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 笛 已发表的老万回忆录最精彩的一篇，我个人觉得是《我的学长胡锦涛》，它难得地给大众提供了今上微时的素描。 看了那篇文字，消极贤甥来劲了，得意洋洋地质问：“老舅，看见了木有？”过去我和他就锦涛同志的来历争论过，因为小胡到时未毕业，我猜他是上了研究生，而消极不知道文革前就有研究生，说胡迟迟未能毕业是因为清华学制长，结果其实最后谁也没猜对：我不知道清华兴用学生作政治辅导员，而他把清华的学制想得太长了。 由此可见我高估了小胡在学术上的智力（≠“与人奋斗”的本事。国人的一大毛病就是永远要把这两者混在一起，死也不懂阴谋大师并不一定就是天才），但低估了他政治上的精明。 国内实行的那套干部遴选制度，大概谁都知道吧，那就是“积极分子制度”。从小学开始，当局就有意识地把学生按“忠诚度”划分为不同等级，所谓“积极分子”就是传统的“忠臣”，其实是宠臣，主要是奸臣（或曰佞臣），极少部分是真正的忠臣。这些同志如同英国作家奥威尔在《动物农场》里描写的独裁暴君猪猡“拿破仑”豢养的猎犬一样，不但是当局布在民间的耳目（监视百姓的特务的别称），更是我党实行“提纲挈领”式统治的骨干力量，如同树木的枝干脉络一样，维持了从树冠直至树叶的形状。随着年龄增大，这些人也一级级升上去，最后从老师的乖孩子甜囝囝直抵九五之尊。锦涛同志就是个鲜活榜样。 这就是老万转述的蒋南翔对清华入学新生们训话的精神实质：文革前能进清华的，当然只会是积极分子，当然要在未来的党国中成为栋梁。可见小胡同志是何等不凡：在清华那富集了全国积极分子的左派大本营中，他还能出人头地，变成积极分子中的积极分子，这份动心忍性的能力就决非寻常。 在文革前要当上积极分子，讲究的是“又红又专”，或曰“品学兼优”，用老万的话来说是“听话出活”，所谓“听话”也就是“红”或“品”，而“出活”则是“专”或“学”。“听话”是“决定矛盾性质的主要方面”，而“出活”则是“矛盾的次要方面”，这就是“政治挂帅”的伟大真理，也就是“听话决定穷通显微，吉凶祸福”。 这套在文革前倒是简便易行，因为中央只有一个声音，可文革来了，大麻烦也就来了，旦夕之间，中央分裂为两个司令部，这“听话”到底听谁的？正因为“政治挂帅”，听话决定一切，所以一旦判断错误，转眼就是牢狱之灾；而判断正确就能指日飞升。听了正确的话，您就是“最最热爱，最最忠诚”；听了错误的话，您就是“奴隶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驯服工具”。 因此，文革其实是对积极分子们政治洞察力和自制力的最严峻的考验，对我等落后分子而言反而是坐山观狗咬的难得假日。 积极分子们的反应大致有三种：第一种就是死心塌地做“老保”，誓死捍卫旧主子，因而被造反派的铁拳砸得五痨七伤；第二种就是见风使舵，反戈一击，改换门庭，抛弃旧主投新主，诸如什么聂元梓、蒯大富（其实蒯大富在文革前就作为贫下中农子弟上大学的样板上过《人民画报》，在当时也算风头人物，老万大概忘记了），顿时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如韩爱晶同志一样，至今尚在缅怀他和毛主席“共同策划决定国家和世界命运的大事”；第三种则是深知凶险，隐忍不发，采取low profile。 在这三种选择中，作出第一种选择的同志在文革中吃了苦头，虽然老干部复辟后再度得志，但毕竟宦途蹭蹬了好几年。第二种倒是备极富贵，以常人根本无法想象的速度直达“权力最高峰”，用老邓的话来说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坐火箭上来的”。可这也正是他们的祸根所在──人家出生入死打下来的天下，岂容尔等排众而前，坐火箭上去？所以后来无不粉身碎骨，其升上去与跌下来的速度基本相等，而到达的高度与为时的短暂同样惊人。第三种才是真正精明的选择，那就是敬爱的胡总走过的路。 我原来猜想，锦涛同志文革中肯定是铁杆老保，看了老万回忆录才知，他远比这聪明多了，其实并非夺目鲜红，而是暗红色的，那就是基调是老保，但并不抛头露面，取温和态度，避免在尘埃落定之时卷入无比凶险的“大是大非之争”中，局势不明时作微观的“听话派”，避免宏观上的表态，局势明朗了再在宏观上旗帜鲜明地亮出旗号来，此所谓“老子平常儿骑墙”。 从这点上来说，他非常像周恩来，同样具有超凡入圣的自制力，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喜怒不形于色。