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郭沫若考不上大学”的话题说起

据说有一些大学校长批评高考制度。

我国的高考制度当然有值得批评的地方，但是他们批评的地方让我怀疑。

首先，他们认为高考录取制度的评判标准不合理，进而对于社会公平公正这样的要求颇不以为然，抱怨大学没有了自由挑选人才的空间。

我的怀疑：什么是他们需要的自由空间？我觉得他们的言下之意就是应该由他们来决定谁能进大学。说实在的话，我是校长我也肯定需要这样的自由空间， 有这样的自由会有怎样的好处，做人民公仆的人都非常清楚。

当然他们很谦虚，用了郭沫若做例子。其实他们应该用自己做例子：当年比我考得好的人多了去了，能够做到校长的又有几个？

譬如，某应用大学校长学的东西非常复杂，他们不会把命脉放在一两个结点上，一旦出问题，系统就瘫痪了。

不知道这位校长的例子到底要说明什么？他是想说明结点对这个系统很重要呢还是说明搞系统的人不注重结点？我既然不懂这样的“高论”，那就只好随便猜测了。我私下猜测，这位校长大概告诉我们他做的工作非常重要，跟当年受的教育密切相关。

其次，某些校长批评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

说实在的政绩工程这个概念本身并不值得批判， 值得批判的是政绩工程的手段和效果。
2005年某地一学生考600多分不去大学报到，因为地方政府允若10万的奖金考清华北大。根据校长上面的理论，这个学生不值得同情，他做了选择的自由，这个选择最后到底正确不正确很难预料，根据上面应用大学校长的“理论”，这位学生的2005年不去报到的结点应该不会让这个学生崩溃才对。也就是说，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注重这么一个结点问题。当然，也许这个学生的人生道路不如那位应用校长研究的系统复杂，那就不可得知了。

所以我突然觉得这些个大学校长才值得同情，他们需要社会的同情，让他们的系统和政绩工程得以顺利展开。

最后，他们提到了美国的录取制度。

不知道他们提到美国的录取制度和他们上面的理论有什么关系。根据我的猜测，他们大概很欣赏美国大学的录取制度。说实在的，欣赏美国大学的录取制度确实很时髦。采取流行的观点确实很安全，我因此减少了刚积累起来的同情心。

说实在的，美国大学的录取制度是跟他们上面的理论相反的。因为美国大学的录取制度是双向选择，学生拥有选择的机会， 大学也有选择的机会，在这些选择之中就是竞争。所以美国大学校长不会跑出来批评公平公正的概念，不会跑出来哀叹大学没有自由选择的空间，更不会批评学生选择不去报到他们的大学。

但是要说美国的录取制度必须提到美国的高考制度和美国的受教育制度。美国的考试制度不是每年一次，而且不是只能考一次。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去哀叹节点的问题。中国的高考虽然严酷，但是好像也不是人生只有一次。

所以我的怀疑就是：既然考分不是成功的惟一标准，既然这些大学的校长们也知道“从小看到老”的说法不一定正确，这些大学校长为什么又要那样斤斤计较没有自由选择的空间呢？--选择最高分的机会不多，选择不是最高的机会应该很多吧？

通过这些怀疑，我觉得高考的录取制度不应该是这些校长们批评的制度，他们应该做好的就是如何让录取的学生受到最好的教育--除非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代表的不是大学，只是社会中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