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可道,非常道. 谈谈冯道

道可道，非常道。-- 谈谈冯道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分分合合，交替不止。在分与合的夹缝之间也就总有所谓“乱世”产生。换种说法是，大一统王朝和分裂割据时代是中国历史的两种基本组成形式。就中国历史上几个分裂割据时代而言，春秋战国奠定了中国文明的基石；魏蜀吴三国时代政治风云诡谲变幻，英雄豪杰多如牛毛，其戏剧性的混乱当然引人入胜；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则是一个极致的浪漫在惨烈血腥中的凝结体；唯独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彷佛是唐宋两片巨大三明治之间的一片烂菜叶，既无人文魅力，亦少英雄气概。但正是在这个时代，有一个人物却总能引起后人特别的兴趣。任凭世间王朝交替，江山代谢，此人稳坐高位，仕途永远看好。这个人就是被称为“乱世不倒翁”的冯道。

冯道所处的时代，是在唐朝灭亡后，中国北方先后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最长的后梁延续了十七年，最短的后汉只存在了五年。在这期间，后晋被契丹人所灭，契丹人也曾对中原实行过短暂的统治。这一时期虽然从时间上看并不长，从朱温篡唐到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大宋王朝，前后持续了只有五十四年。然而这个五十多年的惨烈荒唐的程度，却决不逊于绵延了四百多年的南北朝时期。由于五代起于唐之藩镇之乱，自号为君者大多是拥兵自重镇守一方的节度使，因此大都不知节制治国之理，而只懂得用兵打来杀去，大家都在闹，而没有一个人能闹得轰轰烈烈，大概也正是这段历史缺乏魅力的原因。短短半个世纪而如此折腾，再加各路起兵之人大都是极为残忍而又有野心的匹夫，百姓所受之苦，就可以想见了。所以读史读到五代十国，每每要让人不忍卒读，也是必然的了。

在这个动荡混乱的时代，多数事件早如过眼烟云，消失在历史中，但冯道这位历史上少有的奇人始终让人无法忽略。说他是奇人是因为他的仕途经历在中国历史上也许是绝无仅有的。冯道一生，历经五朝，三入中书，担任宰相，三公，三师等职位近三十年，前后俸事八姓十帝，终身享受“国家高级领导人待遇”。冯道处乱世而历巨变，政权和皇帝走马灯似的轮替不休，他的官运却一路亨通，长兴不衰，不但长年重权在握，死后更被追封瀛王，五代末年其声望一度达到顶峰，实为历代所罕见。

冯道并无显赫的家世，祖上有时务农，有时教书，地位低微，知民疾苦。冯道自幼沉稳忠厚，俭朴孝顺，只知道读书，他希望从先贤的书中找到救世之方，所以即使是“大雪拥户，凝尘满席”，也不能改变他对读书的执著。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世，无论是敬仰他还是鄙视他的人，对他的才学都是十分敬佩的。冯道于唐哀帝天佑年间入仕，入仕之前，他有诗道：　　

莫为危时便怅神，前程往往有期因。　　
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　　
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

这成为他一身为官的写照。一开始从政，就赶上了唐王朝山河日下，割据势力蠢蠢欲动，刚开始时，冯道凭借书生意气，想用先贤的微言大义规劝暴戾的刘守光止戈息兵、尊道勤王，却险些丢了性命。这次厄运给冯道以很大的触动，在狱中，冯道终于想通：在那个时代下，做为一个书生政客，想用先贤之道令天下止戈息兵，想当“纯臣”从一而终是不可能的，于是冯道发生了转变，他最终选择了一条顺从于天道，尽心于所职，尽责于百姓的人生道路。


道可道，非常道。-- 谈谈冯道 （2）

有兴趣于冯道也许正因为他有争议。我觉得，对于历史人物的品评，应该着眼于他当时的历史环境中。

每一个历史人物，在整个历史过程中的存在只是一瞬间的事。如果刻意从历史整体发展的高度去衡量他在某一历史瞬间的所做所为，再从他的所做所为中去评价他对整个历史发展的功过。这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对历史也是不负责的。后人在对历史的回顾，对历史人物的审视时，往往不是从人性化的角度去品评，而是先入为主地站在仲裁者的高度去概括。事实上，每一个青史留名的历史人物首先是一个人，本来只是做着作为一个人所做的一切事情，只不过一不留神就在历史的大树上添了一个枝叉而已。这个枝叉的美丑粗细完全是乐山乐水，见仁见智的事情，取决于后人审视的角度和实际的需要。

