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紹寬與民國海軍
陳紹寬與民國海軍
張 力
中研院近史所 (臺灣臺北)
東華大學歷史系 (臺灣花蓮)
摘 要
陳紹寬 (1889-1969) 是民國海軍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1905年入江南水師學堂就讀，1908年畢業，至1945年年底卸海軍總司令職，結束其四十年的海軍生涯。綜觀這四十年間，陳紹寬在1910年代奉派出國考察日本、美國，及歐洲國家的海軍發展，並參與歐戰，表現優異。返國後服務北京政府海軍，升任第二艦隊少將司令；1927年隨楊樹莊投效北伐軍，此後成爲南京政府在北伐期間及其後對付殘餘軍閥挑戰的重要武力。而陳紹寬自1930年起歷任南京國民政府的代理海軍部長、海軍部長，及抗戰時期的海軍總司令等職，總計有16年的時間爲中國海軍的最高領導人。陳紹寬雖有建設強大海軍的理想，卻因國內政局的動盪、日本的侵略，以及國內海軍各派系間的互不相讓，而難有作爲。本文分北洋時期嶄露頭角、南京十年風波不斷、抗戰時期權力漸失等三節，進行探討，以瞭解不同階段陳紹寬與民國海軍的關係，與其所遭逢的困境。
前 言
1946年11月27日《中央日報》刊出一則發自福州的通訊，報導了「海軍名宿陳紹寬氏卸職回國之後，蟄居臚雷鄉，息交絕遊，杜門謝客，至今足迹未至福州，省府委員有往拜會者，均嘗閉門羹。」事實上陳紹寬 (1889-1969) 是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兼程自歐洲返國，除參加南京的受降典禮外，並準備重新整頓他領導了十多年的中國海軍。然而是年年底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1887-1975) 下令撤銷海軍總司令部，一切業務交軍政部海軍處接收。時爲海軍總司令的陳紹寬於12月31日與海軍處副處長周憲章辦完交接手續，在南京停留一個多月，於2月5日返回福州。交卸長達十六年的海軍領導職務，也同時告別了四十年的海軍生涯，此時才五十七歲的陳紹寬，在家鄉的心情是否果真如這一則通訊所言：「神色甚爲自如，『無官一身輕』，渠甚覺逍遙無羈。」1我們無從得知。
1949年以後，陳紹寬並未隨國民黨政府遷往臺灣，但是他擔任海軍首長時的僚屬，或經他培養的年輕軍官，尚有不少在臺灣海軍服務。不過臺灣官方因他滯留大陸且參與過政治活動，而稱其爲「逆」，2海軍內部則多避而不提，一般民衆也逐漸淡忘其人，或根本不知。至1981年始有兩篇文章對陳氏之個性與功過稍作討論，31992年另有一文針對左營海軍軍官學校軍史館中，僅懸掛陳誠、桂永清等1946年以後歷任中華民國海軍總司令照片，提出質疑，並爲陳紹寬的一生事蹟作了辯護。4到了1994年，由臺北海軍總司令部出版的《海軍抗日戰史》，所附照片的第三頁竟然放上了「抗戰時期的海軍部部長陳紹寬上將」，置於孫中山和蔣中正之後，被視爲一大突破。5大陸方面，除了幾篇回憶性質的文章，61989年先後出版兩本「文學」、「紀事」體的著作，我們很難從嚴謹的史學角度檢討這類書籍的內容。7至於高曉星編輯的《陳紹寬文集》誠有其學術上的貢獻，但內容大多取材期刊文章，原始檔案不多。8
擔任過十六年海軍最高領導人的陳紹寬，在中華民國歷史上絕對佔有一席之地，但因海峽兩岸的長期分治，加上中國海軍錯綜複雜的派系糾葛，使得陳紹寬的歷史地位很不容易認定。本文分就北洋時期、南京十年、抗戰時期等三個階段，探討陳紹寬的重要事蹟，進而瞭解民國海軍的發展及其困境。
一、北洋時期嶄露頭角
陳紹寬，字厚甫，於1889年出生在福建省閩侯縣的臚雷鄉，1898年入私塾讀書，1903年入福州格致書院肄業，1905年考入江南水師學堂習駕駛，1908年畢業。此後至1916年的民國成立前後約八年間，陳紹寬先在通濟練習艦上實習，其後歷任聯鯨艦二副兼教習、鏡清艦糧餉大副兼駕駛大副、江亨艦副長、肇和艦駕駛大副、應瑞艦航海正、湖鵬魚雷艇艇長、海軍練習艦隊司令處副官、代理肇和艦艦長、代理海容艦艦長等職，官階也由少尉逐級晉升至少校。其間於1915年12月5日，陳其美等革命黨人意圖奪取肇和軍艦，時爲少校副官的陳紹寬指揮海琛、應瑞兩艦截擊，而使革命黨人奪艦之企圖功敗垂成，也使陳紹寬在北洋政府的海軍之中受到重視。
