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多拉使诸神和人们惊讶了。 ——《希腊古代神话传说》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有血有肉的躯体会放射出这样美的光辉。金色的阳光照在她脸上，甚至可以看到她红润的皮肤上茸茸的汗毛。齐耳的短发配上圆圆的脸，表现出了无邪的稚气；肩膀、胸脯、胳膊和手都厚实丰满，仿佛勃勃的生气要往外溢出似的。她是当时画家笔下经常出现的一个典型的农村姑娘，肥腴、妩媚而又端庄。她背着一支七九步枪，穿着已经被洗得发黄的绿军装。而就这种装束，在我们眼里也像个天使，露出安详的、抚慰人心的、好像还有点歉意的笑容站在地狱的门口。 所有的“犯人”，包括小顺子在内，都乖乖地排好了队瞅着她，听她的命令。 当务之急是排水。哪里能排出去就到哪里挑沟，十个人要分散开来。大概她和她率领的女战士们早已商量好的：三个“刑事犯”归两名年纪较大的女战士带领；李大夫和“残渣余孽”两个老头子，由一名体弱的姑娘带领；小顺子和小陈两个年轻小伙子归在一名“孙二娘”式的女战士麾下（可是小顺子马上就喊肚子疼，回牢房睡觉去了）；老秦“一贯不认罪服管”，单独由一名“顾大嫂”式的女战士看押；“多事先生”这个抑郁型的精神病患者和我这个白面书生，是属于既老实而又身体较强的一类，由她亲自带领。 啊！这是命运的安排吧！ 空气清新凉爽。从充满氨臭的牢房出来，我头晕目眩，脚步趔趄了一下。她在后面喊了一声：“小心！”关心多于呵叱。这时，只要两个平和的字眼，就能给人以温暖。我心头好过了一点，定了定神，才看到：灾情的确是严重的。目之所及，不过是被淋得像一摊摊烂泥的土坯房和环绕房屋的东倒西歪的树木；已经坍塌的房子，早已泡成了一堆堆凄凉的荒冢（我们那问土坯牢房没有倒塌，简直是不可解释的奇迹）。除此之外，就是一片汪洋大海了。然而，天瓦蓝瓦蓝的，没有一丝云彩；清晨的微风，在水面上吹起无数细碎的鳞波。大自然以万物为刍狗，她并不以为这对人是一场灾难，仍然到处炫耀她的美丽。我不觉叹息了一声。 “咋哪？不好走吗？”她以为我在叹行路的艰难，“来，让我走前面。我路熟。” 红润匀称的小腿，矫健有力地蹚到我前面。一圈圈美妙的弧形的涟漪，在小腿肚四周轻漾。这个印象，好像开始驱散笼罩在我心头的乌云。我感到一股青春的热流在搏动，感到一种异性的美对我的刺激。我不由得挺起胸来——我也是个年轻人。 远远的，其他几个女战士都按条例规定走在“犯人”的后面或侧面。惟独她，背着枪，用一根树枝在我们两个“犯人”前面全神贯注地探着路。我突然产生异想：如果真有犯人在后面用铁锹这样一劈…… “喂，班长，”我想，我毕竟是个男人，“还是我走在前面吧。” “不，”她没有回头，“你路不熟。这附近本来就有个好几丈深的大水坑……” “啊！——” 她的话没有说全，就传来一声惨叫。七八十米的前方，有一个绿衣服的影子一晃，就没入水面。 “不好！”我大喊一声，扔下铁锹，奋力向前面奔去。跑了一大半距离，我也陡地滑进了大坑，接着，我换用自由式的泳姿游到出事地点。这时，一片妇女的长发像水藻似的正在水面飘浮着，我一把抓往它，再游三四米，就爬上她原来滑下去的斜坡，把她拖了上来。 这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妇女，穿着一身补着补丁的绿军服，双目紧闭，脸色铁青，一头水淋淋的乱发劈头盖脸，两只枯瘦黧黑的手紧紧抓着两团污泥。我不能把她放到水里，只得抱着她蹲在水面上。 “啊呀！真亏你！”女班长气喘吁吁地跑来，“这是刘连长的爱人。她大概是回来给娃娃拿尿席子的，咋办？咱们把她抬到羊圈去吧。喂——喂——” 她招呼来几个女战士，那群“犯人”仍留在远处，莫名其妙地向我们这边瞧着。 这就是“连首长”夫人！我看到了我们生活条件的普遍贫困，那样一位威风凛凛的人物，家庭生活也不富裕。我那还没有完全泯灭的善意，又不自觉地萌生出来。 “先急救吧。”我说，“从这里蹚水到羊圈，至少要蹚半个多钟头，到那里，人也完了。你把李大夫李方吾叫来。他有办法。” “好，好……”她信任地对我连连点头，其中不无亲切之意，“李方吾——李大夫——你过来——” 李大夫跌跌撞撞地在水里蹚过来，略施小技，不一会儿“连首长”夫人就苏醒了。 “啊呀！大妹子呀！我这趟可过了次鬼门关呀……”“连首长”夫人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诉，“那死鬼不顾家呀！就知道干他妈的革命呀！革得他妈的家里都死光他也不管呀……” “好了，嫂子！好了，嫂子！……”她噘着丰满的嘴唇，像哄孩子似地劝慰着；用滚圆的、长得很好看的手指替“连首长”夫人理顺头发，“好了，嫂子！