上次连战和他会谈，台湾记者就观察到了他那惊人的自制力，说他一直保持了聚精会神听取对方讲话的模样，那专注的姿势竟然很长时间就没变一下，云云。 不过，那记者没提到也不可能看出来，胡主席这超人的耐心，只是对他力有所不逮、心有所欲求的对象才会使出来。和周恩来一样，他该忠诚时无限忠诚，该残酷无情时则决不心慈手软。周恩来可以在江青召开的针对他的“批林批孔”大会上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但文革中针对造反派的最大冤狱“清查五一六”也是他炮制的。同理，胡主席在上台前无论对什么个人冒犯都不计较，但镇压西藏“动乱”时则决不含糊──他当然有足够勇气，无论我党怎么四分五裂，在这种事上是决不会有争论的。在这种有惊无险的场合，不显示他对党的无限忠诚何待？ 正因为不懂博大精深的党文化，香港记者们才会在自作多情后碰了一鼻子灰。敬爱的胡总还不是总、只是国家主席之时，在海外记者团中人望甚高。和傲慢的李鹏、李大牙辈比起来自不用说，就连比刘晓庆刘歪嘴，他也是难得的谦谦君子。在路过香港时，登机前他常常微笑着向记者们道歉：“这次时间太短，来不及和你们细谈了，请原谅阿！以后有机会一定好好谈！”可到了江总引退，他小人家熬成婆婆时，对记者团立刻就冷若冰霜，害得香港报人如蔡咏梅女士（不敢保证是否记对了）大叹“一阔脸就变”。 这在我看来就是小胡能爬上去的秘诀，这道理正如当初好总理在文革后期变成了老干部共同拥戴的精神领袖一般：在我党那种无比险恶的生态环境中，“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绝对是真理，只有锋芒深敛，让竞争各方都不觉得自己是威胁，才有可能作为各方都能接受也都需要的缓冲人物被推出来。 从老万的回忆录里，不难看出胡同志这门政治艺术功夫修练到了何等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作贵州省委书记时，办公室极度简朴，但老万走时他却送了两瓶茅台。这到底是因为他重情念旧，还是出于广结善缘的长线投资？我看后者更可能：老万那时毕竟是手眼通天之辈，谁也不知道后来老赵会翻船不是？ 不过，敬爱的胡总和人民的好总理有个最大的区别，那就是他终于熬成了婆婆，而好总理却不得不戴着伟大领袖的像章凄凄惨惨地死去了，为后人留下了个永远无法确凿解决的悬念：如果好总理在与毛的长寿比赛中熬了过来，他会怎样做？是比老邓更出色，还是令人大失所望，不过是庸主一个？ 我个人倾向于后一答案，总觉得其实好总理运气真好，非常及时、完全必要地死去了，而且死得很凄惨，具备了足够的“悲剧意识悲剧精神”，使得他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心目中成了完美的圣人。如果他outlived伟大领袖，反倒要破坏那完美形像，正如玛丽莲•梦露死得其时，永远成了个不朽的性感肉弹一般。若想知道周执政是什么样子，看看小超就知道了，人说“对象对象，越对越像”，“对象”数十年，邓大姐岂有不像周阿哥之理？ 在这点上，我觉得敬爱的胡总也非常像好总理，注定只会是庸主一个。这不是说他不会整人，据国内来的同志说，他终于转正后，立刻就显示了辣手，做翻了几位方面大员，而是官僚资产阶级树大根深，根本不是他可以动摇毫末的。这些废话我已经说过多次了，这次只想指出一个事实：很不幸，胡总并非老邓、老江那种没有信念的机会主义者，而是有相当坚定的信念的理想主义者。 胡平同志继承孔夫子善恶两分法的优良传统，用“具有绝对正义感的理想主义者”和“犬儒”取代了古已有之“君子”与“小人”。为了歌颂“理想主义”，他甚至不惜把毛泽东那种走火入魔的浪漫主义者也要打成“犬儒”，绝对无法相信那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政治道德品质极度败坏的人可以同时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我觉得这种幼稚直线思维很有代表性，它充分体现了国产“知识分子”那种泾渭分明的世界观，无法像西方同行（哪怕是俄罗斯同行也罢）那样去把握复杂多变的真实人性。 其实我早就说了无数次了，如果毛只是个张戎（她也是善恶两分法大师）笔下的阴谋家，那中国就有福了。