对于冯道，从来是贬多于褒。我想是因为历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忠’的崇拜。不知始于何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始终被当成一个已经奴化好了的工具。被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几千年的文明，一脉相承。从焚书坑儒到**整风，把碍事挡道的腐儒统统地整疯。

回来看看历史上对冯道的各种评述：

冯道是这样评价自己的。在《长乐老自叙》中不但介绍了自己历来所担任的官职和所领受的爵阶，还详细介绍了妻子和儿子们受到的各种封赏，为此，冯道很满意，称自己“上显祖宗，下光亲戚”。冯道称赞自己“盖自国恩，尽从家法，承训诲之旨，关教化之源，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这显然是在往自己脸上贴金，使人无法把他的经历和这种自我评价联系起来。

清人王鸣盛评《长乐老自叙》：“偏好自矜炫，又浪得美名，齿德位望兼优，反令后世笑骂不已。”　　
《旧五代史－冯道传》对冯道颇多溢美之词。《旧五代史》为宋朝薛居正监修，开宝七年（974年）成书，主要依据五代各朝实录和范质《五代通录》修撰。因而《旧五代史－冯道传》的编写必然深受范质的影响。范质曾与冯道在后周同殿为臣，相处甚笃。范质本人对冯道的评价很高，他曾说冯道“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引)。范质如此赞誉冯道自有原因。范质本人也有历二朝、事二主的经历，他先在后周任宰相，后任北宋开国宰相。如果他对冯道有所诋毁，恐其本人也会无地自容。　　

正如南宋刘因的诗《冯道》：“亡国降臣固位难，痴顽老子几朝官？朝唐暮晋浑闲事，更舍残骸与契丹。”

欧阳修在编撰《新五代史－冯道传》时删除了大量非实质性的内容，并重新编写。欧阳修以春秋笔法批评冯道：“道视丧君亡国亦未尝以屑意。”欧阳修还对冯道的《长乐老自叙》进行了批评：“当是时，天下大乱，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于倒悬，道方自号‘长乐老’，著书数百言，陈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阶勋官爵以为荣。”

司马光抱有与欧阳修类似的观点：“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引)。

明清时期的王夫之、王鸣盛、赵翼等人均对冯道做了相当程度的批评。　　

也有少数的看法认为冯道之所以历事五朝八姓十帝，忍辱负重，乃是以天下苍生为念、值得赞赏的行为。王安石曾说，“道在五代时最善避难以存身。”受王安石的影响，当时不少公卿大夫都表示同意王安石之言。

清人王士禛在《五代诗话》中称：“王荆公（安石）雅爱（冯）道，谓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诸佛菩萨行。”

明代李贽认为，冯道之所以“历事五季之耻”，是因为“不忍无辜之民日遭涂炭”（《焚书－卷五》）。

冯道最受诟病的是他的政治道德，欧阳修自不必说，司马光也称他为“奸臣之尤”，就是对他持肯定态度的《旧五代史》，在盛赞“道之履行，郁然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之后，也不得不对他的“忠”提出了质疑：“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

直到范文澜作《中国通史》，还花了不小的篇幅对冯道大加挞伐，主要也是针对他的政治道德。

这些批判看来都是大义凛然，但联系冯道所处社会和环境的实际来分析，结论却不是如此简单。

像欧阳修这样生在承平之世的人，又遇到一个优容士大夫的宋朝，实在是投了一个好胎，三生有幸。尽管他也不时受到谗言的攻击，在宦海中几经沉浮，却能位致宰辅，死后获得“文忠”的美溢。他不必像生在乱世或改朝换代时的仕人那样，必须在不止一个的君主或朝代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还可以从容地用“春秋遗旨”(见《宋史》卷二一九《欧阳修传》)来审判冯道一类的不忠之臣。看着欧阳修对冯道的评价，不禁想为冯道抱一声不平。表面上看欧阳修有点饱汉不知饿汉饥的嫌疑，用太平盛世的价值观念来衡量冯道这样一个身处乱世，且一心想保全自己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应该是有失公正的。

