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驅逐滿人、建立民國、以美國為模範
再問一句：這些革命團體和革命單幹戶的共同方向，共同方法，又在哪里呢？要言之，則以一九○三年出版的暢銷書，鄒容烈士所寫的「革命軍」，最有代表性，我們這位死年才二十二歲的「鄒大將軍」主張：「推倒滿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蠻政府」；「驅逐居住中國之滿洲人」；「誅殺滿洲人所立之皇帝」；「建立中華共和國」；——這個「共和國」還要「以美國為模範」。如此而已。——這幾條簡單的口號，實在是辛亥之前，大清帝國之內，從朝到野、從男到女、從老到少、從農村到都市、從國內青年到留日、留歐、留美的學生，乃至絕大多數的華僑，一致的呼聲。他們的方法則是組織革命團體，活動新軍，聯合會黨……「他們的精神，幹幹幹；他們的武器，手槍炸彈……」。
可是把這個全國統一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簡單的概念化（conceptualize）一下，還不是孫文那兩句老口號，孫文和楊衢雲在十年前不早就叫過了？那時無人理睬，現在卻變成了全國人民的共同意志。這一下不得了，孫文就變成全國共同意志的發言人，將來中國的形象；和意蒂牢結中的「先知」（prophet）了。大家想到了他，敏感的青年留學生就要扳請他出來現身說法，甚至實際領導了。這樣一來，就使得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從美洲的灰溜溜，變成了歐洲的香餑餑了。
◆ 佛郎、馬克雪片飛來
首先匯了八千佛郎把中山請到歐洲去的，是一群湖北籍的留歐學生朱和中、賀之才、胡秉珂、魏辰組等人。朱、賀等湖北青年原來也是武昌城內滿口新政、革命、排滿的小搗亂，聲勢頗大。湖北早期地方當局的張之洞等原亦是新派官僚，對這些小把戲一面羈縻、一面「充軍」，乃撥資把他們送到海外留學，以免他們在國內鼓舞青年造反。其中最激烈者則送往遙遠的歐洲，較和平者，則送往東鄰日本。所以他們都變成留歐、留日的「官費生」。
那時的「官費」和後來的「庚款」一樣，是十分充裕的。因此每一個「官費生」都是個小富翁。加以他們又是富裕家庭出生的小少爺，輕財仗義。既到「花都」等大城市，才發現自己原是些土包子，而孫文卻是滿口流利英語的留學生老前輩。敬佩之心，不覺油然而生。乃通過與中山有舊的鄂籍旅美學生劉成禺，邀請中山先生赴歐一晤。
這時待在紐約的孫中山，原是個一文不名的窮光蛋。我相信他那時在紐約以「打工」為生。五十年後的不才，也是紐約市內的一名窮光蛋，也以打工為生。深知這批打工仔當中不乏藏龍臥虎之輩也，而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便是我們打工仔前輩中最大一條「龍虎」。祇是在一九○四年冬季，忽然八千佛郎，淩空而降。他不管中了「樂透」頭獎。因此一下把「銀盤」扔掉，一溜煙跑到歐洲去了。——在歐洲，中山先生是個有崇高聲望的。因為他是當年震駭世界的倫敦「西安事變」的主角。
在歐洲大陸，尤其是在布魯塞爾和柏林，中山與那百十個漢族留學生真是一拍即合。他是個名震國際、革命經驗豐富、英語流利，又博擊群書，滿肚皮哲學，而又有正式M. D. 學位的老留學生，那批鬥志昂揚，卻兩頭不通氣的小竹節們，哪能和他比？很快的中山就搬出他那「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老套，把他們組織起來了。——這個新組織是沒有名字的。中山先生怕引起留學生的反感，沒有把他那個早已死掉的「興中會」搬出來復活（事實上年前他尚在檀香山時，已不願再用這個老名字，而改用「中華革命軍」了）。