1916年1月陳紹寬卸代理海容艦長職，「赴美調查海軍，兼習潛艇，繼學海軍飛機。」9不過目前尚未得見他這次赴美調查與學習的報告。是年12月參謀本部選派劉家佺等六人赴歐洲各交戰國觀察戰事，海軍總長程璧光 (1859-1918) 也趁此時派陳紹寬隨同出國觀戰，順便留英深造，獲大總統黎元洪 (1864-1928)同意。10自1917年年初起，陳紹寬又開始了約三年的旅外考察生涯。他於1917年1月11日抵達日本，並自14日起由東京出發，前往日本海軍各重要機關參觀，27日離日赴美。112月5日抵檀香山，再轉往美國本土。此時美國已和德國斷交，自2月1日起德國潛艇大肆襲擊航行大西洋的協約國船隻，因此客貨輪多不願開行。陳紹寬於2月18日到達華盛頓謁見中國駐美公使後，只得在美滯留，並自21日起赴各地考察。
陳紹寬在美停留期間，英國駐北京公使館海軍隨員赫騰向海軍部次長曹嘉祥表示，英國政府鑒於「歐戰開始至今已將三載，一切海軍攻守大法已大變更，從前在海軍中視爲能力，現在幾莫能辨」，因而邀請中國海軍派遣四名專門人員來英參觀三個月，期使中國能「有所取法，從此力謀進步也。」參觀之軍港和兵工廠並無限制，且有英國官員引導，所作之考察報告可經由中國公使轉遞國內，英國政府不予檢查。海軍部乃指派陳紹寬、陳道源、徐祖善、林國賡四人赴英參觀。12當時已在美國的陳紹寬聞訊，立即於5月1日冒險東渡大西洋，5月12日終於安抵英國倫敦。13其餘三人之中，陳道源另有公差，並未前往，徐祖善、林國賡兩人則於8月14日離開北京，取道俄國，於9月28日抵達倫敦。14
先行抵達英國的陳紹寬於6月5日訪謁外務部及海軍部，英外務部指派一名海軍上校陪同陳氏參觀各處軍港、軍艦及廠校營棧，至7月上旬返回倫敦。因國內另派之兩名海軍軍官尚未抵達，陳紹寬趁此空檔以個人名義託友人介紹參觀飛機工廠。159月底與徐祖善、林國賡會合後，三人自10月19日起赴各地參觀，至11月17日結束。12月間林國賡取道美國，徐祖善取道法國分別離英。陳紹寬則奉海軍總長劉冠雄指示：「繼行調查，並於飛機、潛艇兩項詳加考察。」遂請駐英公使代爲設法「謀充英海軍前敵，隨同出戰，藉增識見。」16
在英國的繼續考察尚未開始前，陳紹寬於1918年2月間由英赴法參觀海軍戰備，另考察義大利海軍。4月30日返回倫敦，5月2日入英國海軍潛艇隊，考察潛艇根據地設備，並隨潛艇出海操演巡弋，至7月5日返回倫敦，準備返國。但因8月底始有赴華郵船，陳紹寬乃再於7月16日入英海軍戰鬥大隊，至8月13日止的一個月時間「或出海演戰，或在港參觀各項新式戰艦。」17
陳紹寬奉派赴英觀戰、考察、實習的任務至此告一段落，1918年8月北京政府任命他爲駐英使館武官，因此陳紹寬續留英國，直至1919年10日奉調返國充任通濟艦長。在此期間，陳紹寬除繼續考察英國海軍事業外，另於1919年2月出任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海軍專門委員，6月24日代表中國參加在倫敦舉行的萬國海路會議。
陳紹寬在這三年多的時間裡，考察美、日、英、法、意等國，其所留下的考察報告至少有以下幾種：
(一)《報告調查日本海軍及各重要機關詳細情形》(1917年3月)：包括江田海軍中學校、東京海軍大學校、東京造兵廠、東京水路部、神戶川崎造船廠、吳海軍軍港、橫須賀軍港等機構之介紹。在這份報告中，陳紹寬不時把所觀察到的日本海軍情況，和前一年在美國考察所見做一比較，也特別留意歐戰爆發後對日本海軍建軍方向的影響，同時也在各節提出他個人對改善中國海軍的建議。在給海軍總長的呈文裡，陳紹寬明白指出「日本海軍近來大事擴張，軍港設備又爲完全，艦艇日多，軍中器械日新月異，且造艦製械均由本國自辦；加以實行操練，官兵用命，勤勤懇懇，全軍精神奮富，實可與列強海軍並駕齊驅也。」而中國「若以艦艇年齡之新舊，艦隊噸數之多寡，軍械之利鈍，以及精神之奮弛與東鄰一比，實相去遠甚，然則我軍無所謂海軍矣。此國威之不嚴，國勢之所以弱於列強者，殆皆以無海軍故也。」18
