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民币应不应该升值的争论还在继续。与此同时，来自国际上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不小，外刊甚至有文章说，“对人民币的包围圈正在形成”。这里我们不妨看看邻国日本的情况，从日元汇率变化与日本经济发展的关系中也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长达２２年的固定汇率制为日本经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二战结束后，日本作为战败国，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在此背景下，日本举国上下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在当时，扩大出口，尤其是增加对实力最强、最为富裕的国家——美国的出口，是振兴日本经济的捷径。 因此，日本政府在战后不久就提出了贸易立国的口号，把扩大出口作为国策。 为了发展经济、扩大出口，稳定的汇率是不可缺少的。战后，美国方面做出了有必要加快日本经济恢复的决定。１９４８年１０月，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决定将日本经济恢复作为美国的主要目标，提出了包括设置固定汇率在内的九项稳定经济原则。经过美国占领当局和日本方面的反复研究，终于决定自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５日开始，实行１美元＝３６０日元的固定汇率政策。这个固定汇率一直到１９７１年１２月才正式改变。 连续保持２２年之久的３６０日元＝１美元的固定汇率，使得日本企业能够在２０多年的时间内，不必理会汇率的变化，而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新产品开发及扩大产品出口等方面，为日本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至于３６０日元＝１美元的汇率水平对日元来讲是高估还是低估，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在长达２２年的时间内不能对此一概而论，但不可否认的是，持续了２２年的稳定的汇率水平，对保证日本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扩大日本企业产品的出口，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开始，日本经济增速明显加快。特别是６０年代的经济增长倍增计划期间，日本经济的增速更是惊人，年均增长率在１０％以上。 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对美出口的增加以及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增长，使得长期以来一直扶植日本发展的美国，开始对咄咄逼人的日本企业的产品出口产生了越来越大的不满。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日美贸易就开始摩擦。最初的日美贸易摩擦主要集中在棉纺织品等轻工产品方面。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开始，日美贸易摩擦开始向几乎所有重要工业产品领域扩展，随之而来的是，美国方面对日本的压力也开始增大，在金融方面要求日本将日元升值。 从固定汇率制过渡到浮动汇率制，是在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后才实现的。 在主要来自于美国的外来压力下，特别是美国政府于１９７１年８月单方面宣布以放弃美元兑换黄金、对进口货强制性征收１０％进口关税等为主要内容的紧急经济政策，从根本上动摇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引起了国际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剧烈动荡，日元汇率开始上升。日本政府为维护３６０日元＝１美元的汇率水平，多次让日本央行入市干预，抛出日元，购买美元，但这些措施都无济于事，日元还在升值。尽管如此，欧 美国家仍在不断批评日元升值幅度不够。在此背景下，经过有关国家多次磋商，１９７１年１２月，西方十国财政部长在华盛顿史密森博物馆召开会议，决定将日元汇率升值１６．８％，即１美元＝３０８日元，并以此作为标准汇率，可上下浮动２．２５％。同时，当时的联邦德国政府也同意将马克对美元汇率升值１３．８％。这就是被称为“史密森协议”的主要内容。但是，由于美国的贸易逆差继续扩大（如１９７１年到１９７２年，美国的贸易逆差从２７亿美元扩大到６８亿美元，而日本的贸易顺差则从７８亿美元增加到９０亿美元），美元汇率仍在继续下滑，１９７３年２月１３日，美国财长宣布美元对黄金贬值１０％。在此情况下，日本也只好让日元向浮动汇率制过渡。 从上可以看出，日元汇率制度的变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日元汇率从固定汇率制过渡到浮动汇率制，是在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后才实现的。经过固定汇率制度期间的潜心发展，到１９６８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从出口方面来看，日本产品也开始跃居世界前列。比如，在１９６５年，日本的汽车出口只是联邦德国的１３％，而到了１９７４年，日本就已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实际上，到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上半期，日本产业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是日本有条件允许日元升值的强大的物质基础。需要指出的是，日本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出口的增加，主要靠的是本国企业的发展，而不是主要靠通过引进外资、由外资企业主导本国产品出口来实现。而且，日本企业的许多核心技术，都是自己开发的，这就为日本企业日后承受日元升值带来的压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美国则由于长期陷入越战泥潭，通货膨胀严重，国际收支出现大量逆差，企业竞争力受到日本、联邦德国等的严重挑战，不得不将美元贬值，以期摆脱困境。 由此可见，内因与外因（尤其是内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使得日元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以后开始逐步走上升值之途。