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澜导：《僵硬的大地：美国农学家在中国的土壤上，1898－1937》 |
| 2000年第2期 |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
陈意新 |
本书为史澜导在斯坦福大学博士论文修改而成，始于1898年美国农业部派员去中国搜集植物种子而开始的美中农业正式交流，终于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时美国农学家在华工作的中断。史澜导企图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农学家在中国经年的努力没有能够改进中国的农业？全书共有八章，另有一长篇“引言”和一篇短的“跋”。作为第一本详细研究美国农学家在中国活动的著作，本书不仅对于了解中国近代农业史很重要，还为中美关系史填补了一项空白，展现出农业的交流是中美交流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层面。
本书中心写的是美国教会所创办的金陵大学（UniversityofNanking）之农学院的美国领袖们和教授们。在中美早期的农业交流中，美国教士裴义理（Joseph Bailie）深感到中国不仅需要现代农业教育，而且还要打破传统读书人对体力劳动的鄙视，因而在1914年创办了金陵大学的农学院并担任了其第一任院长，招收中国读书人来学习农业和劳动。在第二任院长、传教士兼农学家芮思纳（John Reisnei）主事的1920年代里，金大农学院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美国传教士对中国农村的重视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教育的支持使芮思纳不仅有财源可广聘人才，并得以与其母校——美国最优秀的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组成了“康奈尔－金陵”项目：康奈尔每年派教授来金陵教课，而金陵也派学生去康奈尔攻读和进修。有卜凯博士（John Lossing Buck）这样毕业于康奈尔的优秀农业经济学家和洛夫教授（Harry Love）这样来自于康奈尔的世界一流育种学家等坐阵，金大农学院不仅成了金大所有学院中最大的一个，还是全中国最优秀的农学院。在1920至30年代，以金大农学院为中心的美国教授们和美国农业部派出的专家们完成了多项实验和研究，培养了很多中国学生。他们的活动还影响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农业政策：宋子文曾不止一次向卜凯咨询农业经济问题；而1933年中央农业实验研究所正式开始运转时，洛夫则被任命为该所的总技师。
但史澜导认为美国农学家的这些成就没有对中国农业起到作用，因为中国农村是一片“僵硬的大地”：美国农业的经验移植不下去。显然史的书名受到了赛珍珠（Pearl Buck）《大地》（The Good Earth）的启发，但反其意而用之。赛是长于中国的美国传教士的女儿，在1910年代与丈夫卜凯在安徽淮北的村庄里住了四年。基于对农村生活的感受和对中国的热爱，赛在《大地》中如歌如泣地描绘了中国农民的勤劳纯朴、虔诚信仰、和战天斗地的勇气；并以书名明示：中国的农村是“美好的大地”。1930年代这部小说为赛赢得了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1990年代它依然是风行美国高中英文课的范本、大学中国史课的指定阅读教材。
然而在史澜导看来，中国农村根本不具赛珍珠描绘的诗意。中国的农村经济落后，资源匮乏；农民没文化、保守、拒绝接受现代的农业科技；并且官吏腐败、能力低下、不可能有效帮助推进现代农业科技。对这片“僵硬”的大地，美国农学家们没能深入研究和理解，反而盲目乐观热情，以美国农业发展的经验去推动中国的农业现代化，结果只能是推不动这片大地。
史澜导所叙述裴义理在南京紫金山麓办垦殖场的经历也许最说明中国大地的“僵硬”。1911年裴组织一些外国人在紫金山垦荒，想为中国人树立以发展农务来自救贫困的榜样。但当他们要在垦区内移动坟墓时，首先受到了地方农民的阻止，然后是地方政府以外国人无权买地为由的阻止。在裴1912年初写信给孙中山临时大总统排除了农民和地方政府的干预后，地方士绅又出面阻止他们修南京城至紫金山垦殖场的路。1913年裴终于可以在垦殖场里种植从美国农业部要来的上千棵果树苗了，可在1914年的清明节，来紫金山扫墓的南京市民纷纷在山上砍柳枝插先人的坟以祭奠，连着果树苗一块砍一块插，毁了垦殖场。中国“僵硬”的传统与风俗让美国的垦荒经验一尝试就遭到了失败。
史澜导的著作也表明：有时中国大地并不是真正的“僵硬”，而是美国农学家无视了中美两国不同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美国农业部棉花专家郭仁风（John Griffing）向中国介绍美棉的过程则说明了这一点。1919至1921年郭在金陵大学农学院成功试种了两种优质美棉，但在向江苏和安徽推广时，农民不愿种，认为美棉的棉桃朝上，长错了方向。郭认为农民不懂科学知识，保守，是靠迷信种田。中国棉花的棉桃朝下，缺点太明显：这种棉桃每隔三四天就要摘，否则会落地弄脏。而美棉的棉桃一个月不需摘采，并可以经受风暴。只是后来郭才渐渐懂得：农民不愿种美棉是因为他们地太少，既没有余地来试种新种，又承担不起完全播新种后可能给生产带来的失败。再后来郭又懂得：住在城里的江南地主也不希望佃农试种新种，因为试种的冒险性可能会造成收租的损失。最后郭还懂得：中国农民也并非都保守顽固，中国棉桃朝下也并非是其劣势。长江流域潮湿天气多，棉桃朝下易于滴水，使棉花不生霉菌病。郭仁风种棉的经历说明：当美国的经验原封不动搬入中国时，中国的大地会变得“僵硬”。