人家连长干的是革命，是国家大事，别怨他……” 这一上午，就因为出了这件大事而在忙乱中过去了，谁也没有干一铁锹活。我们轻松地回到牢房。但一坐下来，就感到饥肠辘辘，玉米饼都吃完了，只得无精打采地爬上炕，靠在潮湿肮脏的被褥上。 一会儿，门又轻轻开了，她忸怩不安地站在门口。我们都抬起头，满怀希望地盯着她，看她是不是给我们带来了中饭。 “石在，你出来一下，”她招呼我。眼里闪耀着羞涩的光泽。 “什么事？”我跟她走到墙角，问她。 “给。”她拿出一块用印着花猫的小手帕包着的玉米饼。 “就一块吗？”我瞥了一眼。 “就一……一块。”她讷讷地，脸好像一直红到了头发根。 “这一块，我们十个人怎么分呢？” “就给你的。这是我的一份。你一个人吃。” “哼哼，”我冷笑着，“你以为我一个人当着他们那么多双眼睛能吃得下去吗？” “你就在这里吃，吃了再进去。” “谢谢。”我轻轻地推开她的手，“这……这我不习惯。” 起风了。风徐徐地刮过水面，拂起她颊边那一绺新月般弯曲的黑发。这时，我才发现，她左腮靠嘴唇上方，有一颗令人惋惜的、如绿豆般大小的黑痣。 “你……也是坏人吗？”停了一会儿，她有点尴尬地问我。 我不知怎么回答，难堪地笑了笑。 我们相对无言。她又低下头，微蹙着眉，像是为难地喃喃他说，“我说，我不愿来看管你们……可那……” 我侧着脸怀疑地看着她，她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是他们派来试探我的吗？想到这里，我的心抖了一下。 “班长，要没别的事，我进去了。” “哦，”她仿佛从自己的思索中惊醒过来，“你进去吧……” 停了很长时间，我们才听见她抖抖索索地把门锁上。 “什么事？”大家好奇地问我。 我也不知是哪来的那么一股狭隘得可笑的英雄主义，把刚刚的事情气愤地说了出来。 “唔，唔……”老秦意味深长地点着头。 “嗨！妈妈的！你石在真傻！吃了再说。”小顺子扑到窗口。“喂——乔班长——” 她又哗哗地蹚回来，在窗外问：“啥事？” “你不是有块饼子吃？”小顺子嬉皮笑脸地，“来，咱们给石在做了工作，他要吃了。” “是吗？”她高兴地从被王富海打碎的那块玻璃缺口把饼子递进来。 “好了！”小顺子捧着玉米饼到炕边上，“来，咱们哥儿们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今日同饮庆功酒，甘洒热血写春秋’。来，这块大一点，给石在；这一块给李大夫……‘多事先生’你还伸手呀？妈妈的！你别吃了，吃了事儿更多！……好，一、二、三、开始，吃！” 一口饼子细细地嚼完，慢慢地咽下去，人好像有了点精神，老秦问道：“小顺子，你怎么知道这个姑娘姓乔？” “嗨！好嘛您哪！全团一枝花，武装连的大美人！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大名叫乔——安——萍！” “那么，她是怎么到这团场来的呢？”老秦又问。 “不知道是谁的小姨子，从老家跟着一块儿来的，你别看她，打她鬼主意的可不少，包括咱们‘连首长’在内。为啥叫她来看押咱们？这就是照顾，懂不懂？大田里干活苦得很，尤其是现在，看咱们多轻松，谁都知道咱们不会跑，背着一杆枪，样子货！”小顺子滔滔不绝地说，“可这姑娘有点冒傻气，一会儿跟着刘俊这帮人喊：‘打倒、打倒……’一会儿又跟他们辩论：这是好人，那是坏人，还认真得不行，刘俊他们把她当玩意儿耍呢，瞧吧，迟早她要栽在这帮人手上……” 下午出工，看到水小多了。原来这个连队地势较高，大渠缺口冲下的水，只是从这里漫过，就涌到东南方向的荒滩上去了。道路两旁的深沟里虽蓄满了水，而道路上有的地段已现出了路面。通讯员骑着没有备鞍子的、满身泥污的马，在断断续续的泥泞的路上艰难地跋涉。路边电线杆上的电话线，又开始嗡嗡作响。到底是负有特殊任务的武装连队，尽管遭到这样的自然灾害，但通信和电力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你为啥不一个人吃饼子？”走在路上，她悄悄问我。 我没有回答。 “你倒是能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她并不带讽刺意味地说，“可你饭要吃饱，以后有了吃的，你就一个人吃。” “哪来吃的？”我奇怪地问她，“每个人不就是一份吗？” “哦，那，那……”她吞吞吐吐地，并且腼腆地向我笑笑，又改变了话题，“他们说你文化很高，是吗？” “也没多高的文化。”我谨慎地回答。我搞不清她的用意，她的笑靥和正在我腰侧晃动的七九步枪怎么也调和不到一起。 “我挺喜欢有文化的人。这里的人，都野得很。”她好像还叹了口气，“……他们爱糊弄人，欺负人……” 我像狐狸一样小心别钻入什么圈套，默不作声。 “唏、唏，多事、多事……”“多事先生”却在一旁叫起来。 傍晚，我们听见远处尖厉的哨音，大队收工了。