为鲜虞与晋国大规模冲突的前哨战。次年，晋军接着向鲜虞发动进攻，导致了双方的中人之战。《左传》昭公十三年（公元前529年）条称：“鲜虞闻晋军之悉起也，而不警边，且不修备。晋荀吴自著雍以上军侵鲜虞，及中人，驱卫竞，大获而归”。所谓“晋荀吴自著雍以上军侵鲜虞”，杜预《春秋左传集解》解释道：“五年《传》曰遣守四千，今甲车四千乘，故为悉起”。所谓中人，鲜虞属邑，在今唐县西北。所谓“驱卫竞”，是“驱冲车与狄争逐”。[12]说明这次战争中，晋军进行了认真的准备，至少投入了四千辆战车。在战斗中，战车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鲜虞因麻痹大意，疏于防备而遭致惨败。 联盟的瓦解 公元前527年，晋国再次发动针对鲜虞中山部落联盟的战争，开始进攻鼓国。对这次战争的情况，第二章第四节的“鼓国”部分已经详述，这里只作简单交待。战争分为两次：第一次战争是于公元前527年包围鼓国三月，迫使鼓国投降，俘获鼓国之君鸢?而归。这次灭亡鼓国，晋国的目的是孤立鲜虞，扶植反对鲜虞的傀儡政权，所以灭鼓不久就放归鸢?回国，重新担任了鼓国之君。但鸢?不愿意俯首听命，又率鼓人叛晋，复附鲜虞。公元前520年，晋国急遣荀吴率军再伐鼓国，俘获鸢?及其亲从，鼓国最后灭亡。肥国、鼓国的相继灭亡，终于导致了鲜虞部落联盟的瓦解。 三、鲜虞中山的消亡 肥、鼓的灭亡，导致了鲜虞中山部落联盟的瓦解，这样，孤立处于冀地的鲜虞中山，自然就成了晋国东向征伐的主要目标，加之中山的内困和介入晋卿的内争，鲜虞中山在晋军的屡屡征伐下最终走上了衰亡之路。 平中之役与晋围鲜虞 公元前529 年中人之战后，晋国因忙于参与平定周王室之乱和对付楚国，停止了对鲜虞的攻伐，双方息战20余年之久。公元前507年，晋与齐、宋、卫等国在召陵会盟，图谋伐楚，鲜虞乘晋军南调、晋用事大臣赴会之机，举兵反晋。史称：“秋九月，鲜虞人败晋师于平中，获晋观虎，恃其勇也”。[13]平中为晋邑，地望不详，或认为与中人城相近。观虎为晋军将领，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推测他的被俘是“由于恃一人之勇故”。 平中之战虽以鲜虞的暂时胜利而告终，但很快就招致了晋国的报复。晋国于是退出召陵会盟，转而展开了向鲜虞的攻伐。据《春秋》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条，“晋士鞅、卫孔圉帅师伐鲜虞”；《左传》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条：“晋士鞅围鲜虞，报观虎之败也”。公元前506年晋、卫联军“伐鲜虞”应是战争的第一阶段；公元前505年晋军“围鲜虞”应是战争的第二阶段。这场战争至少持续了两年。尽管史书记载过简，不知战役的具体情况，但从晋、卫联军的阵势和史书记述的口气，鲜虞的失败应在情理之中，很有可能是以城下之盟而告终的。 中山国号的出现 平中之战的次年，《左传》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有这样一段话：“春三月，刘文公合诸侯于召陵，谋伐楚也。荀寅求货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献子曰：‘国家方危，诸侯方贰，将以袭敌，不亦难乎?水潦方降，疾症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无损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辞蔡侯。”这是中山做为国号首次出现于《左传》一书，杜预《春秋左传集解》认为：“中山，鲜虞”。多数学者同意这个解释，认定这个中山就是鲜虞的同义语。但也有学者认为“鲜虞自是鲜虞，中山自是中山”，认为这个中山与鲜虞无关，是与鲜虞并立的中山国，亦即后来战国时期的中山国。何直刚《中山国史杂考》、《鲜虞非中山辨》和田卫平《中山历央与文化：概貌、性质、地位》就持这种观点。[14]由于史料的简略，鲜虞与中山的关系确实有含混的一面，需要进一步澄清，但何文与田文提出问题的证据仍嫌不足。在这个问题取得共识之前，本书暂将此处出现的中山作为鲜虞的国号来理解。 中山介入晋卿内争 春秋末期，晋国六家权臣——赵氏、范氏、智氏、荀氏（即中行氏）韩氏、魏氏之间的矛盾加剧，其中尤以智、韩、赵、魏四家同范氏、荀氏间的矛盾冲突最为剧烈。鲜虞中山介入了晋卿内争，加入到齐、鲁、卫联盟，支持范氏和荀氏。公元前494年，晋定公和智、韩、赵、魏联军消灭了山西的范氏、荀氏势力之后，随即又东逾太行，将逃往朝歌（今河南淇县）和邯郸的范氏、荀氏包围。齐、卫两国为解救范氏、荀氏，一面出兵救邯郸，一面吁请中山国援助。范、中行氏本是鲜虞的死敌，但鲜虞为了达到削弱晋国的目的，遂答应出兵，随齐、卫出兵南下，“伐晋，取棘蒲”，[15]棘蒲（今赵县）从此纳入鲜虞版图。公元前492年，朝歌被赵简子所率晋军攻破，范氏、荀氏出逃邯郸。齐、卫再次向中山求援，以解邯郸范氏、荀氏之危。第二年邯郸降晋，范氏、荀氏在中山的接应下进入柏人（今隆尧县西）。公元前490年，柏人城被赵简子攻陷，范氏、荀氏又出奔至齐国。[16] 赵鞅伐鲜虞与智瑶灭仇由 鲜虞中山国介入晋国内乱，两次受齐、卫之请，出兵援助范、荀氏，攻陷晋地棘蒲，这就和晋卿赵氏、智氏发生了直接的冲突。赵氏占据邯郸和柏人城后，地缘的接近，更使鲜虞中山与赵氏、智氏的矛盾趋于激化。为了报复鲜虞中山党从范氏、荀氏，公元前489年，晋赵鞅率师伐鲜虞，晋卿智氏也发兵灭仇由氏。 赵鞅伐鲜虞的详情不知，智氏灭仇由的情况见于诸子书，其中以《吕氏春秋·权勋》所载较详，称：“中山之国有a（上下结构，上为“九”，下为“私”字的右半）繇者，智伯（即智氏）欲伐之而无道也。为铸大钟、方车二轨以遗之。a繇之君将斩岸堙溪以迎钟。赤章蔓枝谏曰：‘智伯之为人贪而无信，必欲伐我而无道也，故为铸大钟、方车二轨以遗君，君斩岸堙溪以迎钟，师必随之’。弗听。赤章蔓枝断毂而行，至卫七日而a繇亡”。a繇，或作仇徭、仇首、仇犹等，亦即仇由。仇由氏，高诱《战国策注》称为“狄国也”，根据“中山之国有夙繇者”，知为鲜虞中山的属国，其居地在今山西盂县东北。[17]仇由为智氏所灭，表明鲜虞中山的实力受到很大削弱。 中山丧失穷鱼之丘 智氏不仅灭中山的属国仇由，还一度发兵攻伐中山的本土，中山因此丧失穷鱼之丘。《水经注》卷12《巨马水》引《竹书纪年》称：“苟瑶伐中山，取穷鱼之丘”。苟瑶，亦称智瑶，即智伯。智伯伐中山的时间，《今本竹书纪年》系于周贞定王十二年（公元前457年），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系于晋出公十六年（公元前459年）至十九年（公元前456年）之间。穷鱼之丘的地望，《水经注》认为涞水所经之射鱼城即穷鱼之丘，射鱼城在今涞水县西。杨守敬《水经注疏》据《太平寰宇记》所称易县有鱼山，认为易县鱼山较之于涞水射鱼城距离中山为近，倾向于认为易县鱼山为穷鱼之丘。若据朱右曾和杨守敬所见，智伯伐中山的时间在公元前459年至公元前456年之间，攻取的穷鱼之丘在今易县境内。[18] 左人，中人之败 从周景王四年（公元前541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起，至公元前489年赵鞅伐鲜虞以报范氏之乱，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晋和鲜虞交兵不息，尤其是中山介入晋国内争之后，连遭晋国的报复性征伐，引发了国内的社会危机。西汉刘向所撰《说苑·辨物》曾记有翟封荼（狄族人）向赵简子介绍当时鲜虞中山国的情况，称：“其国数散，其君幼弱，其诸卿货，其大夫比党以求禄爵，其百官肆断而无告，其政令不竟而数化，其士巧贪而有怨”。这种国弱民散，政风败坏，政治黑暗，官吏结党的国情民风，大大地削弱了中山的国力，也招致了更为严重的外患。维赵鞅之后，赵襄子又派遣新稚穆子征伐中山，《国语》卷15《晋语九·赵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记此事说：“赵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胜左人，中人”。赵襄子是赵简子赵鞅之子，据《史记》卷15《六国年表》，在位时间自公元前457年至425年，《国语》将此条置于赵襄子即位至之后和韩、赵、魏三家灭智氏之前，即公元前457年到453年之间。可知赵襄子这次伐狄应在公元前457年到453年之间。所谓“伐狄”实即讨伐中山。 中人、左人均在今唐县西北境，都是中山国属邑，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称中人城“在定州唐县东北四十一里，春秋时鲜虞国之中人邑也。”[19]因西晋张曜《中山记》说中人城“城中有山，故曰中山。”所以后世学者或认为中人城即中山国之都。加之此后至公元前414年“中山武公初立”的三四十年间，先秦文献不见有关鲜虞中山的记载，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此役导致了中山国的一次灭亡。[20]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国语》所记赵襄子伐狄仅言“胜左人、中人”而未言灭，“是中山失此二邑，其国犹亡也”。[21]不同意中山亡国的观点。 这次左人，中人之败是否导致了中山国的灭亡可以不论，而鲜虞中山国遭到了空前的打击应无疑问。这大概就是先秦文献中找不到这一时期有关鲜虞中山国记载的原因。[22] 关于楚亡中山 《战国策·中山策·中山君飨都士》有云：“中山君飨都士，大夫司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马子期怒而走于楚，说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其后者……中山君喟然而仰叹曰：……‘吾以一杯羹亡国，以一壶飧得士二人’。”