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卷五 评说 （14）：毛遂体制外外交成功
原文16：
赧王下五十七年（癸卯，公元前二五八年）赵王使平原君求救于楚，平原君约其门下食客文武备具者二十人与之俱，得十九人，馀无可取者。毛遂自荐于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今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称诵，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蚤得处囊中，乃颖脱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平原君乃与之俱，十九人相与目笑之。平原君至楚，与楚王言合从之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决。毛遂按剑历阶而上，谓平原君曰：“从之利害，两言而决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决，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乃与而君言，汝何为者也！”毛遂按剑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国之众也。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国之众也！王之命悬于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闻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岂其士卒多哉？诚能据其势而奋其威也。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以楚之强，天下弗能当。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羞，而王弗知恶焉。合从者为楚，非为赵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诚若先生之言，谨奉社稷以从。”毛遂曰：“从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谓楚王之左右曰：“取鸡、狗、马之血来！”毛遂奉铜盘而跪进之楚王曰：“王当歃血以定从，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从于殿上。毛遂左手持盘血则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与歃此血于堂下！公等录录，所谓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从而归，至于赵，曰：“胜不敢复相天下士矣！遂以毛遂为上客。于是楚王使春申君将兵救赵，魏王亦使将军晋鄙将兵十万救赵。
评说16：
赵国遭受秦国的攻击，派平原君到楚国借兵。时间紧迫，平原君就在自家门客中选廿个文武才德兼备的人组成外交使团。平原君千选万选只选到十九个，心里非常着急。这时毛遂主动要求随团出使。
平原君问毛遂：你来我家有多长时间了？毛遂答：三年。平原君说：三年我也没看到你有任何建树，怎么能用你呢？毛遂说：这次你就会看到我的建树了。于是平原君带上毛遂一起到楚国。
平原君与楚王从早上谈到中午还没谈完。于是毛遂持剑拾阶而上，问平原君道：合纵利害关系两句话就完了，怎么谈了半天都没结果呀？楚王怒斥毛遂道：你是什么人，快给我走开。毛遂道：“你发什么脾气呀？你不就仗你兵多吗？现在十步之内，你的命就在我手里，再多的兵也救不了你。人说汤以七十里地而王天下，文王以百里地而统率诸侯，楚国方圆五千里，军队百万，却被白起那小子占领了鄢和郢，烧毁了夷陵，迫使楚怀王病死秦国，我们赵国人都替楚国害羞。合纵是为楚国，不是为赵国。你在我主人面前发什么脾气呀？”
楚王被毛遂说的脸都抬不起来，答应毛遂合纵。毛遂于是吆喝楚王的随从拿来鸡血、狗血和马血，当场让楚王和赵国使团歃血为盟。楚王于是命黄歇带兵救赵。平原君回去后说，以后都不敢面试录用人了，怎么也看不出毛遂那么厉害。
这个流传两千年的故事，被习惯地归结为两个成语：毛遂自荐和脱颖而出。毛遂自荐是中国传统中罕见的现象，违反儒家谦虚态度，对于同样行为的贬义词是黄婆卖瓜、自卖自夸。但毛遂自荐在今天求职行为中已经是司空见惯了。脱颖而出适用与描述从默默无闻到明星的历程。
除了自荐以外，毛遂还做了一系列违反社会主流道德规范的行为，奇怪的是两千年的文章都没批判这些行为，反而对这些行为大加赞扬，而且毛遂确实做了一件成功的大好事。
毛遂无官无职，可以说是一介布衣，擅自稽查质问平原君为何谈判不下来，这已经是犯上作乱了，然后以一布衣身份要挟一个统领百万军队和五千里江山的友邦君主，还擅自主持两国联盟的歃血仪式，这些都是不君不臣的叛逆举动，倒头来不单没有杀身之祸，反而倍受重用。读起来令人耳目为之一新。
