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主党面临解散和港人对大陆关怀的消逝

 近日，有30多年历史、曾是香港最大民主派政党的香港民主党，传出在北京压力下将被迫解散的消息。而以民主党为代表的、大中华主义立场的香港传统泛民主派，曾长期关怀大陆民生疾苦与人权状况，为近现代的中国国家发展与人民福祉做出过巨大而独特的贡献。

   近现代的香港，虽早在1841年就成为英国殖民地，但始终与大陆有着各种密切的连接。从清末到民国，香港不仅是中国与西方经济往来的重要中转站，也是各派政治势力林立、策动大陆革命或暴动的平台，还是多种思想文化碰撞交流的窗口。如推翻满清的辛亥革命、反抗英国殖民和争取劳工权利的“省港大罢工”，及“西学东渐”中译介西方文化成果与学术知识，香港都扮演了极重要角色。抗日战争期间，香港也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暴的重要基地、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场之一，并与中国大陆同时迎来光复。

 

 

   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红色的大陆与资本主义的香港，看起来虽然壁垒鲜明的对立，但实际上却仍然有着紧密的连接。如大量从大陆逃亡而涌入香港的各色中国人，就是最直接的陆港纽带。

 

   英国殖民下的香港，虽然并没有充分的民主，但较好的自由和优良的法治，让香港经济文化都颇有活力，不同政治势力也都得到生存的容许。这样宝贵的自由，成为中国各势力及与中国相关的外国势力活跃的沃土。汉民族主义者/大中华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民国派、毛派、托派，都在香港这块弹丸之地得到生存空间、可以著书立说、结社、拍摄影视，创造出璀璨的成果。那时的香港俨然一个微缩版的、半自由的中国，并在当时和后来对中国大陆和全球华人有着极大的影响。

 

 

  因为1950至1970年代的中国大陆几乎全境对外封闭，尤其与欧美中断常规往来，上海等原本主要的对外通商口岸与人文交流都会“休克”，香港就发挥了比清末和民国时更大、更独特、对大陆更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大陆政治风潮也冲击着香港，如大陆发生“文化大革命”时，香港就爆发了“六七暴动”。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许多故事和人物原型，也取材于那几十年大陆的政治风潮与知名人物。而改革开放之后的数十年，香港和大陆在经济、文化、政治上的连接更加紧密。

 

   正是香港与中国大陆有如此多的关联，以及许多本就半生在大陆的中国人流亡和定居香港，所以“90后”之前的港人普遍都有浓厚的“大中华情结”和中国民族主义观念。虽然许多港人并不认同大陆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港人之间的价值观与利益分歧也很大（如左翼或右翼、自由派或保守派），但都很认可自己是中国人并为此自豪。正是因此，那时的港人普遍都非常关心大陆的政治和社会动态，也颇为关心大陆人民的疾苦与诉求。

   从金庸与陈毅争论“要核子还是要裤子”、香港左派策应大陆文革和反殖运动、港人积极接济逃港大陆难民，到改开后香港富人在大陆大规模捐资助学，港人创作大量弘扬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书歌影视作品，大陆发生灾害（如1993年华东水灾、2008年汶川地震）时许多港人近乎狂热的捐款、明星义演，香港民权人士以超过大陆人热情的态度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为二战中国劳工和“慰安妇”维权、参与保钓运动，以及政治上期望大陆民主化的参与和对中国人权的强烈关注……都来源于港人的“中国人”身份认同，以及对大陆作为祖国的热爱、对大陆人作为血脉相连同胞的关怀。

 

 

 

 

   在这个过程中，香港传统泛民主派最积极参与、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他们还参与了香港回归谈判和《基本法》起草。香港民主党创党元老、首任主席李柱铭，就是《基本法》起草委员之一。他们是热爱国家民族和人民，对同胞像对家人一般关心爱护，能够设身处地为中国大陆及大陆人考虑利弊、解决问题（这和如今香港台湾的本土派截然相反，也与出身中国大陆但没有民族感情，甚至自恨民族的多数中国政治反对派人士迥异）。他们也期望通过与北京合作、求同存异，让多灾多难、贫穷落后的中国大陆，能够民主法治、繁荣富强。

 

   因为大陆的体制和环境限制，许多中国官方及大陆人民想做而做不了的事、想说而不便说的话、想参与而无路径的难题，都由香港爱国民主的泛民人士去做、去说、去解决。例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申办奥运、谴责二战日本战争罪行、追讨被外国掠夺的文物、购买“瓦良格”航母（即如今的“辽宁舰”）等，香港都发挥了关键性、独特性的作用。