這時中山覺得自己已經是個世界級的革命領袖，與英、法政府都有往還，實在不能再住rooming house了，他要搬入一級觀光大旅館。這意見一經提出，信徒們從無異言。據朱和中回憶，大家「爭相捐助」，佛郎、馬克如「雪片飛來」。中山既得鉅資，在巴黎、倫敦大活動一陣，尚餘「萬餘佛郎」，乃乘高級郵輪，直奔遠東去也。（作者注：那時留法公費生每月學雜費為四百佛郎。）
中山在巴黎時雖然還有些不愉快的小事，如湯薌銘等四個「反骨仔」，偷他的文件向清吏告密。殊不知清廷駐法公使孫寶琦已早存戒心，不敢妄動；還是把法國公文直接退還給孫博士，並恭送中山離境了事。
韃虜易驅 民國難建
◆ 一個「開始的結束」
中山這次自海外歸來，可說是「適得其時」（perfect timing）。他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上岸，十二月二十九日全國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開「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每省一票），他就以十六票的絕對多數，當選了「中華民國」的第一任「臨時大總統」。
一九一二年元旦，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文在南京就職。改元、易服，使用陽曆。中國歷史上三千年的帝王專制，和最後二百六十八年的滿族入主，同時結束。中華民國也就正式誕生了。
辛亥革命如今整整八十年了。八十年回頭看去，「辛亥革命」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對這段歷史，我們的執政黨——國、共二黨的黨史家，各有官方的解釋。
國民黨官方的解釋是根據「總理遺教」的叫做「革命尚未成功」。「革命」怎樣才算「成功」呢？曰，「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全部實現，才叫做成功。如此說來，則「辛亥革命」祇是個流產革命，因為它的果實被袁世凱等軍閥官僚所竊取；被黨內叛徒所斷送，所以國民黨要繼續革命，二次、三次到無數次。不達目的，不能甘休。果然在北伐完成之後，國民黨就取得了政權，建立了五院政府，應該是實行「三民主義」的時候了。誰知這次革命果實，又被共產黨半路竊去，所以國民黨還要繼續革命下去，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建設中國。不達目的，則革命永遠不能甘休……
中國共產黨對「辛亥革命」的解釋，則更為簡單明瞭。他們認為辛亥革命祇是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共產黨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反動的資產階級，所以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基本上也是反動的和假冒偽善的。算不得是個革命。因此這個資產階級革命所製造出來的「中華民國」，也祇是反動階級所控制的一個「朝代」。一部「中華民國史」也祇是一部「斷代史」。真正的「人民中國」還是從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的。
其實從「黨史」的觀點來解釋「國史」，是不容易立足的。因為每個「政黨」，尤其「革命政黨」，都有其極其主觀和排他性極強的意蒂牢結。首先肯定了一個意蒂牢結，然後再談歷史，這就不是「以馬拖車」，而是「以車拖馬」了。抽象的說，這就叫做「以論帶史」，甚或「以論代史」。
歷史是條長江大河，永遠向前流動。搞歷史的人，隨著潮流前進，然後回頭追本窮源去看看，哪兒是青海源頭？哪兒是金沙江、三?#123;？哪兒是「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然後才能恍然大悟——原來如此！