对于这段话，有的学者则理解为中山国一度为楚国所亡，如刘来成、李晓东《试谈战国时期中山国历史上的几个问题》、[23]、程如峰《从山字镜谈楚伐中山》等即持类似的看法。[24]天平、王晋《试论楚伐中山与司马子期》将上述引文与《战国策·赵策一·赵收天下且以伐齐》苏秦上书中“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一语联系起来考虑，认为楚亡中山实有其事，楚王即楚昭王，在位年代为公元前515一公元前489年；司马于期即公子结，楚昭王兄，楚伐中山前后历时30余年，灭亡中山的时间约在公元前491年前后。并认为此后还有一个楚封中山，35年后晋国智瑶所攻伐的中山，是楚中山而非晋盟成员的中山。[25]但对《战国策·中山策·中山君飨都士》的引文有不同的理解，吕苏生《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补释》认为这里的“中山君亡”是中山君出走；（见该书第13页－15页。）段连勤《北狄族与中山国》认为“司马子期说楚王伐中山”，应是“司马子期说楚王使晋伐中山”。[26]若仅就引文本身而言，“中山君亡”的“亡”字确是出走。逃亡的意思。总之，“楚亡中山”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故置于此节之末，以待后考。 第二节 战国初年的中山国 一、中山国君世系及武公即位 世系的确立 过去对中山国君的世系情况一无所知道，1974年平山的中山王?墓发掘之后，出土了三件带有铭文的铜器，被称为“中山三器”。其中的铜鼎刻有铭文77行，469字；方壶的四面刻有铭文共40行，计446字；圆壶刻有铭文59行，177字。三者相加，共计1091宇。[27]在方壶的铭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惟朕皇祖文武，桓祖成考，是有纯德遗训，以施及子孙，用惟朕所仿。”在圆壶得的铭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胤嗣??敢明扬告”。学者们经过研究，认定方壶铭文中的文、武、桓、成是作器者的祖先谥号，亦即中山王?之前中山国君的谥号。圆壶铭文中的??是墓主中山王?的继任者。这样，除文公以前的正式国君不见文献和铭文记载外。文、武、桓、成加上中山王?和继任者??以及此后被赵武灵王灭掉的末代中山国王胜。就构成了战国中山国完整的君王世系，即文公——武公——桓公——成王——王?——??——胜。失传了几千年的中山王世系有幸通过“中山三器”得以保存和复原，实为学术界的幸事。[28] 对中山国君的世系与年代的对应关系，学术界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据段连勤《北狄族与中山国》第111－123页的研究：第一世文公，约终于公元前414年；第二世武公，初立于赵献侯十年（公元前414年），其灭年为公元前407年，是亡于魏国的中山之君；第三世桓公，为“中山复国”之君，其在位年代约为公元前406年至前353年；第四世成王，其在位年代约为公元前353年至前328年；王?在位年代约在公元前328年至公元前308年；??在位年代约在公元前307年至前296年；胜是亡国之君，被赵国灭于公元前296年，大概只有几个月。以上中山王的在位时间，中山王?的争议最大，如尚志儒《试论中山三器的铸造年代及中山王?在位时间———兼与段连勤同志商榷》提出不同看法。[29]认为公元前322年?即位，前309年?去世；孙雅雏《中山王?鼎、壶的年代史实及其意义》认为中山王?于公元前327年或326年即位。[30] 文公事迹 文公之名只见于中山铜器铭文，史籍无载。关于其事迹，《战国策·中山策·魏文侯欲残中山》有这样一段话，称：“魏文侯欲残中山，常庄谈谓赵襄子曰：‘魏并中山，必无赵矣。公何不请公子倾以为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复立也’。”后人解释这位公子倾是魏君之女。田卫平因而推测“中山复立”的国君就是中山文公，其妻是公子倾，时间约在魏文侯十五年（公元前432年）前后，认为中山文公是赵国控制下的傀儡，中山武公时期才摆脱赵国的控制。[31] 武公初立 《史记·赵世家》赵献侯十年（公元前414年）称：”中山武公初立”。这是赵襄子遣新稚穆子攻中人城之后有关中山国的第一条有系年的材料。由于这条材料记载很简括，所以后世的学者对它的理解存有分歧。有的学者认为武公初立即中山国君始称公，或说“初立”意昧着始建国，初次有了可计算的君统。[32]更有的据此认为中山世系出自姬周，其国为周天子所建，[33]关于中山武公“初立”的含义问题，实际上司马迁说得相当明白，就是即位或初即位的意思。司马迁在《史记》中述及周王室和各诸侯国世系继承时，有的地方作“立”或“初立”，有的地方作“即位”或“初即位”。即使同一帝王或国君在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用法，在一处作“立”或“初立”，他处又作“即位”或“初即位”，例如《史记》卷44《魏世家》魏武侯七年条称“齐威王初立”，而卷46《田敬仲完世家》则记作“威王初即位”。 关于中山世系是否出自姬周，其国为周天子所建的问题，根据平山出士中山王?方壶铭：“惟朕皇祖文武，桓祖成考，是有纯德遗训，以施及子孙，用惟朕所仿。”则王?以上世系尚有文、武、桓、成。可知中山武公为中山文公之后，根本与周无关。又，周王室之封邦建国见诸文献，大抵在西周初期，且多伴随武力征伐。西周后期“宣王中兴”，曾新建韩、申等封国，也是随北伐猃狁，南征淮夷取得胜利后才有的。进入春秋以后，王室衰微，大国争霸，周王室渐渐成为一名存实亡的共主。至战国时期要越国远征灭中山而封其庶子，更不可能。[34] 所以，基于上述材料的理解而认为中山在武公时期亡而复兴或认为此后中山是周王室姬姓封国的看法都是很难站得住脚的。”中山武公初立”这一材料的价值所在，主要是提供了中山君王世系中武公即位的具体年代。 武公立都于顾 《世本·居篇》称：“中山武公居顾，桓公徙灵寿。”桓公所都灵寿城，经过本世纪70年代的考古发掘，已经证实位于今河北灵寿县西北十公里处的今平山县三汲乡一带，然而关于中山武公立都的顾城所在，至少有四种观点：一是今定州说。由于两汉、魏、晋四个王朝所封的中山国均治于今定州市。因此长期以来认为顾城就是汉代的卢奴（今定州市），如东汉高诱就说“中山，狄都，今卢奴中山也。”[35]这实际上是说中山早期的都城顾城在今定州市。二是今唐县说。唐县境内有有春秋鲜虞国的重要城邑中人、左人，因不少学者认为中山与鲜虞国一脉相承，故认为中人城即中山国都，西晋张曜《中山记》认为“城中有山，故曰中山”。北魏郦道元亦以为武公时的中山当在中人城，称“城内有小山，在城西侧而锐上，若委粟焉。疑即《地道记》所云望都县有委粟关也。俗以山在邑中，故亦谓之中山城”。[36]唐宋两代的《括地志》、《太平寰宇记》及以后的地理著作，大多沿袭这种观点。这种观点实即认为顾城在今唐县境内。三是顾城即鼓城说。清入钱坫在《新jiao注地里志》灵寿条下云：“《世本》‘中山武公居顾，桓公徙灵寿’，顾即鼓也。”以后，王先谦在《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中重申此说，以为“顾，无考。顾、鼓一音之转，或疑即鼓地，而后变文为顾也”。认为“顾”与“鼓”相同，顾城就是鼓城。四是今河南范县说。顾颉刚《战国中山国史札记》一文认为“武公居顾，在今河南范县东南五十里”,[37]何直刚更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观点，以为 “顾应当是古代昆吾、韦、顾的顾，其地望在今河南范县东南。这个地方，不仅《世本》明确说它是中山武公的居地；而且在它的附近直到北魏时期，还流传着不少关于中山活动遗迹的传说。”[38]这一观点认为顾城在今河南范县。 以上前两种观点是传统的看法，后两种观点是近代以来的学者提出的新看法。近年，天平《对中山国都顾城的历史考察》一文，[39]对以上四种观点进行了清理，认为定州说、唐县说、范县说均不可信。该文对顾城即鼓城说进一步论证发挥，解决了关于鼓城地望认识上的混乱，认为鼓亦即《世本》中的顾，位于今河北藁城一带。原本为春秋时鼓国都城所在，战国中山武公“居顾”的顾城即在此地。据建国以后的文物普查证实、河北藁城一带曾是早商统治的重要区域之一。这里不仅在台西和王家庄、张名甫、南乐乡、前西关、北龙宫等地发现有著名的商代遗址。而且还发现有春秋战国时期的故城古城址、九门古城址遗址。故城古城址的详细情况至今尚未公布，目前仅知其位于今藁城西 l0公里处，遗址南北长450米，东西长约540米，总面积约243000平方米。除发现部分仰韶文化遗物外，主要还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遗物。这座古城的年代至少经历了春秋战国，也许沿用到西汉中期。这些古城遗址有可能与武公立都的顾城有关。 二、中山亡于魏 乐羊灭中山 公元前408年，中山遭到中原强国魏国的大举进攻，中山在顽强抵抗三年之后，终因力不能支，于公元前406年被魏军统帅乐羊所亡。史称“魏灭中山”。 中山亡于魏的基本原因有两个：一是内部的因素；二是外部的因素。内部的因素是中山人沉溺安乐，缺乏忧患意识。《吕氏春秋·先识》载有太史屠黍与周威公的对话，威公问哪国最先灭亡，屠黍回答说晋国。接着：“威公又见屠黍而问焉，曰：‘孰次之？’对曰：‘中山次之’。威公问其故，对曰：‘天生民而令有别，有别，人之义也，所异于禽兽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倚，固无休息，康乐歌谣好悲，其主不知恶，此亡国之风也。臣固曰中山次之。’”屠黍就是根据民风淫逸安乐推断中山必然灭亡的。外部的因素是此时恰当战国初年魏国强盛之际。