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外来压力已经非常大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在汇率制度方面的让步也是很不情愿的，可以用“挤牙膏”方式来形容它在这方面所做的每一个让步。 而且从实际情况来看，尽管实现了浮动汇率制，但从１９７１年到１９８５年之间，日元汇率的升值过程还是比较平稳的，中间还有反复。但在１９８５年的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升值的速度明显加快。 广场会议后日元急速升值，破坏了日本经济结构的顺利转轨 １９８５年，美、英、法、日、（联邦）德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促使日元、德国马克对美元升值的协议，从此之后，日元汇率开始迅速上升，进入了长达１０年之久的升值周期。到１９９５年，日元曾一度达到８０日元＝１美元的水平。 广场会议后日元汇率的急剧升值，既是日本政府试图以此缓和日美贸易摩擦、避免两国关系恶化的举措，也与日本政府想借此机会提高日元国际地位、进而提高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有关。 日本有些人以为，经过战后４０年的发展，日本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日元升值意味着日本不但在制造业方面已经“打败”了当年的战胜国美国，而且在货币领域也开始挺起了腰板。在这种盲目乐观情绪的支配下，一些日本企业和机构，不但大量在欧美国家购买房地产，而且不惜花重金购买名画古董等。这种现象尽管只是日元升值过程中个别的、短暂的现象，但却反映了部分日本人在对待日元升值方面的扭曲心态。 日元急剧升值，对日本经济最大的影响，是促进了日本企业的对外投资。 其实，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日本企业就掀起了一轮对外投资热潮。如１９６５年度，日本企业的对外投资金额仅为１．６亿美元，１９７０年度达到９亿美元，到１９７３年度就增加到３５亿美元。但此时的日本企业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资源开发等领域，是对日本国内经济结构的补充。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后的企业海外投资，主要是传统的制造业企业在日元升值的背景下，为降低成本，占领海外市场，而被迫进行的海外投资。 因此可以说，对日本企业来讲，广场会议之后的海外投资，显得有点仓促和无奈。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尽管日本已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此时日本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行业仍然主要集中在汽车、钢铁、家电、造船等传统产业方面，在以信息、生化等为代表的高技术方面还没有发展到成规模产业的地步。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传统行业的企业大量到海外投资，但由于国内缺乏新兴的高技术产业填补传统行业出走所造成的空白，于是就形成了日本国内所谓的“产业空洞化”现象，破坏了日本经济结构的顺利转轨。 在正常情况下，假如接替传统产业的新兴行业已成气候，能够挑起日本经济的大梁，即使大量传统企业到海外投资，对日本国内就业和需求也应该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日本经济很可能不会陷入长达十几年之久的低迷状态而不能自拔。但实际情况是，不但日本的大企业纷纷出走到海外投资办厂，就连为这些大企业提供零部件的中小企业为了继续向大企业提供产品，为了自己的生存，也被迫跟随大企业一起到海外投资办厂。有的日本大企业，甚至在自己到国外去投资办厂之前，就要求为其提供配套零部件的中小企业先去投资，为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如丰田公司在中国的做法）。大企业和大批中小企业到国外投资，必然使得国内就业人数下降，导致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反过来又影响到企业在日本国内的投资需求，最终形成恶性循环，这是致使日本经济长期陷入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之一。 运用各种手段，防止日元升值 从１９９６年以后，美国政府开始改变汇率政策，美元逐渐升值，在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８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美元兑日元汇率一度升到１美元＝１４０日元左右的水平。不过，进入２１世纪以来，特别是９．１１事件以来，由于美国经济状况不好，再加上美国国内有不少人认为美元币值被高估了１０％～２０％，并认为这是导致美国高额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美国政府又开始调整汇率政策，有意无意地促使美元贬值。对于美国政府的这种政策变化，日本方面非常不安，想方设法不让日元升值。仅今年４月～６月，日本政府就动用４．６万亿日元入市干预汇市，购买美元，阻止日元升值。 日本政府干预汇市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企业产品的出口，以外需来弥补因长期萧条带来的内需不足。另外，在通货紧缩环境下，让日元贬值，还能起到缓和通货紧缩的效应。 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及经济界人士吃够了在条件不完全具备时贸然让日元升值的苦果之后，开始清醒了，正运用各种手段来防止日元升值。运用各种手段，防止日元升值。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长期的、稳定的汇率水平，对一个国家的经济保持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尤其如此。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特别是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一国的货币汇率也不可能永远保持不变，升值是必然趋势。 ●货币的升值要与经济发展的步伐相适应，特别是不应让一国货币在短时期内急剧升值（或贬值），这对该国企业的生产经营非常不利。良性的汇率变动（升值或贬值）应是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要综合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之后再做出决定，切不可从经济以外的因素出发让本国货币升值（或贬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