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这个人应该说是国民党阵营中的翘楚，他的政治才能在被叫做尼古拉同志时还没有显现出来，在上海打老虎时也没有显现出来，直到去台之后才显现了出来，或者说充分的显示出来。所以说，再有能力和本事的人也要一个机会，也要一个舞台。 给蒋经国提供舞台的就是他的父亲蒋介石，孟子说：天下胡不定，定于一。蒋介石对于万事系于一还是非常迷信的，蒋经国回国之后，蒋介石让他恶补中国古代先贤的法则，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给林伯渠的信中也一再担忧的提及毛岸英的汉语水平，而岸英回国后的首要任务也是纠正在苏联的习惯和补充汉语成份。毛泽东是否有意传位给岸英，因为一场朝鲜战争让我们失去了判断的主要根据，也是因为这场战争让历史的旁观者失去了观察毛泽东的儿子与蒋介石的儿子打交道的历史场面，然而，这也或许是中华民族的万幸之所在，因为一百多年来的中华民族太需要的不再是英雄的对决，而是百姓的休养生息。 蒋介石大抵是在蒋经国回国之后，通过对他的观察，决定刻意的栽培儿子，这时候也有了传位给儿子的想法，按照张学良晚年的回忆说：“他（蒋介石）要是能够做皇帝，早就做了皇帝了。”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更加坚定了蒋介石的传子的决心。从二十年代黄埔军校建立，蒋介石一手培养、扶植的亲信在最紧要的关头的表现令蒋介石大失所望，他们或者反水、或者倒戈、或者投降、或者被俘、或者逃遁、或者自戕，而唯有儿子还坚定的站在他的身边。蒋介石在台北听取陈诚汇报汤恩伯的事情之后，对陈诚请示如何安排汤恩伯时，说了这么一句话：“恩伯关键时刻主退，殊失我望。”至于他的安排，蒋介石就摇摇头，连话也懒得说了。其实，蒋的这番话不仅是针对汤一个人，也是针对那些跟随他鞍前马后多年的高级亲信们说的。六十几岁的蒋介石站在石头城上对顾祝同他们讲：“你们不听我的话，不和共产党拼命，将来你们都要被共产党一个个的捉去。”到达草山以后的蒋介石更加相信了自己的预见，也就更加相信了他的部下的无能。 蒋家父子败退台湾，早在二十年代就和蒋介石开始较量的两大地方派系阎锡山和李宗仁的势力此时也走到了尽头，李宗仁托病不回，阎锡山寄人篱下，而国民党内部的两大派系陈诚、陈果夫，除了陈诚还需借重之外，CC也归于完结，至于毛人凤的军统不得不另外投靠公馆派。所以，蒋经国的崛起也是情理之中的。而这时，勉强能够和蒋经国对峙的只有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孙立人和吴国桢，后者吴国桢被美国人吹嘘为什么爱国有术、民主有量的“豪杰”，其实内里也未必如斯。不过是站在干岸上好说话罢了。实际上，对于蒋经国的窜升，国民党内部不是一致同意的，空军的头子周至柔在其他人祝贺他晋升上将军时就说过：“也没有什么好高兴的，这时节是人都做了上将，想来也没有趣。”矛头指向是很清楚的，以蒋经国没有尺寸军功而位居上将也算是蒋介石的杰作之一吧。 不仅生性孺孝的周至柔（此公奉养老母堪称至孝，老母八十岁寿诞，周至柔以上将总司令的身份给老母磕头拜寿，至死以获得母亲的压岁钱为最荣，每与人炫耀于此）对蒋经国啧有烦言，就连号称“小蒋介石”的陈诚也是不免不平。陈诚早年和友人说：“我就是一只老虎也要卧着。”没想到这只老虎始终卧着，最终卧床不起。只有后进的严家淦等人看的明白，形势比人强，蒋经国的接班是不可逆转的“洪流”了，借用国民党老祖宗孙中山的话说“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以，一旦蒋经国的秘书给严家淦说：“院长（行政院院长）要去看望严先生，有事商量。”而严总统总是第一时间去了行政院拜谒蒋院长。 不过，就算陈诚不死于1963年，活到一九七五年蒋介石死时，陈也垂垂老矣，难以接手全部大政，因而从年龄上说，蒋经国尽管也不年轻，可是在同龄中实在挑不出比他更优秀的了人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