(二)《英國航空戰備》(1917年8月)。介紹英國海軍航空事務及使用之三種飛艇(硬質、半硬質、軟質)，兩種飛船(戰鬥、巡探)，三種飛機(戰鬥、驅滅、巡探) 之性能和用途，以及用於防禦兼培練員兵之航空隊營。陳紹寬於報告中強調「海軍擔任航空之責不為不大且重，其於戰備上、國防上誠不可以輕視之也。」他認為中國籌款組織航空隊似不甚難，但選練人才甚難。另外，中國要組織航空隊，「其製造機艇器械，當由本軍先自行仿製各國之最優者，而後再行自定樣式，是靡特可以節省費用，員兵有所實地研究，且軍備可守秘密。」海軍總長劉冠雄讀完此份報告後，甚為讚賞：「可知該員專心致志，海軍裨益無量。仍盼於飛潛兩項詳加研究，將來歸國提倡製造，展拓海軍有厚望焉。」19該份報告後交由海軍印刷所印成《赴歐調查海軍航空戰備報告書》，分送各級機構參考。
(三)《英國海軍作戰計畫》(1917年8月)。此為陳紹寬對英國海軍作戰計畫之調查。在其呈文中陳紹寬提醒海軍總長，英國正準備和美國爭奪在華航空商業權益，不僅正在籌股，且擬妥航空章程，「我國若不先自建設航空製造廠，恐不久英人將尋間向我國攫此利權，日後製造又須受人掣肘。」海軍部認為這份報告「所列各節尚屬明晰，足見戎機變幻，非預籌方略不足以資制敵。現值宣戰時期，正可藉供參考，亟應印刷多份，令發各艦艇悉心研究，俾增學識。」又令軍學司「注意飛潛人才，或各校添設此項課程，並就現有之廠附設試製，尤為當務之急。」20
(四)《參觀各處情形報告》(1917年8月)。包括波次摩斯軍港、水雷廠、海軍航空中學校、要港之設防、戰鬥巡洋艦之利用等節，每節又分若干小節敘述，並和美國、日本現況做一比較。陳紹寬在此報告中未提出個人建議，不過在其給海軍總長的呈文中，倒是鑒於日本派驅逐艦隊來歐協助巡弋，「匪獨日本國旗得揚於西歐，乃美日邦交因而愈益敦密」，因此建議已經參戰的中國「最好亦分任一二，藉展國威，而篤國誼。」21
(五)《航空報告》(1918年1月)。共分以下十章：飛艇及飛艇屯棧之建設、飛機母艦之構造及其配用、航空遠征隊營之設備、英國海軍航空中學校、飛船隊之設配、航空隊防禦所、英國飛機飛艇製造之改良及其進步、海軍飛機巡防隊營之設備、航空隊之策略、英海軍部航空司之編制。本件亦由海軍印刷所印發參考。陳紹寬雖未提個別建議，不過在給總長的呈文中特別提及德國新發展出來的可潛巡洋艦 (submersible cruiser)，「其艇長五百有餘尺，寬約三十餘尺，排水量五千餘噸，所配機器共得馬力二萬匹，水面速率二十八海里，潛航速率十有五海里，航程一萬八千有餘里，配四寸七口徑砲五尊，魚雷管三十尊，載魚雷七十有六具，水雷一百五十具，配職事三百五十人。」對其配備和航程，陳紹寬亦感懷疑。22
(六)《潛水艇報告》(1918年11月)。包括潛水艇之種類及其用途、潛水艇之構造及其配置、魚雷及其製造之改良、水雷、潛水艇根據地之設備、潛水艇學堂之組織、潛水艇政策、潛水艇之戰略、防禦潛水艇之設備及其方法、拯救沉溺潛艇之設備等十章，並附錄「英國潛水艇艦配表」。
(七)《報告英國最近之海軍政策》(1919年)。分析戰時與戰後英國艦隊之編組情形及在世界各地之任務。23
(八)《英國海軍艦艇船塢報告書》(1919年)。為陳紹寬「彙集英國海軍所用之艦艇船塢」，然在其呈文中，陳紹寬指出戰後列強並無縮小軍備之計畫，「可見安不忘危，國防不容一日懈也」，進而盼望中國急起直追。海軍總長則批示「閱其所報極為詳細，足資吾國作為考鏡。但吾國人於海軍尚○隔閡，亟應印出多部，分送各部院各省及本屬。」24
(九) 《報告英美日各國擴張軍艦並條陳我國海軍規劃》(1919年12月)。為陳紹寬給新任海軍總長薩鎮冰 (1859-1960) 的呈文，除了分析大戰結束前英美日三國更加擴張海軍，更沉痛指出中國海軍已落後甚多，藉此期望新任之海軍總長能大力建設中國海軍。25
除此之外，陳紹寬任職駐英武官期間，另有篇幅甚長之《戰時瑣聞》，以每半個月戰事之記載方式，呈報國內。26
從這些報告的內容和附帶的建議，可以看出陳紹寬是當時中國極少數有機會認識列強海軍最新發展的軍官，他更體認到飛、潛兩項是未來海軍所應特別重視者。不過他每份詳盡的報告，最多只能供北洋政府參考，而無法獲得實行，等到陳紹寬本人出長海軍時，才有機會朝此方向努力。