我們如果昧於極其客觀發展的歷史事實，而在想像中製造一條隨自己意志發展的歷史，甚至對未發生的歷史發展，也根據自己的意志，加以指派，這就叫做「實行某某主義」；主義實行得了，那是「客觀」與「主觀」的「巧合」。客觀與主觀如果不能巧合，甚或抵觸，那往往就要出大毛病——輕者誤民誤國；重者就伏屍億萬，萬劫不復了。古人常說什麼「誤天下蒼生者，乃此人也。」一個大大小小的獨夫，在一位智者的眼光中，本是不難辨認的。
再回頭看看「辛亥革命」吧。
辛亥革命所完成的兩大任務：驅除韃虜，建立民國。前者是沒什麼可說的。重點是在後者。
什麼是「建立民國」呢？簡單的說，就是「把君權換成民權」。君權是「中古」的制度；民權是「現代」的制度。在政治上把「中古的制度」換成「現代的制度」，用個抽象的名詞，便叫做「政治現代化」。「政治現代化」不是任何國家所獨有，它是世界歷史上的共同現象。而各國又因為歷史和社會等等條件的不同，其政治現代化的程式，亦有長短、緩急、遲早、逆流、順流……之不同。
具體說來，把「君權」換成「民權」，以美國為最早——美國擺脫英皇於一七七六年。建立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民國」（Republic）。但是美國建國不是一蹴而幾的。他們「英語民族」自有其特殊的「英美政治傳統」（The anglo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大體說來英語民族成功地約束王權，蓋始于「光榮革命」（1689）。自光榮革命到美國革命，他們大致掙扎了八十餘年，才「建立」了一個說英語的「民國」。
法蘭西民族，從君權完全換成民權，自法國大革命（1789）到第三共和之確立（1875），大致也掙扎了八十餘年。
俄國的情況也大致差不多。蘇俄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開始，中經列寧、史達林將近四十年的獨裁專制——遠甚于沙皇的獨裁專制，到最近的政變流產，和戈巴契夫自聯共主席遜位，也搞了七十四年。要進步到真正的民主共和，恐怕也要在八十年之上。
日本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開始，歷經軍閥起伏專政，直到一九四五年戰敗，也掙扎了八十餘年，始搞出點民治的雛型來。
比諸世界先進的民治國家，老實說，咱們中國人向現代民權政治進展，也不算太壞。我們自辛亥革命搞起，至今也已八十年了。八十年中我們出了一個隻做了八十三天的袁皇帝。一九一七年宣統爺也回來搞了幾天。其外蔣、毛二公也各做了幾十年的皇帝，但是二公畢竟不敢搞「黃袍加身」。最近「紐約時報」也把鄧公小平封為The Emperor Of China。說句公道話，「小平您好！」比蔣、毛二公畢竟要民主多了，雖然他也搞出「天安門事件」的一大敗筆。但是我國近代史上，從君權到民權的轉型浪潮，正如今夏百年一遇的洪水……。朋友，對付這場洪水，君不見官家祇能「炸堤」，哪能「築堤」呢？——「社會科學」還是應該多學點才好！
我們搞「炸堤洩洪」大致也要搞它八九十年。這時限是民主先進國家一致遵守的通例嘛！——所以我們的成績，不算太壞！
那末，「辛亥革命」在我們這「從君主到民主」的百年「轉型期」中，算個什麼呢？
曰，廣義的「辛亥革命」（1890-1912），是我國歷史上從君主到民主這個轉型期的「開始」。
狹義的「辛亥革命」（1911年10月10日至1912年1月1日），則是這個「開始的結束」（The End of a Beginning）。如此而已。請讀者諸位指教。（全文完）
一九九一年九月一日，晨 九點五十八分
於北美新澤西州
◆ 三權已足 五權不夠
精通「國父思想」、「孫文主義」的專家們，可能認為筆者所說的「八字」靈符，太簡單化了。國父還有「五權」憲法呢，你只提了三權；國父沒有「三民」主義呢！你只碰到二民。民生主義、平均地權，你就不談了耶？