在苍茫的暮色中，几个女战士领着各自所带的人马，会合在连队前面一棵歪歪扭扭的沙枣树下。这时，安在语录塔上的高音喇叭，正在播送团场“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的“抓革命，促抗灾”专题节目： “……在这场抗灾斗争中，表现最突出的有：武装连女战士乔安萍同志。当一名干部家属不幸被洪水卷走的时候，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共青团员——乔安萍同志，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伟大教导，奋不顾身地冲到洪水前面，面不改色心不跳，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救出了阶级姐妹的生命。对乔安萍同志创造的英雄业绩，团场革筹小组决定给予记二等功一次……” 几个女战士围着她雀跃欢呼，可她却用一种羞愧得痛苦的眼光偷偷地瞄我，像暮色中闪烁的星星。 第二天，天气仍然晴朗。天上的雨水好像全倾泻尽了，太阳毫无遮拦地炙烤着大地。水已在昨夜全部退去，除了洼处还有积水，大地已显出了它本来的地貌。那是一幅凄惨的景象。据我看，收成不但大部分无望，就是军垦战士——农工们的生活也马上要面临困难。可是，广播站的高音喇叭，还不断传来师部、团部的动员。在一派豪言壮语后面，无非向农工说的是，不要指望国家的支援，要“宁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寨田”，并且竟像开玩笑一样，把这场自然灾害说成是“好事”。农工们在出工前列队听完这样冷冰冰的鼓励，其垂头丧气的程度，不亚于我们这些囚犯。 看着他们穿着褴褛的、满是泥污的绿军服，对着高耸在一片破破烂烂的土房之上的水泥浇铸的语录塔，用低沉的、参差不齐的声音诵着语录：“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抓紧……”请示完毕，再举起主席像和语录牌，无精打采地向大田蹀躞而行的时候，我也不由得黯然神伤了。来这里一个多月，我充分体会到农工们生活和劳动的艰苦。他们吃着粗粮，住着陋屋，看不到一点生活改善的希望。持久的物质匮乏和精神贫困，使他们逐渐丧失良知，丧失同情心，就把自己的激愤，盲目地发泄到莫名其妙的“革命行动”中去。所以我有时平心而论，倒也觉得他们对待所谓阶级敌人的暴行事出有因。 这一天，全部“犯人”在一起修复一条农渠，她没有机会和我单独说话。傍晚收工往回走，因为“多事先生”一向动作迟缓，出收工都拖在后面，而她又必须在最后押阵，所以他们两人脱离了这支小小的劳改队伍。走到半途，她指名叫我等一等，替“多事先生”扛锹。我只得退出队列，站在泥泞中等他们。 “我不是叫你替疯子扛铁锹，”她押着“多事先生”赶上来，向我羞怯地瞟了一眼，“我有话跟你说。” 我疑问地望着她。 “我不是……不是我报的，”她语无伦次地说，“是连里报的……那应该是你的功，是你把连长家属救起来的，你应该……” “噢，原来是这件事。这有什么？领导上把功归于你，我想总有一定的道理。”我说，“你放心，我不会跟你争这个功，我争来功有什么用？” “你立了功，就能早点出去呀！”她忽然变换成关怀的目光和关怀的语气，不顾脚下的泥泞，一溜一滑地跟上我的步子，“不是说立功赎罪吗？这个功给你记上，你的罪就赎了一大截子了。你就能早点出来，跟我们一起……” 不知怎么，我觉得这种因为宋征的死已经在我心中破灭了的希望，从她那张轮廓美丽的嘴里说出来，特别不相称，也特别刺耳。我产生了一种自轻自贱、而实际上是被别人的歧视激起的反感，产生了一种想破坏点什么的恶劣情绪。 “你知道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吗？”我眉头一扬，故作玄虚地问她。 “嗯？”她天真地笑了，歪着头看我，“你说呢？” “你知道公安人员破案时领的狗吗？” 她疑惑地点点头。 “我们两个就是公安人员跟那条狗的关系。尽管坏人是狗抓到的、案子是狗破的，可是功劳要给公安人员记上。这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事。怎么能给狗记二等功呢？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两个，你就是那公安人员，我就是那条狗！” 看到她颤抖起来，看到她气得胸脯急促地起伏，看到她用雪白的牙齿咬着下唇……我高兴了！我到底发泄了点什么。我真想大吼一声：我要破坏掉一切美好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