魏文侯在三家分晋之后，实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的改革，其中尤以李悝推行的变法取得的成效最大，魏国军事、政治实力因而大增，成为当时的中原强国，随着国力的增强，魏国开始称霸中原，在先后击败齐楚并占领秦河西之地后，将进攻的矛头对准了虽处于发展但实力相对较小的中山。众寡悬殊、强弱分明，决定了中山必然灭亡的外部条件。 为了灭亡中山，魏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积极准备。还在大规模用兵之前，魏文侯就同出身狄族的翟黄（一作翟璜）、翟角精心谋划灭亡中山和治理中山方略，翟黄、翟角向魏文侯提出了以乐羊攻伐中山的建议，被采纳。另外，魏国与中山并不毗连，进攻中山势必要越赵用兵，为了获得赵国的同意。魏国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向赵国假道通行，赵烈侯起初不同意。后经大臣赵利进言：“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则魏必罢，罢则赵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赵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赵也”。[40]赵烈侯同意了魏国的要求， 经过充分准备，魏国于公元前408年乘对秦河西之战胜利的余威，在赵国的支持和帮助下，挥师北上，发动了灭中山的战争，著名的将领吴起曾参加了这场战争，《韩非子·外储说左》称“吴起为魏将而攻中山。军人有病疽者，吴起跪而自吮其脓”。但这场战争的主要军事统帅始终是乐羊。据《韩非子·说林上》和《战国策·魏策·乐羊为魏将而伐中山》等书记载，当时乐羊的儿子正留居中山，中山武公听说乐羊来伐，命烹其子以报复，并遣人送乐羊一杯肉羹，乐羊不为所动，于军帐之下受而“啜之”。然后攻之愈急，“三年而拔之”，中山虽倾国迎战，前后坚持了三年之久，但终因寡不敌众，于公元前406年落人魏国之手。 魏治中山 魏灭中山以后，如何治理中山，魏文侯颇费心思。据《说苑·尊贤》和《韩诗外传》，他曾一度入居中山，可见他非常注意治理中山的方略和措施。从有关史籍记载的材料看，魏文侯主要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 第一，先后将太子击、少子挚封为中山君。据《说苑·奉使》，魏文侯灭中山后，先封太子击为中山君，以赵仓唐为傅。三年中不让太子击返魏。后来赵仓唐向魏文侯进谏，魏文侯才改封少子挚为中山君，召太子击返魏。[41]这说明魏灭原中山国以后，又建立了一个魏氏中山国。 第二，派李克（即李悝）治理中山，《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载翟璜之言称：“（文侯）得中山，忧欲治之，臣荐李克而中山治”。说明李克主事中山主要出于翟璜的推荐。 第三，封将军乐羊于中山故邑灵寿，负责军事镇守。《史记》卷80《乐毅列传》称：“魏文侯封乐羊以灵寿。乐羊死，葬于灵寿，其后子孙因家焉”。可见乐羊后半生的主要任务就是镇守灵寿。 魏文侯上述的政治、军事措施确立了魏氏对中山的统治，并维持了约30年的时间。其间，中原华夏文化进一步传播于中山，使魏国的生产技术、经济、政治、人文习俗等直接输入到鲜虞中山，有利于民族融合，有利于促进中山华化。特别是著名的政治家李克治理中山，相信会有一些不同凡响的举措和作为，《韩非子·难三》称：“李兑治中山，苦陉令上计而入多。李兑曰：‘语言辨，听之说。不度于义，谓之窕言；无山林泽谷之利，而入多者，谓之窕货。君子不听窕言，不受窕货’”。文中的李兑即李克。他批评中山地方官苦陉（今定州市南邢邑镇）令征收赋税过多，告诫人们要善于辨别言语的是非，“不度于义者”，不过是空谈而已；没有山林泽谷之利而加大赋税的征收，是不符实际的征收。君子不听信华而不实之言，不征收过多的赋税。表明李克在中山采取了减轻民众税收负担的财政政策和“不听窕言，不受窕货”的用人政策。这无疑有助于缓解魏国同中山人之间的矛盾，有助于中山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第三节 中山复国后的兴亡 一、中山复国 《史记》卷80《乐毅列传》说:“乐毅者，其先祖曰乐羊。乐羊为魏文侯将，伐取中山，魏文侯封乐羊以灵寿。乐羊死，葬于灵寿，其后子孙因家焉。中山复国，至赵武灵王时复灭中山，而乐氏后有乐毅”。[42]从这段记载看，公元前406年魏文侯灭中山，魏治中山不足30年，中山国又复兴了。从中山王世系看，领导中山复国的应是桓公，从桓公、成王到王?三世，是中山复国后的强盛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中山国参与“五国相王”，南与赵争城，北随齐伐燕，拓展疆域并筑长城，是紧随“七雄”之后的强盛国家。 桓公复国 在战国中山史上，桓公既是导致魏灭中山的亡国之君，又是领导中山人民结束魏国统治，再建中山国的中兴之君。桓公之所以能够复国，可能是中山在亡国期间保留了一定的力量基础。《史记》卷80《乐毅列传》称：“中山复国，至赵武灵王时复灭中山”。《史记索隐》对此解释道：“中山，魏虽灭之，尚不绝祀”。“中山复国”，仅见于《乐毅列传》。而中山之所以“尚不绝祀”，大概是魏文侯灭亡中山之后，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中山国君的宗庙和公室的存在，亦即采取了灭国而不绝祀的策略。[43]这就为30年后中山桓公复国埋下了伏笔。 桓公复国的时间，史籍缺乏直接而明确的记载。桓公复国的时间上限，可以从赵、魏两国的关系推测出来。魏国能够灭亡中山，重要的条件之一是赵国答应“假道”，双方的关系较好。魏氏中山能够维持几十年，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赵、魏的良好关系。但赵敬侯时期，这种关系发生了变化。公元前387年赵敬侯继位时，公子朝曾在魏国的支持下作乱，引魏军袭击邯郸。三年后，赵兴师伐卫，卫向魏国求救，魏败赵师于兔台（今河南清丰西南）。公元前381年，赵与楚南北联合伐魏，取魏棘蒲（原中山地）。赵、魏频繁交战，表明双方的关系已经严重恶化。其结果必然是造成魏氏中山孤悬一隅，失去魏国本土的支援。所以，桓公复国不应晚于公元前381年。[44]复国的时间下限，据《史记·赵世家》赵敬侯十年（公元前377年）记载：“与中山战于房子”。次年，“伐中山，又战于中人”。可见桓公复国的时间至迟在公元前377年之前。[45] 桓公主政中山国近40年，他这一代和他的儿子成王一代，是中山国走向强盛的平稳发展时期，所以赢得了后世中山王的颂扬。中山鼎铭说：“昔者吾先祖桓王，邵考成王，身勤社稷，行四方，以忧劳邦家”。王?在这里不仅颂扬了祖、父两代人的“身勤社稷”、“忧劳邦家”的业绩，还追称其为王，非同寻常。 桓公徙都灵寿与中山国疆域 据前引《世本》“桓公徙灵寿”，可知桓公时期中山之都又徙都于灵寿。古灵寿城的地望比较明确，在今平山县城北三汲乡东南，位于今灵寿县城西北约10公里处，迁都的时间应在中山复国的同时或稍后不久。 立都灵寿是中山国疆域最盛的时期，北部疆界东起今徐水县东部的战国长城遗址，向西经满城、完县的北部；南部疆界东在薄洛水南岸的扶柳邑南，向西经郁、房子等邑以南、西达太行山麓，即今新河、宁晋、隆尧、柏乡、高邑、临城、赞皇等一带；西部疆界在封龙、石邑、宁葭、灵寿、丹邱等邑以西，抵达井陉之险南北延伸，以太行峻岭为界，用今地名记之，即南起赞皇、穿行于井陉、平山、灵寿、阜平等县之间，北达倒马雄关；东部疆界南起薄洛水畔、在扶柳、苦陉、曲逆三邑以东，北抵燕南界长城。以今地名记之，即今新河、束鹿、深泽、安国以东及保定、清苑一线。总之，这一时期中山国的疆域南达房子、北抵鸱之塞，西起井陉关，东到苦陉邑以东。范围大致包括今保定、石家庄市所辖县区大部和衡水市所辖县区西部，方五百里。[46] 中山国所属城邑除前述新市、中人、顾、灵寿都邑外，还有房子（今高邑西南），扶柳（今冀州市西北扶柳城村），?（今柏乡县柏乡镇东北），石邑（今鹿泉市南故邑），肥（今晋州市晋州镇西），封龙（今元氏县西北封龙山南麓），昌城（今冀州市西北），宋子（今赵县赵州镇东北），下曲阳（今晋州市晋州镇西），昔阳（今晋州市晋州镇西北），九门（今藁城市西北九门村），都垣（今石家庄市郊东古城），苦陉（今定州市南邢邑镇），宜安（今藁城西南），宁葭（今石家庄市西北），井陉塞（今井陉县北），番吾（今平山县东），权（今正定县正定镇北），南行唐（今行唐县行唐镇东北），曲阳（今曲阳西），左人（今唐县仁厚镇西）等。 复国之初的抗赵战争 中山武公复国不久，即遭到赵国的入侵。如前所述，公元前377年，赵敬侯派兵讨伐中山，双方战于房子；第二年，赵敬侯再次兴兵攻伐中山，双方又战于中人（今唐县西北）。房子位于中山的南疆，中人位于中山的北疆，分别是中山南北军事重镇，赵军显然是从赵国的腹地邯郸一带和西北的代地一带两路进兵，南北夹击中山，意图是趁中山复国之初立脚未稳之机，吞而并之。因此这场战争实际上是关系到中山生死存亡的决定性战役。史籍尽管没有交待这场战争的结局，但从记载的口气以及《战国策·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所说，“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赵，南战于长子，败赵氏”来看，[47]中山打败了赵国的入侵，守住了固有的领土，取得了抗赵战争的胜利， 以上两战对以后中山国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对赵国来说，中山国位于赵国腹地，始终是它的心腹之患，是赵国北通代地向西北发展的最大障碍，必欲去之而后快，此战若胜，就意味着吞并中山将垂手而得。对中山国来说，赵国是中山国生存的最大威胁和头号死敌，此战若败，就意味着再度亡国。因此，中山上述战役的胜利，除了表明中山已经站稳脚跟，渡过了复国之初的艰难阶段，还显示出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足以抗衡列国的进攻，跻身于强国之林。 