欧阳修为何死死抓住比他大一百多岁的冯道大加鞭笞，我想完全是出于政治的目的。几乎所有的史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倾向性，都是为了当时的统治服务的。不带有任何倾向，完全就事论事的史书少之又少，几近于无。

唐朝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巅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无论哪方面都发展到了当时的极限。但这正是历史的宿命，过度的发展转移了人们完善社会价值观念，道德体系的注意力。因而在辉煌的表象下不可避免地结出了衰退的苦果。唐朝道德的伦丧，直接导致了一个强权的解体，也直接影响了象冯道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回味着刚刚消失的盛世美景，又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在现实面前，感叹生不逢时的同时，他们当然是会去不择手段地想要找回那种对于他们来说是昙花一现的盛世景观。

而欧阳修则身处于一个拨乱反正，稳步发展的时代。大宋强权刚刚初具规模，唐朝的遗产，百废待新。身处权力中枢的欧阳修当然会为重塑社会道德体系和价值观念而发挥他的作用，施加他的影响。冯道很不幸的就成为欧阳修观念中的前朝道德伦丧的典型代表之一。不过, 也难怪欧阳修盯上冯道，因为冯道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欧阳修对冯道的这种的结论，我想并不是缘于个人的好恶，而是反映了社会的转型所带来的价值观的转变，是出于一种重塑社会道德体系的需要。 观冯道一生经历，说他将接济苍生和保全自身结合在一起尚说的过去，若说他一心拯救黎民百姓却有失偏颇。这就象虽然秦始皇认同推崇了法家，也不能称秦始皇为早期唯物主义的先驱者一样。历史并非是非此即彼，历史人物也并非是非好即坏。　　

“宁为太平犬，莫做乱世人”，生在乱世是一种不幸，没有人愿意选择乱世。国家剧变，祸乱骤起，是变节还是坚持，确实是个很大的难题。生在太平之世，很难有身临其境的体会。但历史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参照和式例。就以明末为例，尽管有洪成畴、吴三桂这样的封候封王者，荣华富贵在手而风光无限，但也许人们更愿把敬意送给袁崇焕、熊廷弼、左良玉这些身处逆绝境，仍不放弃的人；以及王夫之、顾炎武那些宁可终老南山也矢志不渝的孤独者。

这也许是一个正直的民族在一个正直的文化熏陶下所应该具有的素质之一。


道可道，非常道。-- 谈谈冯道 （3）

自春秋以来，“忠”始终是中国人最重要的道德操守之一。百姓自不必说，做为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更是被这一枷锁牢牢地束缚住。而冯道的所做所为似乎是在挑战这一道德底线. 冯道一生，历五朝事十主，这在推崇忠义传统观念的中国人看来，过份到了极点，是所谓非常的耻辱。

欧阳修《新五代史》，痛斥冯道这种不义之徒，论及冯道开篇即骂曰：“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国家之亡，就亡在冯道这样无耻的大臣身上。

欧阳修还举了一篇五代时的小说中的故事，作为反例：一位李姓妇人，其夫死在官任上，她于是带着儿子捧着丈夫的骨灰返乡。过开封住店，店老板见她形迹可疑不让住，而李妇偏不肯走，争执之下，店老板扯她的手拉到街上。李妇觉得“被淫”，深以不能守节为耻，就当街将自己的那只手臂剁了下来。欧阳修叹曰：“呜呼！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欧阳修把冯道骂了个痛快。