返國之後，陳紹寬歷任通濟艦長、海軍總司令部參謀長等職，並晉升爲海軍上校。1923年1月調任「應瑞」艦長，同時晉升爲海軍少將，之後曾於1924年2月因在汕頭收回「豫章」艦而獲嘉獎。1926年7月海軍第二艦隊司令許建廷因病辭職，9月18日由陳紹寬接任。此時國民革命軍已展開北伐，陳紹寬率所屬艦艇駐泊南京，後派艦至九江，協助孫傳芳與北伐軍作戰。而在此時，海軍總司令楊樹莊 (1882-1934) 與北伐軍接洽成熟，1927年3月14日駐滬海軍轉而協助北伐軍進攻孫傳芳部。陳紹寬所部於龍潭戰中截擊孫部渡江，粉碎其反攻南京的企圖。繼而又在其後的寧漢分裂之中，率第二艦隊西進，於11月14日佔領武漢，隨即留守兩湖沿江一帶鞏固江防。27
二、南京十年風波不斷
中國海軍的最高機關，在北洋政府時期是海軍部。1927年間，由於其所屬艦隊紛紛投向革命陣營，實力大減，海軍部遂遭取消。完成北伐的國民政府在1928年12月明令設立海軍署，以陳紹寬爲署長。1929年6月再改設海軍部，以楊樹莊爲部長，陳紹寬爲政務次長，然因楊樹莊身體不佳，且兼長福建省政，實際部務由陳紹寬代理。1932年楊樹莊辭職，陳紹寬繼任部長。至1938年1月底海軍部奉令裁撤，由海軍總司令部取代。
由於蔣中正在1928年8月16日參加咸寧軍艦下水典禮時，曾發下豪語：「我們預計十年後，就有六十萬噸的海軍，做了世界上的一等海軍國家。」主持國民政府海軍事務的陳紹寬自然責無旁貸，致力於海軍建設。根據陳紹寬在對日抗戰前一年的總結，過去十年間海軍在物質建設方面，先後造成咸寧、永綏、民權、逸仙、民生、甯海、平海，以及十艘「寧」字的各型艦艇，以外還「設立海軍航空處，製購軍用飛機，興築製造飛機場，改造水魚雷營，籌築魚雷等廠，建築閩滬造般所新塢、甯滬海軍醫院、南京海軍體育場，擴充海軍練營等。」精神建設方面，則有「整理海軍學校，添招新生，延聘洋員教練，派遣員生赴東西各國留學，創立陸戰隊軍官研究班，分設槍炮電雷各班，訓練各項練兵，並按時會操校閱。」28除此之外，1937年海軍部還向德國訂購潛艇，但德國並未履行合約。29而在南京十年期間，海軍全軍的每年經費「尚不逮他國一艘戰鬥艦經常費之半數」，30僅爲英國海軍預算的二百二十六分之一，日本的一百一十五分之一。31即在國內，比起陸空軍的經費，也有相當大的差距。32因此陳紹寬的海軍部仍然有所建設，實屬不易。
陳紹寬不時撙節經費，用於海軍建設，尤其是艦艇購造，顯示其時時以興復海軍爲念。然在這十年期間，陳紹寬也遭遇了不少挫折和挑戰，我們可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瞭解。
- 數度請辭
從現有資料可以看出，陳紹寬接任海軍署長到抗戰爆發期間，曾多次請辭。早在1928年7月，海軍總司令部呈請設立海軍部，統籌進行海軍建設計劃；不過國民政府仍按原先決議，在行政院軍政部之下設海軍署。蔣中正在11月21日電張群請陳紹寬轉告楊樹莊，說明「海軍部此時不便另設，以待有款擴充時加設。當此訓政開始，建設無緒時，當實事求是，海軍同志來作一模範也。」33然而楊樹莊和陳紹寬兩人仍極力爭取。12月26日陳紹寬發表〈世界有不要海軍之國家麽？〉講詞，表達心中的不滿，楊樹莊則在1929年1月1日召開的國軍編遣會議上，由第一艦隊司令陳季良代表，提出：請令各艦隊統一調遣、請緩裁海軍總司令部、請設海軍專部等三案。然而編遣會議只是決議由國防會議決定是否設置海軍部，致使陳紹寬、陳季良意興闌珊，連袂辭職。蔣中正對於二陳之辭職十分重視，除親赴上海會晤二陳，表達中央和個人挽留之意，也重申政府建設六十萬噸海軍的希望。二陳遂接受慰留。至1929年3月陳紹寬督率第二艦隊協助政府討桂，貢獻卓著，國民政府乃於4月12日明令設立海軍部，6月1日正式成立。34
1931年1月31日陳紹寬透露有意請辭，原因在於「中央發表本人長海軍，事前未徵同意，且海軍年來耗費巨而無成績，際此外侮日亟，海軍力不能拒，此後經費是否能有的款，現尚一無把握。」35這段談話道出了他之出任部長，原就相當勉強，而發展海軍的經費不足，令他難有作爲，九一八事變爆發，海軍又不能略盡棉薄之力。不過他這次似未正式提出辭呈。
1932年上海松滬戰爭爆發後，十九路軍英勇抗敵，海軍卻承受了作戰不力的嚴厲批評。有關此次批評的詳情及陳紹寬的回應，將在本文稍後補述。承受了連續幾個月外界的批評，是年11月間陳紹寬終於呈請辭職。11月30日行政院卻批示：「該部長悉心任事，勞怨不辭，毅力勤規，夙享懋績，正賴弘才擘畫，鞏固國防，而請辭去本兼各職之處，應毋庸議。」36