 

 

   作为驰名世界的商品、奢侈品销售地，“香港”本身就是连接中西的特色商业名片，其作为“前店”帮助大陆“后厂”生产的商品更好的行销世界，陆港两地经济民生都受益巨大，可谓“双赢”。而中国香港籍的陈冯富珍女士担任世卫组织总干事长，也是陆港协力推选，是中国借助香港及港人与国际合作、参与全球治理的典型。香港的媒体如凤凰卫视等，可以播出许多大陆不能播、无力做的优秀节目，大陆也能正常观看，并站在中国立场、基于普世价值的向世界发声，对启蒙国人、为中国代言，都起到极大积极作用。

 

 

   香港及港人就像大陆/中国的“外挂”，让贫穷落后、长期孤立于世界、国际形象很差的中国，补上短板、插上翅膀，得到宝贵的平台和助力，让世界看到中国美好和伟大的一面，让中国与世界连接起来，变得富裕文明。

   在提高中国国际影响力和声望、促进中国融入全球化、以现代国际规则与话术与西方及世界打交道过程中，香港及港人都以其难以替代的独特价值，为中国做出卓越的贡献。其中香港泛民主派最为真诚和积极，他们可以放下政治歧见，与北京及建制派合作，为中国民族利益而奋争。

   爱国民主立场的泛民主派，直到2010年代中期都仍然是香港民主力量的主流。香港民主党更是多次获得香港各政党普选票第一，只是因选举制度、中共和港府对建制派的扶植，才无法成为立法会第一大党。但即便如此，民主党仍足以与民建联等亲北京建制派政党分庭抗礼，并与社民连、工党等其他泛民政党合作，推动各项理念的实践，为香港和全中国人民发声和奔波。

 

 

 

  但从2015年前后“占中”运动和香港政改走向失败后，香港民主派中的大中华派趋向萎缩，持香港本土主义甚至港独立场者逐渐成为民主派中最具声量的力量。如黄之锋、梁天琦、罗冠聪等本土派政治明星迅速崛起，得到更多年轻港人的青睐。这当然并不仅是因为政改的失败，而是香港人身份认同的悄然变化及陆港关系的异化。

 

   相对于往往早年成长于大陆、无论文化还是感情都与大陆难以分割的老一代港人，新一代港人多数出生和长大在香港，对大陆、中国、汉族及中华民族，都没有那么强烈的认同，对大陆人也没有老一代的同胞感情。而香港无论回归之前还是之后，与大陆的政治制度、历史轨迹、文化特色，都颇有差异，自然也让香港人与大陆人的价值观和认同越发相异。

  而随着大陆经济发展、部分大陆人富裕起来，以前香港人以优越者帮扶大陆的心态、港人与大陆优势互补（港人资金、技术，与大陆资源、劳动力互补）的合作，也变成更多的相互竞争和冲突。如部分大陆人在香港的不文明行为，抢购奶粉、“双非产子”等，都引发港人不满、与大陆人的冲突。之后诸如北大教授孔庆东辱骂“香港人是狗”等言论，和香港媒体刊登针对大陆人的“蝗虫论”广告等，导致冲突升级、陆港关系恶性循环。政治制度的差异，陆港民众对政治体制及相关问题的不同看法，也让许多港人感到与大陆人“不是一路人”。而中共也乐见陆港人民发生矛盾，且有意挑唆和激化，以分化陆港人民、从中渔利。

 

 

  另外，中共中国越发保守、拒绝政治改革，传统泛民主派希望的通过“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建设性方式促成中国民主化、让大陆与香港制度趋同的希望，也日益破灭。这也让许多本来持大中华主义立场、支持传统泛民的香港人从希望变得失望，不再亲近大陆，也不愿再与北京“求同存异”。当然，根本上在于北京并没有始终真诚善意的回应香港泛民主派、爱国民主人士，而是选择性利用，同时又各种打压，寒了许多港人的心。总之传统泛民、大中华派在各种挫折中逐渐衰落。

   这样的前情和背景下，强调香港人与大陆人属不同族群、主张“香港人优先”的香港本土主义日益崛起，“香港独立”思想也在年轻人中萌发。而2019-2020年的反修例运动，看似是反对修改引渡法例以及追求自由民主，但最大驱动力恰恰是港人对大陆政府及民众一体性的憎恨，是香港本土主义浪潮的大爆发。这从反修例运动中显著的各种本土和港独口号、对大陆人无差别施暴等行为就可看出。整场运动核心诉求也是与大陆切割、追求香港的自主、维护香港人的利益，而并不关心大陆人民疾苦。而且，整场运动鲜见突出性抨击“中共”的内容，却随处可见反对“中国”的话语。如反修例运动在当时参与者那里普遍称为“反送中”，就表现他们对“中国”及与“中国”的一切都反感、拼命想和“中国”切割的情感和态度。