我十分敬仰欧阳修，司马光等先贤。在他们看来冯道是极少有的一个坦坦荡荡，不加掩饰地出卖自己政治道德操守的人。其一生所为，再加一篇《长乐老自叙》，足以使得欧阳，司马等后世大腕对其政治道德口诛笔伐。他们对冯道这类知识分子的鄙视，一方面出于重整道德理念和重塑价值观念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们正直的道德观。毕竟在一千多年前“忠”，“义”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道德操守。
依欧阳，司马的号召力“自欧阳文忠后，对冯道鲜有好评者。提倡忠君的儒家思想，自宋后，愈演愈烈；加之每个朝代趋于稳定长寿(相对于五代)，冯道精神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宋以后的程朱理学更禁锢人们的思想，这也说明儒家的正统思想也是在不断地‘与时共进’的。”（摘自《史迷语录》）

比较旧，新两个版本五代史对冯道的评述，我觉得旧五代史更详实，客观一些.结合五代的社会现实，冯道的所为不妨称为在现今大行其道的实用主义，可在当时却是大逆不道的。

冯道于唐哀帝天佑年间入仕，给他父亲的恩人刘守光（也就是后来的燕帝）做幽州掾。他一开始从政，就赶上了唐王朝山河日下，割据势力蠢蠢欲动，刚开始时，冯道凭借书生意气，想用先贤的微言大义规劝暴戾的刘守光止戈息兵、尊道勤王，却被刘守光投进了监狱，险些丢了性命。 获救出狱后，冯道投靠了宦官张承业，由于他的才华，被张承业推荐给当时尚未即位的后唐庄宗李存勖。冯道工作尽职尽责，生活十分俭约，在庄宗与梁兵鏖战的时候，他居住的军帐是用茅草搭成，无床无席，只是睡在一捆稻草上；他每天与下人们一起吃饭，使用相同的餐具，与兵仕风餐露宿；在战斗中，他为受到冤枉的郭崇韬仗义执言，得到同僚的普遍尊重。因他工作尽职，而屡被升迁，任中书舍人，户部侍郎。

正在他仕途得意之时，他的父亲去世了，尽管庄宗有意夺情留用，但冯道毅然丁忧还家，为父守孝。在丁忧期间，恰逢乡里四分天灾六分人祸，庄稼颗粒无收，悲天悯人的冯道倾其家产赈灾救民，自己躬耕于野，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住在草棚里，布衣简食，地方官听闻此事，给他送来“斗粟匹帛”他反而不受，誓与百姓同甘共苦。后来明宗听闻此事，评价他“不以素贵介怀，是真士大夫也”。而司马文正公视如此厚德为“小善”，未免有失偏颇。

后来，契丹人听说冯道的学问高深，治国有术，就出兵来抢夺他，被庄宗派重兵保护起来，契丹人没有得逞，但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珍贵，这也是冯道降契丹后受耶律德光重视的原因。后来，他代表后晋出使契丹时，耶律德光因敬仰他的才德声名，曾想以迎接天子之礼出城迎接他的到来。

丁忧之后，冯道被后唐明宗李嗣源拜为端明殿学士，迁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平章事。这是冯道第一次当宰相，时年四十四岁。他用人以才德而不问家世，罢黜无能的官宦子弟，他时常规劝明宗以仁德厚待百姓，对明宗的失德时而诤谏，时而讽谏，在冯道的辅佐下，在明宗朝，出现了社会安定的局面：“比岁丰登，中原无事，言于五代，粗为小康。”

长兴三年（932年），在冯道的倡议下，由石敏等人在国子监内校订《九经》，并组织刻工印刷，给后世留下了重要的文化遗产，古代官府印书之发端“五代监本”。他对中国的印刷产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后来明宗病死，冯道先后又辅佐闵帝、末帝。末帝李从珂本是明宗的义子，深得明宗信任，在明宗做小将校时，家里缺衣少食，是他担石灰、收马粪赚钱养活明宗一家。李从珂崇尚武功、骁勇善战。与性情敦厚，人也年幼的闵帝相比，李从珂更具有完成统一的能力。于是在他起兵时，闵帝外逃，为了国内的迅速安定，国家的早日统一，冯道于情于理都应当率领百官迎接李从珂入朝。但李从珂对冯道并不信任，命他为山陵使，出镇同州，他到任后使得同州大治。众人对他都肃然起敬。