兩個月後，陳氏又提辭呈，這次辭職之中，他說：「余因個人能力薄弱，海軍責任綦重，於受命長海部以來，先後提出辭呈者凡五六次，今次辭職，當不外此動機。」另外就是外界「每對海軍及紹寬個人時加責難，尤以淞滬戰役以還，僉責海軍無力，不能捍衛國家。」陳紹寬同時又指出了經費困難，無法發展海軍，也是他這次辭職的原因。37後經海軍重要將領和蔣中正電派張群代表慰留，陳紹寬才打消辭意。
1934年11月28日，陳紹寬再以「才疏力弱，難勝重任」，呈請辭去本兼各職。11月30日蔣中正請孔祥熙「代勸其速回，並問其補救處置之道。」3812月1日陳氏電呈蔣中正，指出「紹寬猥蒙知遇，未報萬一，詎以誠信未孚，致遭橫流之變，有負信任，貽羞國人，追思咎戾，無任痛心，辭職待罪，實非得已。」39蔣中正則以「該部長佐理中樞，備著勳勤。值此國難方殷，詎容高蹈，務望勉抑謙懷，共濟時艱。」未同意其辭職。最後由行政院決議給予病假一月，但陳紹寬在兩個月後始銷假上班。40
這次辭職事件的解決似乎頗爲簡單，然而陳紹寬所指出的「詎以誠信未孚，致遭橫流之變」，卻隱含更複雜的內情。1934年11月間蔣中正接獲應瑞艦長林元銓等23位艦長密呈，指責陳紹寬即將在馬尾開辦的海軍大學裏，聘任日人寺岡謹平(1891-1984)、信夫淳平(1871-1962)爲教授，寺岡還「草就海軍大學綱要及課程規則。」此一行爲「儼若履行廿一條第五項。」不僅如此，林元銓等還批評日造寧海巡洋艦「構造平常，物質又劣，全軍駭異，輿論沸騰。」而國人仿寧海艦自造的平海艦，則「聘雇日人神保敏男及工匠數十人來江南造船所重新改造。」因此請求蔣中正「飭下海軍部取消成約，解雇日人。」41
針對此一指控，參謀本部曾函海軍部詢問，海軍部答稱：「聘請日本海軍教官一節，前曾有此擬議，不特至今尚未確定，而海軍大學且未建築。」但據參謀本部楊宣誠和申聽禪偵察所得，寺岡謹平已於11月6日到南京，次日即赴滬轉閩，其聘期爲兩年，爲避人耳目，陳紹寬爲寺岡取名爲上官某。法學博士的信夫淳平於1935年4月來華，聘請四個月。此事係福建省政府委員兼司令李世甲所發動，李不諳日語，故日本政府將擅長華語的第二十七驅逐隊司令須賀彥次郎大佐調駐福州，俾作爲李世甲和寺岡之間的通譯。至於建造平海艦，因費時三載未能成功，海軍部遂招致日本技師來滬。反對陳紹寬聘用日人的二十三位艦長認爲陳之所爲無異承認二十一條的規定：「我國軍事人員應受日本人之訓練」，故將拒絕入學。負責調查的楊、申二人表示自己不能過問國防外交政策，「不過海軍各艦長既有此表示，難免不釀成事端，萬一效東北艦隊之所爲，逃赴他方，既損中央威信，復恐爲反動者所利用，深於國家前途關係甚大。」蔣中正亦在11月24日去電詢問，陳紹寬隨即答稱：「關於聘請外籍人員一節，業於本年七月六日在京面稟鈞座，業經遵照指示機宜辦理。旋奉鈞座由南昌行營所發九月儉行訓代電，經於十月支申代電陳覆各在案。至於復聘日本海軍須賀大佐為福建海軍學校教官一節，實無其事。」42
此項指控對陳紹寬自是打擊甚大，因爲反對他的艦長，均屬中央海軍，一向與他關係密切。不過國民政府並未因此而批准他辭職，反而將林元銓調為海軍軍械處處長，海軍大學也於1935年4月開始上課。43
到了1935年8月17日，陳紹寬又表示他「承乏海部，愧無建樹，疊次懇辭，未蒙俯准，濫竽三載，益滋惶悚。海長職責重要，實非才輕識闇如紹寬者所能勝任。」這次行政院以「該部長實心任事，懋著謨猷，值此時艱方亟，端賴繼續努力，益鞏國防」，予以挽留。但到了是年12月4日陳紹寬又以類似的理由呈請辭職，國民政府仍未同意。44
(二) 對抗日不力指控的辯駁
前曾述及，陳紹寬在1932年11月呈請辭職，是因各界指責「一二八事變」時，上海之海軍並未支援抵抗進犯日軍的十九路軍，有人甚至指出中國寧可發展空軍，不必發展海軍，因爲發展空軍所需經費較少，且適合中國國防急需。45陳之請辭雖獲慰留，但在此期間和其後數年，陳紹寬卻不時提出辯駁。