毛遂一系列无视主流道德规范的行为已经令人新奇，更有趣的是他完成了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一个小国不带任何礼物向一个大国讨来了救兵。这是赵国续渑池会和虞卿拒签不平等条约的第三次成功的弱国外交，而且这次成功的比前两次都蹊跷。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毛遂要挟楚王得来的盟誓，行为上可以说是违背楚王自由意志的合同，这样的盟誓按道理是无效的。十步之内毛遂可以威胁楚王，但仪式过后，毛遂离开以后，楚王已经不受要挟了，为什么楚王还履行盟约呢？按史记记载，楚救兵与魏救兵一起救了赵国，即毛遂主持的盟约是切切实实生效的。
与毛遂迫使楚王盟约非常相似的是张学良兵谏蒋介石抗日。以下犯上，以生命相要挟。两事件比较起来，西安事变在中国历史上地位要重要得多，但张学良的命运好像不如毛遂，毛遂是喜剧结局。同样地，张学良逼蒋抗日，蒋后来也就抗日了，并没有软禁张后有反悔不抗日。
一种历史观叫做英雄创造历史，认为左右历史进程的只是几个被称为英雄的关键人物。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像毛遂这种手中无权无势的小人物为什么能影响历史进程。
毛遂和张学良的行为也是生米熟饭的一种应用。历史进程是依赖路径的，社会是一个系统，走在一条路径上时，系统本身的运行机制有时无法使得系统走到另一条道路上。如果要另一条道路上的话，非得有一个灾难性事变，这一事变必须违反系统本身运行机制。如毛遂的一系列违反系统道德规范的行为。同样地，如果张学良是以服从为天职的军人，就不可能发生西安事变。历史一旦走到另一条道路上后，按照社会系统运行规律，是不会倒退回原来路径上。这就是为什么毛遂的盟誓得以生效的原因。
就系统运行机制来说，一个系统可以在多个不同的路径上运行。就跟同样是一辆车，可以在不同的路上行驶。但究竟行驶在那条路上，是依赖历史途径的。一辆车本来可以是在中国路上走的，只因仓管员中午吃饭多喝了二两，被出口到大洋彼岸了，也是有可能的。
如果一辆车想换一条道，又没有路开到要换的道上，一种体制外的方法就是几个人将车抬到另一个道上。据说以前就有车被抬到西藏和贵州。毛遂和张学良干的就是这种事，干的不是体制自身可以运行而到达的事，干的是抬车而不是开车。
中国改革开放，有些改革可以在体制内进行，而有些改革非得在体制外才能解决。如温州模式就是体制外改革，当时政府默认群众“非法经商”发展当地经济。温州发展模式的合法性廿年后才被宪法合法化，廿年后宪法才有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条文。
如果系统运行机制无法自身纠错，系统内谁也无能为力“合理合法”地纠正系统错误，这时就需要毛遂和张学良这样的人物，他们超越系统运行束缚，做出违反系统正常运行的行为，一下子将系统扳回历史正轨。
我们再想象一下，如果毛遂因为楚王半天不借兵，上去就把楚王杀了，情况会怎么样呢？当年张学良因为国恨家仇把蒋介石杀了，情况会怎么样呢？用我们把车从一条路搬到另一条路的比喻，就变成把车轱辘给卸了。或者说把方向盘给砸了。如果这样的事发生，赵国使团全都没命不说，楚国可能还会与秦联合伐赵。搬车把车搬到山沟里了。
苏联震荡疗法，就不是体制外改革的问题，而是推翻整个体制重新再建一个体制。有如一辆车开错了路，就把车子给拆了，重新按不同设计再装一辆新车，理论上新车一定开得更快更好，最怕按新图纸装时找不到合适的部件。
当然，车子的比喻有不恰当的地方。系统是会演化的。系统有能力再一定范围内自身校正路径并有自身转变和完善机制，但体制外灾难性事变往往使这种系统变化更具戏剧性。
这里顺带提出一些思考问题，六四事件发展到中期，报禁开放已经是既成事实，报纸电视报道已经有约长达两周的自由报道实践，如果事件能够在定性前了结，这种新闻自由的既成事实是否是不可逆现象呢？中国民主是否已经推进了一步呢？如果定性前结束，是否就有如毛遂不杀楚王和张学良不杀蒋介石而使运动结果与初衷更相符合呢？六四发展到后期，是否由搬车变为卸车？由改变体制变为推翻体制？六四是中国现代历史悲剧，让我们纪念六四死难的所有人，无论是学生、是军人还是平民，他们在中国摆脱百年屈辱、恢复民族自尊的历史进程中被卷进了激烈得社会冲突事件中，他们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毛遂在平原君家中三年豪无建树，这一点也不奇怪，他是不按社会基本准则办事的人，这样的人就是不合群，人缘不好，按章办的事他就是干不出，所以以后也没听说他还干过什么。乱世出英雄，就出在英雄看到系统不合理的地方，出格地给它一杠子，把它撬回合理轨迹。然后他的出格行为反而被大加赞赏，这就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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