修筑长城 《史记·赵世家》赵成侯六年（公元前369年）记载：“中山筑长城”。中山筑长城，是中山复国后的一项重大举措，从中山国面临的内外形势看，防御赵国的入侵是中山国面临的当务之急。中山东北部邻接燕国，但当时燕国较弱，构不成对中山的威胁。在东南相邻的齐国正与魏国在中原争霸，也不存在入侵中山的忧患。赵国则不同了，三家分晋后的赵国，其领土一部在冀南和冀西北，一部在晋中和晋北，两部分领土间，中有太行山相隔，北为中山国所阻，井陉孔道和鸿上等关塞为中山所有，切断了赵国北进大道，赵国仅能借单一的壶关和崎岖的山路维护两部分领土间的联系。形势决定了赵国对中山国威胁将是长期存在的。中山国为自卫而设防，不得不筑长城。中山长城究竟建于什么方位，史书无载，但一般来说，长城是连接和扩建堤防而成的。中山长城可能建在南与赵接境的古槐水北岸，即同赵国相邻的房子扶柳（今冀州市西北）一线，这里为平川沃野，且又是太行山东麓南北大道要冲之地，中山在这里筑长城防御赵国北侵是可能的。长城的修筑，对稳定中山国的南部疆界和防止赵国的入侵，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48] 引水围? ?邑位于古槐水北岸，是战略要地，为赵国和中山国所共争。?邑原为赤狄进驻中原后所有，晋灭赤狄归属为晋邑。公元前491年，齐国乘晋国内乱时机，占领?邑，次年，齐国撤兵，?邑为中山所有。魏灭中山，?邑归魏，魏结束在中山的统治后，?邑又为赵所占有。公元前357年，魏侯和韩侯、赵侯都曾在?邑相会过。中山桓公复国后，又势在必争其地。中山“引水围?”就是在这种前因后果下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中山引槐水围?，给赵国是很大威胁，?邑几乎失陷。这一点可从《史记·赵世家》中所记载的赵武灵王在公元前307年决定实行胡服骑射时所说的一段话中看出来，他说：“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暴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微社稷之神灵，则?几于不守也。先王丑之，而怨未能报也”。武灵王所说的“先时”和“先王”，是指他父王赵肃侯在位之时，中山引水围?，使?几乎失守，在赵肃侯的心目中，是赵国的奇耻大辱。 对中山国来说，?邑之战是“千乘之国”的中山对“万乘之国”的赵国的进攻战，说明中山国已经具备了与强国抗衡的军事力量。?邑之战的时间，《北狄族与中山国》一书推测在公元前332年齐魏伐赵之时。[49] 参与“五国相王” 从公元前323年起，中山国与魏、赵、韩、燕五国相继称王，历史上称为“五国相王”，意指五国互相承认彼此为王。中山称王的时间，史书不见记载，《战国策·中山策·》只说“中山与燕、赵为王”。[50]据《史记》的《燕召公世家》、《六国年表》，燕易王十年（公元前323年）。“燕君为王”，知中山称王应在此年或稍后。 中山最初称王的君主，史籍和“中山三器”铭文均未言及。李学勤、李零《中山三器与中山国史若干问题》和吴静安《中山国始末考》等推测中山称王开始于王?的父亲成王，[51]薛惠引《中山国王世系》和段连勤《北狄族与中山国》第110页、吕苏生《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补释》第43页等推测称王开始于王?，[52]认为铭文中的“吾先考成王”中的成王是王?追谥的。 中山称王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曾一度引起齐国的干预，《战国策·中山策·犀首立五王》记其事称： 犀首（魏将公孙衍）立五王而中山后持（中山国小，故后立之）。齐谓赵、魏曰：“寡人羞与中山为王，愿与大国伐之，以废其王”。中山闻之，大恐，召张登而告之曰：“齐谓赵、魏曰羞与寡人并为王，而欲伐寡人。寡人恐亡其国，不在索王，非子不能吾救”。 对曰：“君为臣多车重币，臣请见田婴”。中山君遣之齐。见婴子曰：“臣闻君欲废中山之王，将于赵、魏伐之，过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国伐之，中山虽益废王，犹且听也。且中山恐，必为赵、魏废其王而务附焉。是君为赵、魏驱羊也，非齐之利也。岂若中山废其王而事齐哉？”田婴曰：“奈何？”张登曰：“今君召中山，与之遇而许之王，中山必喜而绝赵、魏。赵。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为君难其王，则中山必恐，为君废王事齐。彼患亡其国，是君废其王而立其国，贤于为赵、魏驱羊也。”田婴曰：“诺”……果召中山君而许之王。张登因谓赵、魏曰：“齐欲伐河东，何以知之？齐羞于中山之王甚矣，今召中山，与之遇而许之王，是欲用其兵也。岂若令大国先与之王以止其遇哉？”赵、魏许诺，果与中山王而亲之。中山果绝齐而从赵、魏。 因为“五国相王”中，魏、赵、韩、燕都是“万乘之国”，只有中山是所谓“千乘之国”，因此齐王有“羞与中山为王”之说。但经过派出使臣张登游说齐、赵、魏，燕等国，加之公孙衍发起的“五国相王”活动，目的是在于和秦、齐、楚三大国对抗，而燕、赵更意在离间中山和齐国的关系，所以都对承认中山称王采取了坚决支持的立场。这样，“燕、赵果俱辅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53]中山称王之事终于为各国所承认。中山君称王，是中山强盛而有实力的表现，说明它已是位于“七雄”之后的强国。 中山伐燕 公元前314年，燕在王哙时发生了让位于子之的内乱，招致了齐宣王大规模的军事干预。中山国相邦司马?感到这是扩张中山版图的极好机会，于是向中山王?请求出兵，“愿从士大夫，以靖燕疆”（方壶铭文）。王?同意了他的要求，派遣相邦司马?“率三军之众，以征不义之邦”，讨伐燕国新君子之，占领燕国大片疆土。据中山铁足铜鼎铭文所记，中山在这场灭燕战争中，“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克敌大邦”。这是中山国北部疆域的大扩展，克敌大邦，可能是拥有了燕下都。司马?因伐燕有功被封为仲父，并且赐予他“死罪三世无不赦”的特权，周天子及诸侯也遣使到中山祝贺。中山国进入历史上空前的极盛时期。 但这样的形势没能维持多久，由于大国的干预，齐军很快撤出燕国，燕王室旋即复国，中山夺取的领土大部又为燕国收回，不过有些领土可能一直被中山占据着，王?的儿子??在位期间，就曾在这一新土上田猎。中山王??铜圆壶铭文云：“茅搜田猎，于彼新土，其会如林”。这里的“新土”可能就是从燕国夺来的新地，??在中山铜器圆壶铭文中说：“敬命新地，溥祠先王，世世毋犯，以追庸先王之功烈”。铭文寓意很清楚，??立誓要保有“新地”，并以此“薄祠先王”，“追庸先王之功烈”。 中山的华化 鲜虞中山本是少数族人建立的国家，但因为地近中原，处于华夏族国家的环绕之中，受华夏文化的影响巨大，经过与华夏族国家的长期冲突。融合，特别是魏治中山近30年，华夏文化进一步传播于中山，因此至迟在战国中期，中山国在文化上已经基本实现了华夏化。例如平山三器（中山王?方壶、中山王?鼎、??壶）这样长篇而富于思想性的战国金文，其中最鲜明的特点，是反复引用了儒家典籍：铜方壶铭文中“穆济尹敬，不敢怠荒”句，与《尚书·虞书·大禹谟》中的“无怠无荒，四夷来王”文意相通；铁足铜鼎铭文中“子子孙孙永定保之”句式，与《尚书·周书·梓材》中的“子子孙孙永保民”句式类同；铜圆壶铭文中的“于ａ新土，其会如林”与《诗经·大雅·大明》篇中的“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的文意、句式也相一致；铜方壶铭文中的“受任佐邦，夙夜匪解”与《诗经·大雅·丞民》中的“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文意也接近；??壶中的“大启邦宇”同《诗经·大雅·ａ官》中的“大启尔宇”文意一样；??壶中的“不敢宁处”近于《左传·桓公十八年》的“不敢宁居”。对儒家典籍的征引贴切而自然，显示了中山国上层贵族对儒家经典非常熟悉。再如平山三器铭文指斥燕王哙、子之的禅让，谴责燕王哙，不分大义，不告诸侯，而臣主易位，绝其召公之业，断其先王之祀，认为这种行为上逆于天，下不顺于民，表现了鲜明的儒家政治观。又如铭文称“古之圣王，务在得贤，其次得民，故辞礼敬则贤人至，宠爱深则贤人亲，籍敛中则庶民附”，充满了儒家的礼贤思想， 中山对华夏文化的认同不仅仅表现在思想意识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一系列政策和制度方面。在用人上，推行“贵儒学、贱壮士”的政策，《战国策·中山策·主父欲伐中山》就称“中山之君所倾盖与车，而朝穷闾隘巷之士者七十家”。在礼仪制度上，平山中山王墓墓葬方面都有所表现。平山1号和6号王墓，墓的形制为“中”字型，设有墓道、积石、积炭，多层棺椁，用鼎制度，厚葬珍宝，外葬车马等等，与中原各国情况相同。平山1至6号墓与邯郸百家村25号墓（战国中期），河南辉县固围村2号墓（战国晚期），以及燕下都“九女台”、“虚粮冢”等赵、魏、燕的大墓一样，都有高大的封土。中山国君的称谓也无异于中原各国，也称公、称王。从“兆域图”铜版铭文看，有“王堂”和“王后堂”、“夫人堂”等，说明中山王的配偶也称“王后”和“夫人”。属官也设有相邦、大夫、啬夫等。墓葬所发现的人像，如人俑灯和许多玉人，其穿衣打扮，都是中原华夏族的服饰风格。这一切都表明，中山文化已经融入中原的华夏文化之中，成为春秋以来整个民族融合时代潮流的一部分。 二、中山衰亡 中山复国，历经桓王、成王、王?三世的治理，进入了历史上的极盛时期。但极盛的顶点同时又是衰亡的起点，强盛表象的背后则孕育着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大约到了王?晚年或其谢世不久，中山国的内政和外交均已呈现出内外交困的局面。