936年，后晋高祖石敬瑭打败后唐末帝，入主中原，石敬瑭拜冯道为首相，“事无巨细，悉以归之”。有一个叫史圭的大臣，他在后唐和冯道同朝为官时，素来廉洁守德，处事公允，但与冯道屡有龃龉。石敬瑭即位后，冯道施展其政治手段，首先推荐史圭，这样一来，即使是他的政敌也十分钦服他的度量。

由于石敬瑭与契丹人走得太近，为求安定，冯道不惜于六十岁的高龄出使契丹：契丹原来就想抢走他没有得逞，现在直接要他去，名义是出使，实际是想把他留下。石敬瑭不愿让他去，知道很难再回来，冯道说：“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坚持要走。其他人听说要到契丹去，脸色就变了，手也发抖，冯道却镇静地在一张纸上写了两个字“道去”，大家看了都流下了滚滚的热泪。

到契丹后，冯道受到极高的礼遇。但锦衣玉食却无法改变冯道对故土的深情，为重返中原，冯道用心周旋：有一次耶律德光话中流露出留下他的意思，他说：“南朝为子，北朝为父，两朝为臣，岂有分别哉！”每次得到赏赐后，冯道便都换成薪炭，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北地太冷，我年老难以抵御，所以早做准备。”像要久留的意思，见冯道这样，契丹王很感动，就让他回去，冯道却欲擒故纵地三次请求留下来，契丹王仍让他走。冯道又在驿馆驻了一个月才启程上路，路上也走得很慢，契丹的官员让住就住，两个月才走出契丹边界。左右随从不解地问：“从北边能回来，我们都恨不得插上翅膀飞，您还要住宿停留，为什么这样啊？”冯道说：“纵使你急速返回，那契丹的良马一夜就能追上，根本就逃不掉，慢慢走反倒能安全返回。”大家听了，叹服不止。

回到中原后不久，他又被加封司徒，鲁国公，可谓是位极人臣了。待到后晋出帝石重贵即位，冯道仍为辅政，后出帝受人离间，将冯道调离京师，出镇南阳。到南阳后，冯道安定当地治安，拿自己的俸禄重修了孔庙。

每次冯道离开京师，这个朝代也就离灭亡不远了。不久，耶律德光入侵，后晋灭亡，冯道为了安境保民而投降，被耶律德光拜为太师。在此期间，有一个小花絮，成为后人唾骂冯道的论据：《新五代史》中曾记录下他与契丹辽太宗耶律德光一段甚为有趣的对话。耶律德光用契丹胡语问曰：“歪肚油糠亩土核厄？”意思是：你怎么来了？道答曰：“无城无兵哪里敢不来呢？”又问：“尔是个什么老头子？”复答日：“无才无德痴顽老头子也。”后来太宗又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才能救得呢？”他说：“此时佛出就不得，惟皇帝救得。”后人说他这些话向胡人卑躬屈膝，大失民族气节。殊不知，冯道此言此行，却救了中原千百万百姓。

王安石是一个有深邃思想的政治家，他就认为冯道能委屈自己，‘屈身以安人’，这种行为，‘如诸佛菩萨行’。

契丹打进中国，杀人屠城，无恶不作，中国的英雄豪杰，谁也保护不了老百姓，但是冯道却用巧妙的言词、大臣的雍容，说动了契丹皇帝，放中原人一马。欧阳修写《新五代史》虽然对冯道恶评如潮，但也不得不描上一句“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

冯道活了七十三年，五代延续了五十四年。对于一个身不逢时而又有政治抱负的知识分子来说，“朝代更迭的巨大历史变迁往往不是个人可以阻挡的。杀身成仁，舍身就义固然令人钦佩，但有些时候，与其为旧王朝陪葬，不如留下有用之身，与国与家都有好处。”（摘自《二三子语录》）每一个新帝的到来对于冯道来说都带给他一丝重温昔日辉煌的希望。这一个个希望于他是一根根救命稻草，既然有希望，必然要尝试。这也就不难理解他不再从一而终，弃春秋遗训于不顾了。