 

 

当香港人对大陆由曾经的“爱”变为之后的“恨”，自然也就不再真诚关心大陆的民权民生。对于近年大陆的各种天灾人祸，香港人再没有以前的热情关心，而是冷眼旁观，或阴阳怪气。近年中国大陆屡次发生严重洪灾旱灾，香港人再也没有曾经自发的捐助热情。而流亡世界各地的港人，继续追求香港的民主、自决，但对大陆人处境及大陆未来命运并不关心，甚至幸灾乐祸。他们即便提及中国大陆民主人权问题、中共独裁专制问题，落脚点也都是香港的前途命运，而不是大陆人的权利福祉。

 

   而这不仅仅发生在港人身上。台湾人，以及海外各地的华人，乃至许多因各种原因离开中国、长居海外的大陆人，要么毫不关心中国大陆发生的事、与大陆人民形同陌路、利己冷漠，要么以冷嘲热讽的态度看待和评论，甚至还有许多从口头到内心诅咒中国崩溃、对中国大陆人受难死亡拍手称庆。还有一些名义上关怀中国大陆民主人权的陆港台人士，其实际言行和导向，却是“逢中必反”，各种中外纠纷不分是非皆站在外方、责备中方。即便表面看来他们也在乎自由民主人权，但许多言行都透出其对中国大陆人的歧视、嫌恶。这些人要么没有民族意识，要么还是“逆向民族主义”、对自身所属的汉族及中国人身份群体充满恶意与仇恨。

 

   这样的现状下，坚持大中华主义立场、关心同胞、以爱国民主为原则的香港传统泛民主派人士，以及之前数十年陆港各方意识形态不同，却能求同存异、共同为中国繁荣发展、民族复兴尽力的时代，多么值得珍惜和怀念。

 

   但香港大中华主义立场的泛民主派及主要人物，近年饱受打压的遭遇，尤其香港民主党从当年与建制派分庭抗礼的民主派龙头，到后来被本土派喧夺和裹挟，再到如今举步维艰、濒临解散的命运，反映了爱国民主立场的传统泛民“两面不讨好”，既被北京和港府建制派所不容、也被走向本土主义的香港反对派民众抛弃的残酷现实。

   香港本土派、勇武派要“揽抄（同归于尽）”，中共则不惜“一刀切”禁制民主派，“和理非”的传统泛民生存状态越发恶化。而《港区国安法》的颁布，更是降下了达摩克利斯剑。中共中国政府不惜毁掉对国家民族做出巨大贡献、劳苦功高的泛民主派，“自毁长城”的摧毁对中国发展有独特作用的香港的自由与开放，也要维持所谓“国家安全”。

 

  香港民主党这几年遭到不少刁难，如预定举办党庆酒会后被预订酒店退订、成员经常被警察约谈等，也在重重限制下无法“入闸”参选议员、进行线下政治活动，影响力急剧萎缩。而何俊仁、林卓廷等民主党前高层则早已入狱服刑，迄今仍在狱中。

 

   在这样情况下，民主党仍然坚持运作，一直不愿解散和停摆，也正是因为传统泛民、大中华派爱国民主力量坚韧顽强，在重重困难下仍然保持爱国爱民之心，希望在绝境下继续为陆港人民发声。民主党的存在，也是在捍卫《基本法》和一国两制赋予港人的结社权和政治自由。但随着利维坦枷锁继续收紧、不留缝隙，若中国无根本性政治变化，民主党恐将在不久后从形式到实际都彻底完结。

   与香港民主党一同萎缩、走向终结的，是曾经天经地义的香港人大陆人都是中国人的心连心、陆港一体，是陆港不同意识形态势力可以为国家民族和同胞福祉求同存异，是港人对大陆人苦难的同情和关怀、天灾人祸中的倾力帮助、对大陆民主法治的期盼与推动。当这些消逝，不仅香港这个“东方之珠”日益暗淡，中国国家民族及中国大陆人民，也将在本就与国际主流社会颇为隔膜、与世界脱节的环境中更加孤独、更缺助力、更无呵护、更难反击，而不得不面对更多明枪暗箭的攻击、遭受种种有形无形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