吊诡的是，毛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罪犯，恰在于他固执地要以“善”毁国，而他毕生追求的“善”就是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平等”，除了他本人和“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外，任何人不得享受特权。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确实是真诚相信中共不是人民的主子而是勤务员的，虽然坚定的信念并不妨碍他实行双重标准，更不妨碍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阴谋家。这道理丝毫不难明白：他和胡平一样，都相信“世上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小道理是大道理管着的”，胡平的近作不过是把这话重新表述为“一个用来衡量和判定各种原则轻重先后顺序的”“第一原则”罢了。在毛看来，只要符合他那“解放人民”的“绝对正义”，便干出什么肮脏勾当来也无损于他的绝对道德立场。 正因为此，中国需要的政客恰好是老邓、老江那种没有什么执着信念、奉行实用主义的政客。不幸的是，敬爱的胡总恰好不是这种人物，始终是一个信念相当明确坚定的政工干部，其精神世界的框架早就在５０年代铸定了。从内心理念来说，他更认同毛而不认同邓。 所以，老万在胡转正伊始处理萨斯案时燃起了无限希望，乃是因为不明白胡主席是怎么回事：那不过是他出自于毛的“亲民”信念，和朝拜西柏坡的举动完全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所以，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老万一厢情愿地心动。 毛和胡的共同认识误区，是以为共产党在执政后还能是“人民勤务员”，而不是压迫剥削人民的奴隶主。因为缺乏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没有在世界框架上通过比较去认识中华文明的机会，所以他们根本无法看到：要这么作，共党就不能是终身领导者，就只能作随时随地可以被人民解雇的临时工。只有白痴，才会天真到以为一个非但无法解雇、而且不能指责、只能听话服从的领导者可以同时是“人民的勤务员”。 说起来，这正是胡总的致命缺点：因为是暗红色老保，始终处于安全地带，他不曾像知青一样从社会底层打滚上来。如果他有过我等的遭遇，就不难看出毛的空中楼阁是何等荒唐：文革中，所有的同志都是奴隶，但服务行业的奴隶们同时又是众人的主子。见识过售货员、公车驾售员的晚娘脸的同志都知道，那些人乃是大众当仁不让的主子。其所以如此，乃是众人都有求于他们，而众人都奈何不了他们。无论是受了何等虐待，都得受人家拿捏，顶撞她们只有自己吃亏的。 唯一能对付那些刁妇恶婆的只有小芦那种顽劣分子。那时我若在柜台前受了窝囊气，立刻就是铺天盖地一通恶骂，用匪夷所思的脏话把对方砸懵了。趁她还没反应过来，我便一道烟溜之乎也，她反正在柜台里，又不能出来追我，于是便失去了还击机会，只能在那儿越想越气。此后我便永远不再上那家商店去，让她一辈子也无法出那口气。 可就连这种病态地“行使当家作主权利”，那前提也是有其他的商店供我选择。如果全城就那家商店，那我就只有乖乖接受售货员蹂躏的份儿，让对方侮辱死了也不敢回嘴。 反过来，后来我回国去，服务人员的态度都非常好，跟西方的也差不多了，那并非什么“社会主义教育”的结果，而是因为她们再不是终身雇员了，随时有被炒的危险，得罪顾客就可能招致这种灾难。而老板之所以会因为顾客抗议惩罚售货员，并不是他毛著学得特别好，用得特别活，乃是他有求于顾客，更必须在严峻的竞争中求生。 哪怕是从这个市井例子中，也能看出西方民主的设计原理来：要逼近“领导并非统治者而是人民的勤务员”的理想境界，就必须使得统治者对人民有所求，有所忌惮，能随时被百姓炒了；反过来，人民必须具有选择其他政治势力作领袖的自由，这才不会使得执政党如同当年的国营商店一样，“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你不买是你自己倒霉。 可惜毛到死也不明白这些市井常识，这才会在建起“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天堂”来之后，痛苦地发现那其实是“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天堂，与人民没多少相干。