后人贬冯道都集中在他的政治道德上，对他的政治手段却无太多异议。他一定是有着过人之处才使得走马灯似的帝王都依赖他来治理国家。从他的经历中可以看到，对每一个他所扶佐的帝王都是尽职尽责，忠心不二的。事实上，变来变去的并不是冯道，而是一个接一个短命的朝代。冯道到是为了延长他的政治生命而以不变应万变。可见对政治道德的定义，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理解；政治道德的内涵也是遇时而变的。

冯道对现实中的变化采取了一种无为不争的应对方式。“道德几时曾去世”，说明大德大节于他并不重要。“舟车何处不通津”，又表明他采取了彻底的实用主义态度。冯道用的是顺守之道。乱世之下，要么顺守，要么逆取，手无缚鸡之力的冯道，大概也只能顺守。作为生活在那个时代下的知识分子，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罢了，完全没有必要把他的所做所为提高到‘对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这一让人不寒而栗的高度。

看着冯道的经历以及后人对他的褒贬，不禁产生一个疑问：既然‘忠’，‘义’是整个社会的基本道德操守，但那些口喊着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的改朝换代者却可以越过这一作为人的基本道德底线。他们践踏着这一道德底线反而成了历史发展的推动者；而被这种精神枷锁牢牢束缚住的百姓，知识分子，略有越轨便被称之为大逆不道而倍受谴责。都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不禁想篡改俩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工具。


道可道，非常道。-- 谈谈冯道 （终）

历史上大多数人是可以盖棺定论的，但“长乐老”冯道却不是一个这样的人。

在五代时被称为“厚德稽古，宏才伟量，朝代迁贸，屹若巨山”是因为五代时期，政治上的分裂割据状态被相对固定下来。统治中原的小朝廷虽然短命，但大体还能维持有效的统治。统治者需要大批官吏为他牧民，知识分子需要出路以保住个人既得利益。双方可说是一种供求关系上的结合。对这一点，当时的知识分子有着相当的共识，从未互相指责。涉及纲常一类的教条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显得苍白无力。对冯道如此之高的褒扬，反映了同时代人在节操问题上的相同观点。

但不到百年，冯道声名就一落千丈。试想若冯道再多活几年赶上北宋这趟车，他一定就保住了晚节。看北宋的开国元勋如王溥，石守信，赵普，范质之流，哪个是纯臣？他们之所以没有被后世指责，是因为他们加入了历史上被认为是成功的统治集团。而冯道却因为早走了几年，没有赶上那趟政治班车罢了。
冯道最为后人所不齿的是，曾事臣辽太宗耶律德光。如果没有这个污点，他的形象会正面的多。契丹人对中原的统治在中国历史上短暂得几乎可以忽略。而真正影响深远的外族统治则是元和清。

宋这么一个极盛的王朝到了末期亦是衰象毕露，虽然这个时代是中国人重建道德风气的时代，但同时也是汉民族由极盛走向衰弱的开始。宋亡时，面对强大的蒙古军队的入侵，志士仁人迭出，节节抵抗，直至最后一位忠臣背着最后一位小皇帝跳入大海。文天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为千古名句。然而一个民族，只有文天祥这样的英雄，显然也是不够的。因为民族主义的精神并不能代表全部的实力。

蒙古游牧军队残暴之极。记载蒙军攻下花剌子模国旧都玉龙赤杰，一次就屠杀一百二十万人。成吉思汗攻打巴曼，其爱孙中箭身亡，城破，令将城中居民近一百万人全部屠杀，鸡犬不留。拔都率军第二次西征，攻入莫斯科城，每杀一人割一耳，共割了二十七万只人耳。蒙哥命旭烈兀讨伐木剌夷，务将木剌夷斩尽杀绝。此即蒙古的第三次西征，共攻克大小堡垒数百个，包括不战而降的城池四十余座，旭烈兀下令不分男女老幼几尽屠杀。大食国都报达开城投降，蒙军屠城七天，将全城八十万居民杀个精光。蒙古人奉行的是种族灭绝政策，那时强权就是一切，尽可无法无天。