与此同时，赵国则通过武灵王主持的胡服骑射而变得空前强盛，并把灭亡中山作为其兼并战争的第一个目标。这样，在赵国连续不断的军事进攻之下，中山国终于走上了彻底覆灭的道路，消失于战国的历史舞台。 内政的失误和腐败 中山内政的失误和腐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错误的崇儒政策。《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有赵人李疵奉武灵王之命观察中山国情的报告，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将后于燕。其君好岩穴之士，所倾盖与车以见穷闲隘巷之士以十数，伉礼下布衣之士以百数矣。夫好显岩穴之士而朝之，则战士怠于行阵；上尊学者，下士居朝，则农夫惰于田。战士怠于行者则兵弱也，农夫惰于田者则国贫也。兵弱于敌、国贪于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中山崇尚儒学、优礼儒生，固然有利于文化的发展，但在当时各国奖励耕战，兼并战争日益严峻的形势下，专以儒术治国，一味崇儒只能导致“战士怠于行阵”和“农夫惰于田”的结果，只会出现“兵弱于敌、国贫于内”的局面。这便是李疵进言武灵王“中山可伐；君不亟伐，将后于燕”的原因所在。 大臣弄权。中山王?时期有一位大臣叫司马?（或作熹），位居相邦，据今人考定，他就是率中山三军伐燕的那位相邦司马?。[54]从“中山三器”的铭文看，司马?备受称赞，说他“贤佐司马?，而冢任之邦”，“贤才良佐?，以任之邦，是知其忠信旃而专任之邦……受任佐邦，夙夜匪解，进贤措能，”他深得中山王的信任和称赞。他“率师征燕，大启邦宇，方数百里”，也确实建立有殊勋。但从史籍记载的史实看，他又有擅政弄权的一面。《韩非子·内储说下》称：“季辛与爰骞相怨，司马?新与季新恶，因微令人杀爰骞。中山之君以为季辛也，因诛之”。这是司马?在借中山王之刀诛除异己。又，据《战国策·中山策·阴姬与江姬争为后》记载，阴姬与江姬争立中山王后，相邦司马熹为了帮助阴姬争夺王后之位，亲自前往赵国，极力夸赞阴姬的美丽，诱劝赵王向中山王请赐阴姬。然后他又跑回中山，讽劝中山王赶快立阴姬为王后，以绝赵王之望。于是“中山王遂立以为后”。司马?的弄权无疑是中山朝政的腐蚀剂，也是中山政治黑暗面的冰山一角。 官员贪污受贿。《韩非子·说林上》称：“鲁丹三说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复见，未语而君与之食。鲁丹出而不反食，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而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恶之，曰：‘为赵来间中山君。’因索而罪之”。鲁丹三次求见中山君而不果，散发五十金之后才得以觐见，足见官员贪污受贿的普遍。另外，公子无端怀疑鲁丹受赵国的指使来离间中山君，而中山君也轻易偏信公子之言而加罪鲁丹，均反映出中山政治状况的不正常。 内政的失误和腐败，造成了政治上因循守旧，官员腐败；经济上农耕荒废，“国贫于内”；军事上武备废弛，“兵弱于敌”。中山国晚期已经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吕氏春秋·先识》记有当时理财家白圭考察中山后的观感，他说中山“所学有五尽，何谓五尽？莫之必则信尽矣，莫之誉则名尽矣，莫之爱则亲尽矣，行者无粮，居者无食则财尽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则功尽矣。国有此五者，无辜必亡”。白圭眼中的中山国，已失去信义，失去名誉、失去亲情，处于国贫民乏的困境，显露出一片亡国征象。 外交陷于孤立 中山复国后的外交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树敌太多，缺乏长期战略的考虑，与多数大国结下仇怨，结果在外交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以致当赵国兴兵讨伐中山时，齐、魏、燕等国都没有出兵干预，使中山人的保家卫国之战，陷于一种无人救助的尴尬窘境， 中山国南连赵国，北临燕国，东接齐国。它与齐国本是传统的盟国，历史上长期友好，晋国六卿内争时，中山就站在齐国一边支持范、中行氏；齐国乘子之之乱兴师灭燕时，中山也恃齐伐燕。中山与齐国关系恶化的契机，是中山参与“五国相王”的活动。齐国因耻于和中山一同称王，一度准备讨伐中山。虽然经过中山的游说，齐国后来改变了态度，但两国关系还是留下了裂痕。中山与燕国的关系，因中山趁火打劫，伐取燕城数百座，造成了两国很深的积怨，所以燕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敌视中山的态度。中山与赵国是世仇，屡屡发生领土城邑的争议，多次兵戎相见。赵国对中山的心态是灭国，中山对赵国的心态是防范大敌。中山和魏国的关系很微妙，从中山复国至亡国的八十余年中（公元前381——前296年），中山和魏国间没有发生过冲突。从当时两国间的情势看，魏封中山的结束，大约是因为赵国迁都邯郸切断了魏国北通中山之路所致，中山复国并不意味着是驱逐魏国统治者而复兴，是乘魏封中山不能继续的历史机遇而复兴。中山复国，对魏国来说固然失去了一块分封之地，但中山在赵国腹地的存在，却是对赵国的牵制，对魏国是有利的。赵灭中山时，魏国正南与楚国、西与秦国兵争，无暇保护中山，中山就这样失去了唯一能获得魏国援助的时机，而赵国正是利用了中山外交失助的时机而大举进兵的。外交失助成为中山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山亡国 中山亡于死敌赵国之手。赵灭中山是在赵武灵王主持下完成的。公元前309年，赵武灵王出巡九门（今新河东南[55]），“为野台，以望齐、中山之境”。[56]修筑了望台以观察中山国沿边的动态。这可以视为灭亡中山的计划部署阶段。 公元前307年，武灵王“北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与此同时，召见楼缓、肥义，商议推行胡服骑射。从这年开始，赵国一边推行胡服骑射，一边进行灭亡中山的战争。此年赵军将战线推至房子（今高邑县西）一线。 公元前306年，赵军“略中山地，至宁葭”。宁葭在今石家庄市西北。赵军至少又将战线向前推进了几十公里。同时，武灵王还西略胡地至榆中（一说在今内蒙古河套东北岸；一说在今甘肃榆中）。迫使林胡王献马。这一举措的目的是稳住西北林胡，调发代地兵马南下攻伐中山。为了防止列国的干预，他又分别遣使到秦、韩、楚、魏、齐等国进行外交活动。 公元前305年，赵武灵王“攻中山，赵ａ为右军，许钧为左军，公子章为中军，王并将之。牛翦将车骑，赵希并将胡、代。赵与之陉，合军曲阳，攻取丹丘，华阳、鸱之塞。王军取?、石邑、封龙、东垣”。这次攻伐中山的战争声势甚大，赵军兵分两路：武灵王统率的左、中、右三军从南路进军，夺取了?、石邑、封龙、东垣四座城邑；牛翦统领的车骑兵和赵希统领的胡、代之兵会师于曲阳，从北路进军，夺取了丹丘，华阳两座城邑和鸱之塞。赵军所取之地都是中山国的重要城邑。丹丘，即今曲阳县；华阳，即恒山；鸱之塞，即今唐县西北70里的鸿城；?，今柏乡北，武灵王三年城?，后为中山所夺取，今又为赵国复取；石邑，今鹿泉市南；封龙，在元氏县西北；东垣，即今正定县。这表明赵军已进逼中山的腹地。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中山经过这次打击，领土缩小，元气大伤。被迫割让四邑求和。从此完全被封闭在以灵寿为中心的狭小地带，只有困兽犹斗，坐以待毙。 公元前303年以后，赵军又连年发兵，战况不详。公元前297年，赵军取扶柳，中山东部边地尽为赵国所得。公元前296年，中山国都灵寿陷落，中山君??逃到齐国避难。赵国另立胜为中山君（一名尚，当为一人）。这次赵国灭中山之战，遭到了中山人的拼死抵抗，《吕氏春秋·贵卒》称中山人吾丘鸠“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以车投车，以人投人”。赵军攻打了五年，中山人抵抗了五年，胡服骑射变革后的赵国灭此小国竟是如此之难，可见中山的抵抗多么顽强！公元前295年，中山亡国之君??死于齐，赵国扶植的傀儡之君胜，被遣送到肤施（今陕西省榆林南）。中山国灭亡。 从史书的相关记载看，燕国与齐国也参与了赵灭中山之战。《韩非子·有度》说：“燕襄王（即燕昭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残齐，平中山”。同书《饰邪篇》及《史记·六国年表》也说：“燕东县齐国，南尽中山之地”、“共灭中山”。这是燕国配合赵国的军事行动，参与灭亡中山战争和夺取了部分中山领土的证据。《史记·六国年表》称齐闵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95年）“佐赵灭中山”，《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和《史记·乐毅列传》也有相同的记载，都能说明齐国曾经助赵灭中山。 第四节 中山国都灵寿 一、灵寿城址 灵寿作为中山国都始于桓公时期，但早在春秋时期这里就是鲜虞族人的定居地，在这里发现有春秋至战国早期的墓葬。灵寿城的大规模营造年代，是桓公复国之时，这里是中山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是太行山东麓的重要都市，作为中山国都历时约80余年。 城址位置、环境、布局 古灵寿城址，在今平山县城北三汲乡东南，今灵寿县城西北约10公里处，座落于滹沱河北岸的丘陵台地上。它以太行山脉为屏障，其南、西、北十里多处，均为太行山的群山，东临冀中大平原。