首先，針對海軍抗日不力之指控，陳紹寬說明淞滬戰爭爆發時，「本部正在調度一切。越三日。日軍炮轟都市，本軍發號施令，一秉政府意旨，力持鎮靜，從容應付，為地方人民計，安然度過難關。倘當日稍涉張皇，則京城繁盛之區，戶口之眾，其結果真不知何若，到今日更不知作何感想。乃無識者流，對於本軍每發不負責之言論，不知事實具在，安可厚誣。」46在另一篇文章中他也說是時「本軍一秉中央意旨，力持鎮靜，弭變無形，絕未敢輕舉妄動，徒快一時之意，轉釀成禍國殃民之舉。」這說明了海軍確曾奉命不加入戰鬥，但他認為此舉對避免戰事擴大，維護首都安全，有正面之貢獻。
由此產生的議論是「優空廢海」，要求政府勿再耗資發展海軍。陳紹寬則抱怨海軍建設經費遠遠落後陸、空軍，而「陸軍對於國難，也未曾有什麼較好的辦法。」更質疑「單靠空軍，就能救國嗎？」所以「要能救國，要能應付國難，陸海空三者均不可偏廢，這是凡有常識的人都曉得的。」47陳氏對這些打擊海軍的言論出自「自命為知識階級之時流及負有振導民眾之輿論界，亦或盲其心目，漫肆雌黃，誠可痛心。」48在這種情況下，他呼籲政府應確實編列充足的海軍發展經費，以建設強大的海軍，但此一願望無法獲得實現。
批評的另一個焦點，涉及了海軍既有的派系問題。1932年4月洛陽召開的國難會議中，丁默村等提出「徹底改造海軍並整飭海防以防暴日」案；其中指出海軍「僅某省少數人據而專之，不啻視作鋼飯碗。」已明顯指責閩籍人士控有海軍。爲此，陳紹寬反駁說：「此種言論，殊昧國家制度。該丁默村等身爲委員，不問事實若何，漫肆詆誹，挑動省界惡感，恐含有他種作用。」49其後又有監察委員高友唐指出于右任院長說過：「何苦以全國人民血汗金錢來維持福建人的飯碗」，「海軍爲福建人之天下」。陳紹寬則反駁說：「他難道不知道所謂中國的海軍不只福建人嗎？東北和廣東二方面海軍，是哪一省人呢？這福建人飯碗和福建人的天下，由何說起？」50不僅如此，陳紹寬還於當年6月提出「統一海軍計劃案」，指出「南北海軍因與當地軍政長官自相聯絡，餉糈不由政府發給，以致情形隔閡，未能聽命於中央。」要求將東北和廣東海軍艦隊收歸海軍部，沈鴻烈專任青島市長，陳策委以粵省職務，或將兩人調任中央軍政機關官吏。甚至建造軍艦的川省督辦劉湘，也應令其取消艦隊，或改掛水警旗。51然而1933年1月軍事委員會所提之「軍事進行綱要」，卻要將「中央東北廣東三艦隊一律收歸軍委會指揮，以一事權。」並把「福州東北三海軍學校應改組為統一之海軍軍官學校，直隸中央」521934年海軍部呈軍事委員會的「國防計劃」中，指出「海軍不統一，不但失國家統一之實，而且貽軍事上作戰之災。」也提出將「海軍之指揮權自海軍部之手，悉移而置之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之下」，並統一海軍教育機關，53不過軍事委員會並無進一步的行動。
(三) 海軍新興勢力的挑戰
陳紹寬擔任海軍部長時，所謂的中央海軍主要是馬尾系的人員，東北、廣東兩個系統的艦隊與學校並不受其管轄，而海軍派系的存在，卻成爲外界批評的對象。舊有的海軍系統已不易消除，在1934年時，蔣中正命歐陽格創辦電雷學校，隸屬參謀本部，由歐陽格任校長，1936年改隸軍政部，蔣中正兼任校長，歐陽格改任教育長。
電雷學校在體制上隸屬於陸軍，但「其教育以電雷及海軍學術爲主，而以陸軍及初步學科輔之。」所謂「電雷」，係指以電氣施放水雷和魚雷，54其實也是海軍作戰方式。電雷學校招收之學生，1933年50人，1935年55人，1936年兩期，分別爲132人和134人；此外，前三期各收學兵300名，第四期收400人。該校招生人數既多，學生淘汰率遂低於馬尾、青島、黃埔等三個海軍學校。該校成立不過數年，又以發展快艇爲主，顯然很快地會成爲一種海軍新勢力。
蔣中正意圖在海軍之中建立一所黃埔軍校，這樣未來的海軍便可由他主導，此事殆無疑問。而此舉是否確能達到軍隊的國家化，在當時很難看得出來。不過身爲海軍部長的陳紹寬看在眼裏，當然不是滋味，卻又不便發作。他不允許電雷學校師生在公開場合著海軍制服，應是實情。蔣中正也曾爲電校師生之太過招搖而動怒。551936年11月馬尾海校輪機四期三十名學生在畢業前遭到開除，其中十名爲電校接納，成爲該校輪機班第一期學生，且於畢業後全數派往德國進修，令陳紹寬更爲惱怒。