蒙军攻入中原时幸好当时出了两个人。一个是汉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才，字晋卿。单从他的取名来看，就晓得将有“楚才晋用”的故事发生。他出任宰相，以博学与品格影响了成吉思汗，使之渐渐接受了一些汉文化，不再动不动就屠城了。另一个干脆是汉人，有执照的道士，专长是装神弄鬼，名丘处机，人称丘神仙。丘神仙经常给成吉思汗讲道，劝奉他少事杀戮：“要征服天下，在乎不嗜杀人。”成吉思汗叫左右记录下来：“神仙劝我的话，都要依从，不可忘记！”因而稍敛蒙古人的犷悍之气，使中原百姓免遭许多屠戮。

其后，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建立元朝，又深受另一位汉人宰相姚枢的影响，同时还延揽和重用了如窦默、许衡、刘秉忠、王文统、张文谦等一大批著名汉儒。国难当头，正是这些直接为侵略者政府服务的汉人，使中国本土不至于象那些一个个被征服的西方国家一样，受到灭绝种族式的浩劫。

蒙古人彻底改变其好战嗜杀的民性，是经历元代以后。中国本土的蒙古人，包括它的帝王将相，几乎全部汉化，连蒙语都不说了。中国被强大的武力所征服，而蒙古民族则被中国的文化所征服。就长远的历史来看，当然是后一种征服更具有力量，也更具有意义。因为文明最终战胜了野蛮.

这是誓死不降的文天祥当初所没有料到的。同样的故事，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早先，有鲜卑族拓拔氏的北魏，有冯道所事的契丹人耶律氏的辽代，有女真人完颜氏的金朝。其后，又有关外女真人后裔满族爱新觉罗氏的清朝。

“和宋朝末期一样，因明朝末年的暮气，即使没有洪成畴、吴三桂，清也一定会赢，因为它的朝气。”（摘自《熊熊语录》）朝代的更迭是纯动物性的，人的意识是不能控制的。“理性地讲，在国家破亡的时候，民族的精神气节必须有人以死相殉，没有精神气节的民族没有希望、也必然被奴化、被消亡；但民族的元气也必须有人忍辱负重地维护，不然也难以再起。“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反映了楚国的精神气节之强，但同时，如果楚民真只被杀剩三户，又谈何亡秦？”（摘自《闲话语录》）文天祥至死不反，是中国人的自豪与骄傲。但历史就是这样，在一个民族遭受灭顶之灾的时候，总有人会站出来用不同的方式维系这个民族细若游丝的命脉。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文明古国。当代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一书中，比较中国文明与世界其它文明的区别时，言简意赅地指出：“中国文明的特点是统一和连续”。中国文明的统一与连续的本质特征，是辩证联系和相辅相成的。使得国家不会因短暂的战乱与分裂状态而导致文明的断续或空白；也使得国家不会因统治集团变化或政权更迭而导致文明的裂变或解体。

纵观中国历史，几次外族统治理所当然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因为中华文化并没有因为外族的统治而灭绝，反而是外族统治者自身的文化，被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所融解。中华文化的包容性让其他各种入侵的文化都失去了其原来的面目，这大概就是有容乃大的境界吧。

但从另一方面看，既然中华文化融合,同化了那么多入侵的文化，理应变得更加博大精深，内涵更广才是。但事实并非如此，当一种文化去同化另一种文化的时候，必定会分出相当多的精神与力气，这种付出也一定会延缓和阻碍自身的发展和进步。这也就是自唐以后，虽然宋和明都尽了极大地努力想阻止颓势，依然无法如愿的原因。说点题外话，如果历史按宋的思路发展下去，如果没有元，清的间隔，中国历史会是另一番景象。因为外族的统治缺乏一个在战略高度上治理中国的整体的，一贯的思路。他们治理国家的过程只是一个学习，消化中华文化的过程。当他们意识到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时，也就是当他们完全融合在中华文化中时，自身已经走向灭亡了。以元，清为例：一个弯弓射雕，一个闲庭信步，确实阻断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思路。

五代是唐与宋两座大山之间的一个浅坳，中国不幸在这个浅坑里摔了一跤，衰相毕露，大伤元气。即使到了完成统一的宋朝，依旧无法恢复原有的精神。在这个时代，曾经坚固的长城不幸沦为契丹后花园内的一道风景。在这个时代，帝王们崇尚暴力，诸侯们反叛成性。在这个时代，机会主义，投降主义一路盛行，动辄“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人常说中国男人自宋以后开始豪气不再，血气顿失，应该说从五代开始才对。这种不幸甚至波及到女人，后世的女人也因这个时代开始遭受了近一千年的痛苦，缠足便是此时变态的发明。