史澜导指出，不幸的是美国农学家们只会照搬。十九世纪中期美国农业机械的大发明导致的农业大发展使美国农学家有理由为美国农业技术感到无比自信，但美国农业成功的是主要基于丰富的资源。美国有过剩的土地，只要农业技术发展了，比如像十九世纪中期那样各种播种机和收割机发明使一个农夫可以有效地耕种更多的土地，那么农业生产就会增长、农业经济便会发展。因此，美国农业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中国不同，不仅土地资源不足，并且农村中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历史地积成了堆，阻碍着农业生产和经济的有效运行。不解决这些问题，比如不合理的租佃关系问题，中国的农业即便有技术也发展不起来。因此中国农业问题并不仅仅只是技术问题，向其照搬美国农业的成功经验不会有成果。
史澜导以二十世纪中国农业经济学最著名的学者卜凯为例对美国农学家的生搬硬套进行了批判。史指出，当卜凯在1920年代初开始在金大农学院用美国教科书来教农业经济学时，他的中国学生根本听不懂。卜凯谈的是300英亩（1821亩）理想规模的农家农场，可中国学生对农家“农场”的概念通常只是十几亩至几十亩地。卜凯把一户农场作为“经营”的单位，谈投资与利润；可学生们总觉得种田生产稻谷是为一家人吃饭。卜凯教学生如何以人均来计算农家的利润，因为美国的农家地太多，不以土地为单位来计算；可学生总谈每“亩”能有多少效益。
史澜导认为问题严重性不仅在于卜凯以美国课堂知识向中国学生生搬硬套，更在于他自己也按这种课堂知识来理解中国农业的问题，并因此而成了中国农业经济的学术大家。在1920年代开展的《中国农家经济》实地大调查中，卜凯按美国的农业经济的实践来设计问卷，无视中国严重的租佃关系问题，居然最后在这部中国农业经济学的宏著中没有任何租佃关系的探讨。在1930年代更大的《中国土地利用》实地大调查时，卜凯干脆对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躲得更远，考虑的是土地的单产和总产、土地资源的保护、垦殖、植被、土壤、林木。而这一调查则更是受到美国农业部的委托，受了美国1920年代“土地最优化利用”大调查的影响。在史澜导看来，这两部奠定卜凯“大家”地位的著作其实包含了对中国农业经济的误解，因为它们是以美国的课堂知识、农业概念和调查技巧所建立起的分析架构来理解中国的农业经济。美国式的眼界让卜凯只能开出美国式药方：中国农业的出路在于向农业投入资金，发展农业科技，普及农业金融机构、控制农业人口增长、改变农村的饮食结构。但中国的贫农怎么办？中国的雇农上那儿为自己找块地来发展农业科技？卜凯没有说，或说不出来。
因此，史澜导的最终论点很清楚：除了中国是“僵硬的大地”外，美国农学家们的失败还在于他们以美国农业的经验来对待极为不同的中国农业，认为农业的发展需要的是技术革命，没有看到在中国历史条件下“政治、社会、经济的变革都是必需的”。这一结论显然是对美国学界研究中国农业史的“技术学派”的批判，接近于“分配学派”的观点。分配学派认为近代中国土地的分配不均是农业落后的关键因素，因此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途径是土地改革或土地革命，而技术学派一直认为重新分配土地解决不了中国农业问题中人多地少的要害，因此坚信发展农业科技是正确的道路。史澜导的研究则显示：美国的技术学派在中国的实践并没有成功。
如果史澜导把他的研究展向1937年以后的中国农业，他的结论也许会不一样。1937年前美国农学家在中国工作只是在刚展开阶段；1937年后他们与中国政府、社会团体、学术机构做了更多努力。至1949年前后，洛夫在1925年培育的“金大2905”已成为中国的广为种植的小麦品种；美棉已占了全中国棉花播种面积总数的一半；这两件事至少可以让人说：对于美国农学家，中国农村不是“僵硬的大地”。1949年时美国和金陵大学农学院已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的农学家，他们后来分别是中国农业生产的技术骨干和台湾农业现代化的领袖，并且他们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正领导当代中国和台湾的农业。在美国农学家们的徒子徒孙已成为海峡两岸当家的农学家时，让人很难说他们当年的努力没有对中国农业发生作用。诚如史澜导指出，卜凯的著作有缺憾，没有对近代中国的租佃制度应有的研究。但这也正是因为卜凯认识到他作为一个外籍的农业经济学家的局限。他的责任是按他学识去了解中国农业，而中国农村租佃制这种带有政治性的社会经济问题应该由中国政府去解决。或许因为如此，卜凯的著作才不带感情色彩，成了宏观化和计量化理解1949年前中国农业经济的最重要的参考资料。
史澜导的著作让人认识到近代中国农业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用美国式农业技术来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所引带出的各种困窘，但他也留下了更多的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