城址北倚东陵山，南临滹沱河，城外东西两侧为高坡， 在东、西城垣外，有源自陵山的自然河沟，自北而南湾湾曲曲与滹沱河相通，起到了护城的作用。城址南北4.5公里，东西4公里，地势北高南低，高差达40米。城址中部偏西处，有一道纵贯南北的城墙，把城区分隔为东西两城。城垣经2200多年的自然侵蚀和人为的平整，已无存。从残留的遗迹看，城垣筑于断崖之上，沿河岸蜿蜒曲折，东、西两城共有七道城垣组成，均为夯土所筑，基宽34米，东、西城之间的南北隔墙宽25米。西城中部偏北处，还有一道东西向的城墙，长1320米，基宽19米，这大约是为保护城内祖陵而设的一道陵墙。在城址外东面的高坡上，还建有一座夯筑小城，东西约1400米，南北约1050米。小城西部中央，存有一座夯筑土台，高约8.2米，长宽各61米，台下西侧又存有南北长110米、宽70米的夯土遗迹，出土有板瓦、筒瓦、箭镞等遗物。这两处夯土遗址，应为中山国城址以东的重要建筑遗迹。立足于土台上，西可遥望大城址内的黄山，东可了望开阔的平原。这一小城大约为大城址东面的军事设防之地。总览整个城址，是因自然地形而建，正如《管子·乘马》所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布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从城垣的遗迹看，还有附属于城垣的“城堡”式建筑，今已发现的有9处：第一处位于东城北墙西端，城堡向外突出约150米，宽70米，建于一个自然的小石丘上，高出城外地面20余米，恰处在东陵山和牛山之间的山口上，这一小城堡的西侧，为北城垣门阙；第二处建于王陵区内西城垣中部，向外突出40米，宽约50米，垣基下用大石奠基，北侧为王陵区的西门阙；第三处建于西城垣南部，接近城垣西南角，此处河面较宽，宜停泊船只，约为城址外的河码头，其北600米为西城的西门阙，这一小城堡，由于地势之故，是向城内侧凹出的，南北140米，东西90米；第四处是建于城垣南端的东南角上，面临滹沱河。这种属于城垣上的附属建筑，均与护城相关。在城址内发现有多处古道路遗迹，发现城垣门阙两处：一处在北城垣中部，东城西北角处；一处在西城垣中部。通往门阙的古路。宽约11米。 整个城区的布局，根据城址遗迹判断，东城北部为宫殿建筑区，南部为手工业作坊区和居住区；西城北部为中山王墓区，南部为商业区、居住区和农业区。在城址西约2公里的西陵山南坡高地上，有封土高大的中山王陵墓。 城址内文化遗存 大型夯土建筑群遗址在东、西城内均有发现，东城北部残存的部分建筑遗址台地，南北200米，东西150米，仅为原面积的五分之一。遗址北部为北城垣，西部为黄山，南部有一条从西北流向东南的自然河沟，与其它遗址隔开。在该遗址内发现有夯筑墙基、柱基和多种纹饰的半瓦当、铜短剑、金银镶嵌饰件及陶质建筑饰件等，这里大约为中山王宫殿区。在东城南部地表以下，发现有大面积的夯土建筑遗址，与北部遗址同在南北中轴线上，这里有东西并列的五组大型建筑群，中间一组建筑群南部有一夯筑土台遗迹，东西约80米，南北约120米，周围的建筑是以这座高台为中心的，这是一处错落有致、次序井然的建筑群，在这里出土有绳纹板瓦、筒瓦和空心砖等。 西城中部有两处建筑遗址，东西约650米，南北350一800米，在遗址地表下发现有多种纹饰瓦当、空心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还发现了仿东周王城的乳钉卷云纹半瓦当。在遗址中部有一条东西向的、宽11米的主干道路。遗址以北为手工业作坊区。这两处遗址所在地，似为城内的中心活动区。 在手工业作坊区，发现有制陶、铸铜、制石、制玉、制骨器、铁器等作坊。 从城址内采集到的遗物分析，这里有春秋时期的乳头足粗绳纹灰陶鬲、细绳纹窄沿灰陶盒、黑色折肩陶尊等，这表明，早在灵寿建都之前，这里就有人长期居住。战国时期的常见遗物众多，如盆、罐、豆、空心砖、板瓦、筒瓦等，与灵寿城址的年代相当。 二、中山王陵墓 墓地布局和墓上建筑 中山王陵墓已发现两处，一处在灵寿故城以西2公里处，东西并列两座大墓，西侧的1号墓已经发掘，确认为是中山王的墓。另一处在城内西北部，南北错列三座大墓，已发掘的6号墓在最南端，墓主人未能确定。墓中出土升鼎9件，根据当时王用九鼎的制度，6号墓主人应是王的身份。1号墓和6号墓的上部都有夯筑的高大封土，其上再建“享堂”。1号墓的封土和享堂保存较好，封土东西宽92米，南北长110米，高约15米，自下而上呈三级台阶状，第一级内侧有宽1米许的砾石散水，第二级有壁柱和柱础等遗迹，顶部的第三层则有叠压成鱼鳞状的瓦片堆积，可复原为一座周绕回廊、上复瓦顶的三层台ａ式建筑。两墓周边还有陪葬墓和车马坑。1号墓封土范围之内，东西两侧各有陪葬墓两座，封土南面有东西对称的两座长方形车马坑，在车马坑西还有杂殉坑一和葬船坑一。6号墓的陪葬坑是东侧2座，西侧1座，南面也有两座对称的长方形坑，未启，可能也是车马坑。据《礼记·曲礼下》“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的记载，这些陪葬墓应是主墓墓主人的世妇、嫔、妻妾之属。从墓葬形制看，两座大墓的墓室结构基本一致。墓室为中字形，墓壁抹草泥并用白粉涂饰。有方形椁室和南、北两条墓道。其中1号墓全长110米，椁室南北长14.9米,东西宽13.5米,深8.2米。石砌椁壁，厚约2米。6号墓规模略小。 随葬器物 随葬品主要发现于椁室两侧的藏器坑中。1号墓的西藏器坑出土的铜礼器有9鼎及鬲、豆、壶等，陶礼器有5鼎及豆、壶、盘等，乐器有14件编钟和13件编磬。东藏器坑也出土5鼎及壶、盘等铜礼器，还有帐构、漆器和少量陶器。6号墓的西藏器坑中全部放铜礼器，东藏器坑出有陶礼器、漆器和帐构等。1号墓的2座车马坑都埋12匹马，一坑有车4辆，另一坑车迹已毁。船坑残存3只大船、2只小船。杂殉坑发现有马、羊、狗的骨架。6号墓随葬坑尚未发掘。 两墓随葬品达19000余件。其中1号墓出土的中山王?鼎、壶和嗣子??壶，刻有长篇铭文1101字，不仅确切表明墓主为中山王?，而且证明中山王的世系及有关史实，是研究中山国历史的重要史料。铭文提到公元前316年燕王哙让位于相邦子之的事件，而公元前299年赵即破中山，中山君（大约是??）逃亡到齐，故该墓的年代可定为公元前310年左右。两墓均葬有巨大山字形铜器，1号墓5件，高1.19米，6号墓所出6件高为1.43米。銎内有木炭，大约是置于悬挂旗类的杆柱顶端所致，作为王权的象征，属仪仗性器物。该器物的造型，恰好是中山国的象征。有些器物制作极为精巧，是艺术的珍品。如虎噬鹿器，长51，高22.5厘米，虎口咬住一鹿，把虎的凶猛和小鹿挣扎的形象表现的栩栩如生，虎的前爪由于抓鹿而悬空，为了保持虎身的平衡，又利用鹿腿来支掌，造型生动，设计精巧。金银镶嵌龙凤形铜方案，器足以4只伏卧的小鹿承托一圆圈，其上是蟠绕成半球形的4龙4凤，龙顶斗拱上承一方案。9鹿表情温顺，9龙姿态雄健，4凤展翅引颈长鸣，表现了巧妙的工艺构思。十五连盏铜灯高84.5厘米，形似落叶后树的干枝，树上攀援着嬉戏的群猴，树下有身着短裳的二人仰面作抛食引猴状。银首人涌铜灯高66.4厘米，造型为一身穿绣袍的男子，左手握螭蛇连接的两层灯盘，右手高举螭蛇连接的另一灯盘，巧妙的借俑人们左右手把高低错落的灯盘连接起来，以利各灯火点的错落摆布，有利于光照的生辉无影。其他如神兽、双翼神兽、鸟柱盆、筒形器、附细孔流鼎及各种玉饰等都是艺术珍品，造型逼真，花纹精美，绚丽多彩，显示了时匠的艺术才华和钊造才能。史书有言，中山多美物，上述出土物证明了这一点。 三、城外贵族墓葬 灵寿城时期的一般贵族墓区，主要分布于城外附近的东北、西北、西部和西南部。迄今已发现春秋至战国早期较为集中的墓葬区2处，与城址同时期的战国中期墓葬区6处。春秋至战国早期的墓葬，时代早于城址，有的就压在城垣下，但多数墓在今访驾庄村北的东陵山南坡下，靠近中山王陵墓葬群。由此可见春秋鲜虞与战国中山是先后一国，一脉相承。 春秋墓葬 访驾庄墓葬形制是在长方土坑内用大石板砌成墓室，出土的青铜器有鼎、豆、壶、盘、金丝圈耳饰、包金虎形饰件、带有纹饰的陶器及成百的海贝、石贝、骨贝等。其中的提链壶造型与有名的杖氏壶相似，都饰有络绳纹，是富于北方色彩的器物。杖氏壶的前半铭文说：“a（形声字，左为“木”，右为“大”）氏福□，岁贤鲜于，可（荷）是金契（ａ〖形声字，上部为“契”的上半，下部为“瓦”〗），ａ〖半包围结构，左上部为“虞”的左上，右下部为“鱼”〗（吾）以为弄壶。”郭沫若释解这四句的文意说。a氏壶本鲜虞之器，a氏岁时贡献于鲜虞，得此鲜虞金属之瓶，并刻辞于其上。[57]其中的铜鼎形式和陕西周原出土的弦纹鼎、安徽繁昌出土的铜鼎相似，考古学者把弦纹鼎定为西周晚期物，把繁昌铜鼎定为春秋早期物。以此断定，灵寿城郊今访驾庄墓葬，是鲜虞春秋时的墓葬。另外，墓内四周填有积石，随葬实用铜器置于积石下，随葬的金丝圈耳环、骨石串饰等这些随葬物，在太行山东侧的平山、灵寿、行唐、唐县等地同期墓葬内多有发现，这应是春秋时期鲜虞族墓葬的特点。访驾庄墓地，是桓公时期的中山先人墓地。 战国墓葬 战国早期中山人墓葬，在灵寿城址内外发现过多座，随葬的主要青铜器与春秋墓葬大致相同。墓区在今穆家庄，正当灵寿城址西城垣，有的就迭压在城垣下。出土青铜器物有：云雷纹铜鼎、凸铸狩猎、宴乐纹铜盖豆、狩猎刻文铜鉴、蟠蛇纹铜ａ等，都为实用器物。铜鼎纹饰华美。铜盖豆为凸铸狩猎宴乐图纹饰，在器物的顶面、盖面、器腹、豆柄座上均有凸铸狩猎纹饰。器盖上饰有两组相同狩猎侍宴图像，图像为一座两层式楼台，台顶建筑为斜坡顶。楼台上层侍宴者共6人，中间几案上置壶2把，左右有持觚、置豆、注酒者的图像。台下右边有台阶，下层为奏乐图，共9人。左边有兽座架，横梁上悬编钟四个、编磬四个。架下有吹笛、击钟、吹笙、击磬伎的图像。楼台外为猎鸟图。图像人物多为女性，着衣裙，发式为角髻。铜豆腹部铸有两组图像相同的狩猎图，猎人14，为半裸男性，有的猎者头戴鸟形帽，身着羽形衣，有的猎手持长矛、戈、棍、短剑、弓箭等，后跃于野兽背上刺杀，后刺进虎胸，或引逗犀牛伺机刺杀，或与野牛格斗，后追赶麋鹿等。豆柄座上也有两组相同的采集狩猎图案，有长辫女者在树上采桑，树干上挂有装采集果叶的桶状物。这件精美的凸铸狩猎宴乐图铜盖豆，为鲜虞中山人的战国早期器物。铜鉴，为狩猎刻纹铜鉴，鉴颈部和内壁四周刻有当世贵族生活的图像。