由于历史上的时代背景、人物经历的复杂性，评价历史人物时很难简单地以好的或坏的、忠臣或奸臣那样的二分法来做出判断。

冯道作为历史上的一类人，一种现象的代表而引起后人地争议，正说明了他的典型性。我觉得，评议冯道并不是去给他的历史功过争论出个明确的定论。也许仅仅就是在测试一下传统文化中的包容性，以有利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新的世界格局下能更健康地发展。　　

冯道，字可道。“道可道，非常道。”冯道之可道，就是非常道。


[后记]

冯道不好玩，越写越觉难，就此锁住笔，免得吃板砖。

呈大家鼓励，记录下一些所想，在此一并感谢。特别谢闲话兄，转来许多资料和忠告。

贴完了最后一部分，松了口气。由于时差，等我上来时，大多数朋友都呼呼了，没有即时回帖，望原谅。并谢谢大家支持。

冯道不好写，写冯道也并不是想去为他翻案。反到是有感于目前国内如火如荼的翻案风。这阵风吹遍了每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当然少不了冯道。前段时间看过几篇评冯道的文章，要么说他：忍辱负重，救黎民百姓于水火，挽国家民族于倒悬；要么就是：逆臣贼子，无耻无德，弃民族大义于不顾。评论完全是水火不容，因而萌发了好奇心。

由此想到，目前的翻案风实际是为现今的一些没有正统法理的思路，做法寻找一些理论的依据或辩护的理由。问题在于这种做法上，不去从正统法理入手，转而去走炒历史冷饭的捷径。这种实用主义的历史观必然是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的，是不科学和不公正的。所谓“古为今用”在文革期间发展到了极至，这种方式在现今又有卷土重来之势。因为现今的许多正统法理已经跟不上时代的需要，所以只能用最快捷的方式在历史中找一些注释以解燃眉之急。

“古为今用”绝非主席的发明，它已经是历史上各个朝代维持统治的法宝。这一手法的绝妙之处在于取舍，取舍后而用之。那么历史发展到今天，维持了中国几千年运转的正统法理在反复的取舍之后，其正统性，权威性又何在呢？到了现代，在新思潮的冲击下，又开始全盘否定传统礼教“鲁迅对封建礼教看得很清楚，那句“吃人”的名言，算是对三纲五常的最入木的批判。我们都是成长于批判“忠君”为核心的封建文化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但问题是，假如我们把儒家(或宋明以后的理学)正统斥之为糟粕，我们实际上就把中国文化的主流否定了。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摘自《史迷语录》）也是一个历史的悖论。

中国的历史由于其不间断的周期性，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总是会产生类似的人物。我觉得由于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差异，各个阶段的人物是不应该把他们去做纵向的类比的。他们可能是同一类人，做了同一类事，但其性质和影响不会是同一类的，因为时过境迁了。若用现代的价值观去审视历史，就不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了。

论及冯道必然会提到他的孪生兄弟汪精卫，因为在历史上他们是类似的人，做了类似的事。若想为冯道翻案，必定要踩汪精卫这颗地雷，有谁敢推倒民族主义这面大旗呢？ 但细想一下，这个类比并没有考虑到其他一些因素。且说冯道，五代时的中国，按地缘政治的概念，‘中国’只是中原黄河流域那么一块，周围遍布胡，倭，蛮，夷，环境险恶。且五代时一个接一个的国家也都是中国概念的延续。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的概念在不断地变化，到了现代中国产生汪精卫之流当然是民族的不幸。但若把现代的重负压在一千多年前的历史人物身上，无论如何是不妥当的。

谈冯道也只是希望类似的人物在今后不要再度出现。希望故乡能够平平安安，繁荣昌盛。 说了这么多沉重的话题，是该收收了，否则把大家的胃口都弄坏了。

再次谢谢。

Oct.—Nov.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