他解决一切难题的手段只有一个：暴力革命，于是便认定“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据说是控制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这结果便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毁党造党，毁国建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小胡虽然可能在手段上对文革的极端行为有所保留，但他的心其实是和毛主席相通的，不信请诸位去看老邢转贴来的香港《争鸣》杂志披露的胡的近期讲话。我个人认为那可靠性很高，《争鸣》记者大概认识国内的高干子弟，消息非常灵通而且准确。早在１９８８年，记者罗冰就在《北行放语》专栏中披露了老赵地位不稳的消息，六四后我把那些旧杂志刨出来重读，发现那些预言惊人地准确。所以，个人认为同志们应该仔细学习那通过非常途径传达的中央首长讲话。 根据那讲话，胡主席似乎再度作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６０年代的发现，那就是伟大祖国已经变色了（他用的术语似乎是“变质”），我们的干部们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骑在人民的头上做官当老爷（他用的术语是“统治者”）。既然如此，那逻辑结论当然是毛式“反修防修”。 可惜敬爱的胡总没意识到，他小人家根本不该说这些话。毛和刘的根本分歧，乃是在１９６４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制定“２３条”时明显化的。刘不同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提法，用他的话来说是“一提‘派’，那就不是一两个人的事了”，因此得罪了毛，使得毛终于下了决心搞掉刘。两人脑袋在这上头都很清醒，都认识到了毛继续革命的对象再不是传统阶级敌人而是党本身，所以刘要挺身而出卫党，而毛则下定决心毁党，最后毛虽然整死了刘和一大批老干部，但毕竟败给了树大根深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尸骨未寒就不但妻离子散，而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噩梦果然成真，“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连老毛那创业英主都奈何不了那个多头凶龙，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儿童团长胡锦涛又有什么能耐？说这些大而无当的P话，除了得罪既得利益集团之外还能有什么作用？ 更何况论气质，小胡同志乃是最不适合领导咱们进行新长征的人选。上面已经说了，他小人家的长处和好总理一样，都是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在强势方眼中显得格外听话，但具有这种气质的同志精于风险计算，喜欢立于安全之地，缺乏毛邓那种不顾一切带头搞革命的强悍的光棍魄力。所以，我吃准了他顶多只能有雷无雨地嚷嚷几声，最后顶多只能落实到毫无抵抗力的文化界头上去，让随着他上台而变得万籁俱寂的文化界更加沉寂，他自己却死不会意识到，越是去捏那些软柿子，越是去割除人民抱怨叫苦的喉舌，则中共从统治者变为“人民勤务员”的希望也就越渺茫。 总而言之，愚以为，“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岁月功”，从周到胡，都不过是中国整个走错了路的悲剧时代出的悲剧人物，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如果中国真有可能实行民主化（已经说过了，这还有待于咱们摸着石头过河去亲身验证，并不是什么客观规律决定的必然结果），那在我看来也得等到今天这些“小犬”们执了国柄罢。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