鉴内腹壁刻有狩猎图像和楼台庄院建筑图像。庄院建筑前部有斜坡顶的“门阙”，院中有高大的二层楼，院有围墙和作了望之用的望楼，在望楼台置有箭镞和持戈了望者。值得注意的是铜鉴上的狩猎纹图案，出现有用车狩猎图像。猎车两辆，一为三马车，御者立于车厢中，正在御马奔驰，一为驷马车，车厢前站有御者，正挥鞭御马追兽；车厢后站着射手，正在张弓射猎。在逃兽的前面还刻有用树枝伪装支搭的兜网，等待野兽入网。从整幅画面看，有主有次，分段绘形，其人物、鸟兽千姿百态，栩栩如生，极富现实生活的气息。这些图像的内容，无疑是鲜虞中山贵族现实生活的反映，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灵寿古城的繁华。 第五节 中山国的经济 一、农业 春秋时期的鲜虞中山经济怎样，因史籍记载过于简略，不得而知，根据其民族特性以及活动范围内的自然条件，推测是牧业经济和农业经济兼而有之，但牧业经济应占优势。战国时期中山国的经济也是农牧经济兼有，但农业经济较之于牧业经济已占优势。中山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说不亚于中原诸国，经济面貌与齐、赵、燕诸国也无明显差异。在中山国诸经济部门中，农、牧业是立国之本，手工业以“多美物”著称，商业、交通较为发达。但中山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中部山麓平原地区相对发达，西部低山丘陵区和东部低洼平原因自然条件的限制而相随落后。 战国时期中山国的经济主体是农业经济。今石家庄地区及其以南一带，自殷商以来就是华夏族经营农业的地方，鲜虞人占据这一地域后，当不会改农为牧，改变原来居民从事农耕的习惯。《说苑·辨物》中即有赵简子和霍封荼谈到当时中山国大风飘谷、牛马杂牧的情况，这说明那时的中山国是农、牧兼营的；魏封中山后，无疑也会把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传播到中山来；赵武灵王伐中山前，李疵报告中山国情况中有农夫惰于田的话；出土文物中有铁制农具镢、锛、铲、锄、镰等。这都是中山国农业经济的反映。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山铜方壶铭文中还有“赋敛平则庶民附”的话，说明中山国统治者认识到：只有减轻农民赋税，农民才乐于贡纳赋税；赋税的征收，要把握一个合适的度（赋敛平），庶民才会“附”（才会依从）。这种带有进步意义的认识，也可说是中山国农业经济的产物。中山还掌握了一定的灌溉技术，中山在与赵的战争中曾“引水围?”，“引水”与决水有别，需引水渠道等，可见中山人对地上水已有控制和利用能力。中山能“引水”围城，肯定也会引水灌溉农田。这也和农业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另外，中山国在战国时期已发展成为“千乘之国”，这样，战车的制作、兵器的制造、马匹的养育和兵士的衣食，都需要仰赖农业这个基础才能存在和发展。 二、畜牧业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说到龙门（今山西利津县与陕西韩城县之间）至碣石（今昌黎县北）以北地区，经济物产是“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史念海《春秋战国时代农工业的发展及其地区的分布》一文曾据此画出一条由碣石向西南，沿今燕山南麓，至于恒山之下，再西至于汾水上源，循吕梁山而至龙门的曲线，指出此线以西以北地区为当时的畜牧区或农牧兼作区，以南以东为农耕区。[58]据此来看，中山国北部地区应该属于上述经济区的范围。平山访驾庄出土的络绳纹提链壶与著名的鲜虞a（形声字，左为“木”，右为“大”）氏壶相似，其形制、纹饰与游牧民族经常流动的生活方式和草原风光相关。中山王?墓出土有牧区特有的帐具及帐篷内的炊具和取暖用具。帐篷构件有折叠式棚形帐架、屋形帐架和圆形帐架。这种折叠式帐架安拆和携带都极方便，同时，将帐架四角和周边的立柱插入铜镢环内，即可将帐篷撑开，形成屋形棚幕。在6号墓还出土有帐杆100根（一套）；皮帐一套；五指形窗架一件；帐内取暖用的提链火盆、带柄铜箕（盛炭用）、五齿耙（扒火具）和小型铜炊具提梁?等。这些器物显然是供中山王出行牧区或狩猎时所用。王室保有这种游猎习尚，大约是代代相传的，??壶铭文就叙述了司马?在征燕“大启邦宇”之后，王室贵族在燕南“新土”狩猎的情况。当时中山北部与燕南一带，可能是一片地广人稀宜于游牧的地方。另外，从中山国拥有的领土看，有山地、丘陵和平原，山地、丘陵地带宜于牧放牛羊，不宜于垦田农作，这种生态环境制约着中山国的经济不会是单一的农作，只能是农牧兼有，以农为主的经济结构。 三、手工业 战国时期的中山，也经营了为数很多的手工业，从平山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中看到，在古城址里面有制陶器、制骨器、制铜铁器的作坊遗址，其他作坊当还有纺织、酿酒、木工、皮革、制兵器等。中山同其他封建国家一样，由官府直接掌握大规模的手工业。在中山王陵1号和6号墓出土的铜器刻有工官、匠人的姓名。??壶刻铭有“十三年，左使车，啬夫孙固……”，其余铜器铭刻中有啬夫孙固、殷重、吴a、高ａ、令ａ、ａ职等。６号墓出土的一件漆器，器盖上针刻有“廿一年左库”。中山国的这种“物勒工名”的制度同中原华夏国家是一样的。这些物品的制造来自于中山国的官营作坊，是在官啬夫的监督下生产的。 铁器冶铸业 在中山国统治的领域发现多件铁制生产工具。石家庄市庄遗址出土有铁器农具，经金相学和化学分析监测，有的铁斧是采用高温液体还原法炼出的铸铁制造的，有的铁斧还经过了柔化处理，避免了铸铁易断裂不耐用的缺点。不仅如此，中山人还能利用范具成批地生产铁器具，使铁器在生产上的使用普遍起来。游牧农具的普遍使用，使中山广大面积的田野耕作和广大丘林地域的开垦都成为现实。从赵国进攻中山国，中山人“衣铁甲操铁杖以战”来看，中山人已有了铁兵器的装备。制作铁甲衣，需要合身符体，这必然要对部件的冶铸、加工、拼装提出更高的要求。在平山1号墓出土有大型长方铁盒和铁足大鼎，从刻有铭文的青铜器看，这种坚硬的青铜，需用硬度很高的锐利器具，才能刻出笔画流畅的文字来，似只有钢制工具才能从事这种刻写。由此推知，当时中山国的冶铁技术水平相当高。 铜器冶铸业 从中山国出土的大量精美铜器看，铸造工艺水平已十分高超。以平山1号墓出土的铁足大铜鼎来看，采用了器身和附件分别铸造的方法，接合时或先将铸好的附件嵌入器身和范中，尔后灌注铜液，使之连成一体，或用合金焊接。显然，这种制造方法便于在生产过程中进行劳动分工，是铸铜工艺的一大进步。更令人惊叹的是，那些带花纹的金银错镶嵌精美器物，如铜错金银纹饰；鹿四龙四凤座方案；铜身银首宝石镶睛人俑灯；铆榫各异、可以随意拆卸的十五连盏灯；错金银纹饰的虎吞鹿；牛犀双翼神兽；大型山字形礼器等，都是罕见的铜器艺术珍品。其制作的工艺难度是很大的，要有科学的计算，有严格的范模，从陶范到金属范，从单合范到双合范，从外范到内范，都需要统一的设计，统一的冶铸，统一的焊接，其曲度大的部分还要分别采用多次焊接的方法，而且接缝处必须做到精密才能使之结合成整体。这一切都显示了中山匠人冶铜工艺的进步。 制陶业 中山王陵6号墓出土的陶器有鼎、盖豆、盘豆、圆壶、盘、碗、筒形器、鸟柱盘、鸭形尊等。这些陶器多为明器。在中山国境内的藁城故城遗址采集到残豆、平盘细柄豆、鱼骨盆残片、灰陶碗、大陶瓮、板瓦、筒瓦和饰有各种图案的半瓦当。从这些陶器的遗存看，有专门为死者烧制的明器，有日用陶器和土木工程建筑用器。陶器用于工程建筑是这个时期的一项重大发明。 木制业 在中山王墓车马坑和葬船坑中，发现有战车和船。车衡的饰件上有“十四年ａ（独体字，为“私”的右半）库……”刻铭。车有盖，盖可拆卸。车盖和轮均为朱红色。船的造型与今相似，大船船板用铁箍联拼，用铅皮补缝。船底部残存有地画，画面已漫漶不清。这种王室车、船的制造，也是官营手工业之一部门。其他木器制作相当多，由于历史久远，木腐不存，具体情况不可知。 丝麻业 由于历史久远，中山丝麻衣物没有遗存，但在王?墓出土的铁盆、铁杖、玉佩、玉瑗和青铜器的木插销上遗留有许多丝织、刺绣的痕迹和麻织物残片。从这些痕迹看，有平纹绢、提花纹物、方孔纱、辫绣、麻布等。这些丝麻织物，当多是中山人织造的。丝麻业是中山国重要的经济部门， 酿酒业 考古人员在清理中山王?墓东西两库的随葬品时，发现了10多个制作精美的青铜壶，其中东库的一件铜扁壶和西库的一件铜圆壶份量较重，考古人员将生锈密封的壶盖打开后，发现壶中液体清澈透明，呈薪翠色，并伴有酒香味飘出。后送北京市发酵研究所鉴定，经取样化验分析，认定它一种经过曲酿发酵而未进行蒸馏的酒，类似现在的黄酒，可能是奶汁或粮食酿造的酒，这两种壶都有子母扣及咬合很紧的铜盖，并且铜壶本身并不渗透，壶外也没有水浸的痕迹，排除了外水内浸的可能。证实这是当时中山国所酿酒浆的遗留物，[59]这说明中山国存在着酿酒业，酿酒业是中山国的手工业部门之一。 四、商贸和交通 商贸 中山农牧、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国内商业的繁荣及与中原诺国贸易往来的加强，《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载：”荀吴略东阳，使师伪籴者，负甲以息于昔阳之门外。”荀吴既能将军队伪装成粮食贩运的商队，可见中山一带粮食贸易的规模可观和商业活动的历史悠久，《史记·货殖列传》称中山人“仰机利而食”。说中山人以商业投机为生可能有些夸大，但投机活动的普遍似无疑问，而投机活动的普遍必然是与商业的发达紧密联系的。中山国不仅舆内商业发达，而且与中原诸国贸易往来密切。《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中原两个繁荣的城邑温（今河南省温县西南）、轵（河南济源县南部）都曾“北贾赵、中山”。