電校雖於1938併入青島海校，青島海校也在1940年結束，但陳紹寬對該校仍是頗有意見。如1942年軍事委員會銓敘廳檢討各部隊機關對出身電雷學校之官佐予以任官之事時，提出一份電雷學校創校說明書，陳紹寬之海軍總司令部就回應：「該說明書內所述創辦之宗旨一節，在原則上已屬不合，蓋國家設置機關，原有一定系統，不能稍有變更。至於爲國家訓育人才，原係整個計劃，更應遵照系統及法令規章辦理，豈能臆度規定？該說明書既稱造就江海防耑門人才，鞏固江海防務，充實我國海軍等語；海軍原設有耑部，關於國防訓育辦法自應由主管機關核辦，乃該校意置法定機關於不顧，破壞成法，越俎辦理。所有種種設施，均不合於規定。」56 軍事委員會並不理會這樣的回應，而電雷學校畢業生也逐漸在海軍之中佔有一席之地。
三、抗戰時期權力漸失
對日抗戰爆發時，中國海軍艦艇總數僅約1928年蔣中正預估六十萬噸目標的十分之一，且新購造艦艇數甚少，與日本海軍實力相去甚遠。然而中央、青島、黃埔、電雷等系統官兵，在各自崗位上奮力抗敵，其貢獻不容忽視。抗戰期間海軍部改爲海軍總司令部，隸屬於軍事委員會，此時中央海軍的主要任務在於要塞和佈雷作戰；但其他系統的海軍隸屬於軍政部，從事江防作戰，且隱然有逐漸合併之勢。
海軍學校方面，電雷學校首先在1938年6月撤銷，蔣中正原欲將該校三、四期學生歸入馬尾海校，但遭學生抗議，乃集體轉入青島海校第五期就讀；黃埔海校則於1939年奉命撤銷，在校生或轉入青島海校，或轉入陸軍各種學校就讀；而青島海校先遷宜昌，繼遷四川萬縣，除接納其他海校學生外，並未繼續招生，至194 1年第五期學生畢業後亦告結束。中央海軍所屬的馬尾海校，則在戰事爆發後先遷湖南湘潭，再遷貴州桐梓，不僅繼續上課，且在1942年至1945間，招考航海三班、輪機兩班學生。57
從表面來看，中央海軍的人才培育並未中斷，其他系統則不再繼續，但是身為中央海軍最高領導人的陳紹寬，卻發現自己的主導力量越來越薄弱。我們可從考選軍官赴英美接艦參戰，和規劃戰後海軍的重建等兩個方面，進行瞭解。
抗戰開始之後，中國海軍艦艇不論是與敵海空軍交戰，或採自沉意圖封鎖長江和部份海港，均使艦艇數目大幅減少。1941年9月以後，中央海軍僅存艦艇11艘。1942年至1944年間英、美、法三國將其留在中國境內的小型艦艇共5艘贈與國民政府，海軍總司令部將之與前述11艘艦艇編為兩個艦隊。就在此時，國民政府利用戰時同盟國關係，派遣海軍官兵赴英美兩國實習，進而借艦參戰，以此方式在戰後兩年間總計自英美兩國取得20艘艦艇，其中包括5,280噸的輕巡洋艦重慶號，同時又接受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剩餘艦艇和日本賠償艦艇，實力陡然大增。
抗戰後期派赴英美兩國的的海軍官兵，先是以赴英美參戰見習暨造船名義，考選了100名軍官；繼而又以向美國借艦參戰名義，考選70名軍官和1,000名士兵；最後則是接洽英國之贈艦與借艦，考選軍官104名、士兵1,000名。在1942年進行100名赴英美參戰見習暨造船之考選時，陳紹寬先依戰前馬尾海校選派優秀畢業生出國之例，推薦航七、航八共28名見習生，但因兩國接受人數多達100名，軍事委員會辦公廳遂指示調派服務於後方其他非隸屬於海軍總司令部的海軍軍官選訓補充，意即非馬尾海校出身之軍官，後託身於軍政部江防獨立總隊和粵桂江防司令部，甚至其他機構的人員，均有機會報考。陳紹寬表示這些軍官不屬海軍總司令部管轄，無法調訓，並認為這些軍官缺少紀律精神，且不能忍耐前方之勞苦工作。不過軍事委員會在1942年7月組成考選委員會，規定應考資格包括馬尾、黃埔、青島、電雷等校畢業之軍官，以及商船學校畢業者。其後由各單位推薦和自行報名的414人中，有23人曾因案開革、通緝、撤職、免職，包括遭馬尾海校開革，後由電雷學校畢業的十名輪機科學生。陳紹寬認為不應准許這類人員報考，以嚴肅法紀；然而考選委員會並未採納此議。至1943年準備考選官兵赴美借艦參戰及接受英國贈艦與借艦時，陳紹寬首先就不同意仿照前次考選赴英美學習之方式，由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辦考選事宜，而強調此事應由海軍總司令部辦理。後來蔣中正指示軍事委員會辦公廳和海軍總司令部儘先選出一部分官兵，限期出發，陳紹寬對此立刻回應，表示海軍總司令部可迅速將其所屬負責要塞和佈雷任務的官兵抽調出來，遺留之任務交予海軍陸戰隊，再由第六、九戰區派出陸軍，接替海軍陸戰隊留下之防務。然而此一構想又告胎死腹中，未能如陳紹寬所願，完全挑選海軍總司令部所屬官兵赴美受訓接艦，軍事委員會仍決定自各所海校畢業軍官中考選，士兵來源則擴大為自當時從軍運動的知識青年中選拔。陳紹寬對此結果自是極端不滿，甚至藉口艦隻不足，婉拒這批官兵做出國前之短期訓練，迫使其登上江順輪受訓。58