平山墓群出土大量燕、赵货币，有战争掠夺，但多为贸易所得；出土三角文犀器座，说明中山与楚越（这种犀当时栖于这一带）有直接或间接的贸易往来；尤其出土的玉器，制作的材料来源极广，据鉴定有新疆子玉、辽宁岫岩玉、河南独山玉、及张家口北部新河地区玛瑙等，表明中山国对外贸易范围甚为广远。 中山没有自铸货币，中山境内流通的主要是燕国和赵国的货币。如灵寿城址内出土的战国货币，主要为“成白”刀币和弧折“?”刀，数量达几百斤；其次为尖首薄削的尖首刀，“甘丹”直刀和“白化”直刀。“成白”和“?”刀币，出土时都在窑穴内，捆扎有序，数量多者达600多斤，少者亦有20多斤。“甘丹”刀币和“白化”刀币为赵国货币，“?”刀是燕国货币。从整个中山国出土的战国货币看，燕国货币居多，赵国次之，这既说明中山国的货币流通以燕赵货币为主，也说明中山国与燕赵两国经济联系的紧密以及相互商贸的繁荣。 中山商业的繁朵与兴旺，增强了农与牧、农牧与手工业之间的物质联系，加强了与中原各国经济文化交流。 交通 商业的发达有赖于交通的发展。中山国的陆路交通道路主要有三条。一是中部的南北道路：即《史记。货殖列传》所载赵都邯郸“北通燕诼”之路的北段。这条路纵贯中山南北，自南向北经过房子、石邑、东垣、中人、曲逆诸邑。以现在的地形来看，该路处于太行山以东海拔50米以上山麓平原的东部，以西是低山丘陵，以东地势低洼，其沿途所经．正是中山国经济发达、城邑密集的地区．在加强中山南北联系和促进各地经济发展方面起着很大作用，是中山境内重要的交通干线。二是中部的东西道路，是连结太行山东西两侧的交通纽带。这条路早在春秋末就见史乘，即《左传》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载：“晋荀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鲜虞，遂入昔阳。秋八月壬午，灭肥……，”晋在太行山西，鲜虞在山东的今正定东北新城铺，昔阳在肥（今藁城西南）之东，即今晋县城，晋若想过太行井陉重险及鲜虞之境，必向鲜虞借道才成，说明春秋末这里有一条重要道路，这条路应自井陉、经石邑、过鲜虞城南的东垣、肥累，到达昔阳城。《战国策·赵策·三国攻秦赵攻中山》：“赵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滹沱”，扶柳在今冀州西，自此向北当有一条路，似应与昔阳城相通，此路在扶柳以南应与赵重要的行宫沙丘（今广宗县西北大平台）相通，再向东延伸与齐境道路相接。三是西北部的通代之路：《史记·赵世家》载：“惠文王二年 ，主父起灵寿，北地方从，代道大通。”首先说明赵国不仅有北通燕诼之路过中山境，而且有代道经中山达西北的代地；其次表明灵寿是代道上的重要都市。《史记·赵世家》又载武灵王二十一年（前306年）赵攻中山“合军曲阳，攻取丹邱、中阳、鸱之塞”。鸱之塞即今倒马关，是赵、中山通往代地的必经之路，所以说赵进军中山的路线，是中山境内代道的北段，这次赵虽攻下鸱之塞及以南一段，但代道末通，直到九年后赵攻下灵寿，整个代道才得以大通。据此推测中山境内的代道，应在石邑与南北大路相接，经宁葭、灵寿、曲阳、丹邱、华阳及鸱之塞入赵之代地。 中山三条道路主要分布在中部经济发达、城邑集中的地区，是构成太行山东平原上交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太行山东道路网中起着骨干作用。 除陆路交通外，中山国的水运也有—定规模。中山王1号墓葬船坑出士三只大船，两只小船，是中山境内河流发展水运最有力的物证。这里地当滹沱河北岸，向下游水道展宽，利于航行，是中山境内一条重要航道。据《史记·赵世家》载赵武灵王言：“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无舟揖之用。”薄洛水是赵与中山边境的河流，因赵与中山不睦，故不能航行船只，反言之，两国关系和缓时，此河亦可行舟，所行不仅有赵船亦应有中山之舟，为中山境内又一航道。中山境内河流众多，不少是易于航行的水道，这些河流因受地形的影响多为东西流向，应是沟通中山国东西地区联系的主要通道，与南北走向的道路构成一个完整的交通网。[60] -------------------------------------------------------------------------------- [1]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1982年9月第2次印刷，下册第507页。 [2] 见该书第二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版。 [3] 张文见《河北学刊》1981年创刊号，吕书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版。 [4] 近年陈惠《内蒙古石棚山陶文试释》一文认为中山族源于北狄的说法可信。见《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何直刚《中山国史杂考》认为中山非鲜虞继续，而是古老部族，为狄族中长狄部落—支，漆（僖）姓。见《河北学刊》1985年第3期。 [5] 《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补释》第5－第6页。 [6] 分别见《文物春秋》1994年4期和1996年2期， [7] 如《北狄族与中山国》第二章、第三章即持此种看法。 [8] 《观堂集林》卷13，第3册第583页。 [9]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条杜预注。 [10] 《〈山经〉河北下游及其流考》，载《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 [11] 见第4册第1334页。 [1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4册第1361页所引杜注。中华书局1981年3月第1版，1983年9月第2次印刷。 [13] 《左传》定公三年（公元前507年）条。 [14] 何文分别见《河北学刊》1985年第3期、1987年第4期；田文见《石家庄历史文化》1997年1期。 [15] 《左传》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条。 [16] 以上史实分别见《春秋》、《左传》的哀公元年、三年、四年、五年条等。 [17] 关于仇由的名号和地望，参见《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补释》第20－21页。 [18] 以上参考《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补释》第22页。 [19] 《史记》卷43《赵世家》。 [20] 如段连勤即持此种观点，见《北狄族与中山国》第96页。 [21] 《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补释》第23页。 [22] 本书以公元前475年作为春秋和战国的时代界限，这次左人，中人之战理应归入战国时期，但考虑到春秋时期鲜虞中山的连续性，故列入春秋时期。 [23] 《文物》1979年1期。 [24] 《江淮论坛》1981年6期。 [25] 刊于《河北学刊》1988年1期。另见田卫平《中山历央与文化：概貌、性质、地位》，见《石家庄历史文化》1997年1期 [26] 见该书第178页。 [27] 据张守中《中山王?文字编》。 [28] 参见段连勤《北狄族与中山国》第110－111页， [29] 《河北学刊》1985年第6期 [30] 《古文字学研究》第一辑第273－305页。 [31] 田卫平：《论晋伐中山与与文公复立》，《晋阳学刊》1990年5期；田卫平、王晋：《中山武公新论》，《历史研究》1992年2期。 [32] 黄盛璋《再论中山国墓若干问题》即持这种观点，见《考古》1980年第5期。 [33] 如宋裴×在《史记集解》中山武公条下注称：“徐广曰：‘西周桓公之子。桓公者，孝王弟而定王子。’”元吴师道《战国策中山策补》则说：“《史赵世家》是年书中山武公初立。意者其国益强，遂建国备诸侯之制，与中夏抗欤!” [34] 上述主要依据张岗、谢志诚《鲜虞中山族姓问题探索》《河北学刊》1981年创刊号和《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补释》。 [35] 见《战国策·秦策二·秦武王谓甘茂章》“魏文侯令乐羊将破中山”句注语。 [36] 《水经注》卷11《a（形声字，左为“水”旁，右为“寇”）水》。 [37] 《学术研究》1981年第4期。 [38] 《中山国史杂考》，《河北学刊》1985年第3朔、《中山非鲜虞辨》，1984年第4期。。 [39]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1期。 [40] 《战国策·赵策一·魏文侯借道于赵攻中山》，中册第601页。 [41] 太子击后来继位为魏武侯 [42] 《史记》卷80《乐毅列传》。 [43] 林杰、马涛：《中山国玉卜卜辞试释》一文认为魏灭中山之后。奉中山国祀的国君称桓子，亦即后来的桓公。见《文物春秋》1990年3期。 [44] 《北狄族与中山国》第107页推测此年或稍前中山复国。 [45]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认为复国时间是公元前378年，杨宽《战国史》认为是公元前380年， [46] 参见路洪昌：《鲜虞中山国疆域变迁考》，《河北学刊》1983年3期。 [47] “南战于长子”，似应是“南战于房子”，从《战国策》本文看不到此役的年代，我推测即赵敬侯十年“战于房子”事。引文见上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