至於規劃戰後海軍之重建，是在1944、1945年國民政府向英、美商洽借艦參戰同時進行的。但早在1939年，軍事委員會就有整理海軍之構想，目的在將戰時海軍單位歸軍事委員會指揮，且主要由蔣中正掌控。是年七、八月間，桂林行營主任白崇禧、戰地黨政委員會、海軍總司令部曾各提意見，但不了了之。1940年間國內又有「廢海軍，建空軍」的議論，海軍總司令部乃再度反擊。等到1944年起借艦參戰有了眉目，規劃戰後海軍的重建才有比較具體的討論。規劃事項包羅甚廣，如艦艇之建造、軍港之設立、要塞砲台之建築、訓練機構之擴充，不一而足，軍令部、軍政部、海軍總司令部對此提出不同的意見。最值得重視的是戰後海軍領導機構要如何定位，對此只有海軍總司令部主張首先恢復海軍部，軍事委員會在參酌三方意見時，卻完全沒有考慮再設海軍部，而傾向於在軍政部中增設海軍署。1945年2月，軍政部長陳誠向蔣中正建議裁減海軍總部人員，經陳紹寬力爭，始中止此議。陳誠繼而提議將海軍總司令部所屬各艦艇和輪駁撥交暫時運輸局運用，經陳紹寬及代總司令力爭，陳誠仍不放鬆，後因日本宣佈投降，此議未獲實行。而為了堅持戰後海軍的領導權，海軍總司令部不時強調該機構只是戰時過渡性質，負作戰任務，並代行海軍部的行政事宜，故而戰後復員時應恢復海軍部。然而在抗戰結束前的編擬復員計畫審查會中，已傳出軍政部之下將設海軍處，同時也否決了海軍總司令部所提，將桐梓海校遷回馬尾的計畫，而另於首都附近設海軍軍官學校。59事已至此，陳紹寬雖於日本投降後兼程返國，軍政部之海軍處仍於9 月1日成立，並逐步展開取代海軍總司令部的計畫，陳紹寬此時毫無能力挽回，只得黯然交卸職務，離開海軍。
結 語
現今台灣的海軍耆宿中，出身馬尾海校者對陳紹寬尚留有深刻印象，尤其是在報考海校時，陳紹寬率同海軍多位高級將領一字排開，對年僅十四、五歲的應考生一一面試，反映出陳紹寬極為重視海軍人才的甄選，且他本人就是一個海軍軍官的典範。在其海軍生涯中，陳紹寬早年有較多機會認識列強海軍，透過各種考察報告介紹其所見所聞，期望中國早日趕上；然而北洋時期內爭不息，海軍之存在只是聊備一格。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陳紹寬成為海軍最高領導人，他也確實致力於海軍建設，無奈國民政府雖完成北伐，國家卻未真正統一，國內之動亂與強鄰之侵略，均使國家建設步履蹣跚。身為海軍部長的陳紹寬卻不能掌控全國所有海軍，只能在本身管轄範圍內求取發展。為了爭取更多的建設資源和反擊外界對海軍的指責，陳紹寬屢次請辭以明心志。是時海軍武力對國民政府而言仍有相當的重要性，因此蔣中正對陳紹寬仍十分倚重。
對日抗戰以前蔣中正的軍事生涯與海軍並沒有太密切的關係，不論是對廣東、東北，甚至中央海軍，他都缺少絕對的控制能力，以致他會仿效 1924年建立黃埔軍校一樣，另設一電雷學校作為其可以在未來掌控海軍的基礎。大陸出版有關民國海軍史的著作，總是認為這是蔣中正對海軍「分而治之」的手段，事實上他是無法對任何一個系統的海軍充分治之，甚至插手其間也不可得。他真正的希望並不是分而治之，反而是想要完全治之。陳紹寬雖為海軍首長，卻不能改變蔣中正掌握軍權之意圖，也就使得他在海軍部長任內難有作為。
抗戰期間中央海軍實力大減，與其他各系統處於競逐局面。在此期間，陳紹寬仍然排斥其他系統，但他所屬的中央海軍實力已大不如戰前，軍事委員會無須和他妥協，蔣中正利用重建海軍的機會，以各系統平等對待，卻排除原中央海軍領導層的方式，逐步掌握領導權。最後，大勢已去的陳紹寬只得告別海軍。1949年陳紹寬選擇留居大陸，但另起爐灶的人民海軍，也未曾給予陳紹寬或與他相同遭遇者重返海軍參加建設的機會。對陳紹寬這麼一位有著豐富專業學養，且充滿建設海軍理想的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