限於篇幅。應另有專篇始能詳答。簡而言之，我們要知道，國父也是遜清遺老，去古未遠。他老人家看中了祖宗遺教中最最可取的兩大制度：「考試制度」和「禦史制度」。他要把它們延續下來。于三權之外，另設「考試權」和「監察權」。殊不知這對難兄難弟，都祇是「農業社會」和「中央集權」前提下的天才發明。可是在工商業發達，現代化的「多重中心的社會」（Multicentered Society）裡，他兄弟就無能為力了。因為在一個多重中心的現代化社會裡，要「考」的東西實在太多了。就以這超級工業化的美國情況來說吧，凡是沾上要領取執照的職業，幾乎無一不要考（雖然「考試」這個怪物原是中國人發明的）。且看律師、醫師、建築師、會計師、社會服務員（Social Worker）、員警、郵務員、飛行師、領航員，甚至嘗酒師（Winetaster）、水喉工、地產經紀、貨車?#123;駛員、計程車?#123;駛員、電器工、電梯操縱員、私家車?#123;駛員……蓋不下百數十種，再加上各大公司行會，亦各有其專業考試，下及垃圾夫等等……無不有其考試。一個「考試院」哪考得了那許多？所以中山所特別強?#123;者，祇是「文官考試」（高普考），專為入朝當官而參加之考試也。試問今日台港有志青年，有幾個要做官？他們要在工商界當大老闆呢！「考試院」派啥用場？
至於「監察權」就更不值一提了。我國傳統上的「禦史」也、「言官」也、「參劾」也。都是專制政體中的看家狗（Watchdog）罷了。最近在臺灣的蔣緯國將軍為了「私藏」幾十枝「打靶槍」被揭發，便弄得手忙腳亂。在他老子和哥哥當政時代，緯國要私藏幾個原子彈，于右任院長敢瞥他一眼？——在一個現代化的政府之中，發生監察作用的，不是御史大夫也，反對黨也！所以在一個現代化了的政體之內，防貪防腐，三權已足。政治民主化不了，搞五權、十權亦無濟於事也。設個專打蒼蠅的「監察院」有屁用？
◆ 「武昌起義」的經緯
辛亥革命，尤其是「武昌起義」的故事，史家所記蓋不下千百萬言。筆者個人在海?#123;兩岸的「近代史研究所」暨老友章開沅、謝文孫諸教授鼎助之下，所收中、西、日文書目便有數千種之多，允為「民國史」中各專題之最。按題翻閱起來，豈一人一輩子所能了？
可是武昌起義的實際情形，亦不妨以三數百言一筆帶過：「武昌起義」是清末革命黨人所發動的最後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武裝暴動，而能佔領城池至一星期以上者。它也是如孫黃諸公所逆料的，一旦站穩腳根，則全國各地便會作連鎖的響應（chain reaction）。從湖南、陝西、江西（10月22、23日）開始，時未逾月，全國便有十三省宣佈獨立，而策動獨立的主要分子往往不是革命黨，而是各該省內，由立憲（保皇）黨所掌握的民意機關——「諮議局」。這一來，那些無用的滿族王公應付不了，清廷乃召回已被擯斥的袁世凱來撐持危局，而袁氏則養寇自重——一面「進剿」，一面又與革命黨人私通款曲。他向武漢三鎮反攻，也只取二城，留個武昌給黎元洪、黃興這一架兩頭馬車去慢慢拖延。
原來當黎元洪被拖出作革命軍的「都督」之後不久，黃興亦趕到武昌（10月28日），並被推舉為革命軍戰時總司令。如此令出兩府，便隱約的引起黃黎、湘鄂兩派的分歧。黃興苦戰經月，終致兩漢皆失，武昌垂危，黃氏終為鄂派孫武（民問誤傳為孫文之弟）等所排斥，悄然解職遁返上海（11月27日）。然克強雖去，全國革命形勢已如火燎原。越日南京光復（12月2日），各省遣滬代表復舉黃興為革命軍大元帥，以黎元洪副之，擬組臨時政府奠都南京，而鄂方擁黎者則堅主黎正黃副。相持不下，儼然成為十餘年後「寧漢分立」之前奏。而此時革命軍的旗幟鄂方所用者為共進會的「十八星•錐角旗」；寧方所用者，則為自製象徵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而廣東光復時（11月9日）所用者又為「青天白日旗」。一軍三旗，亦見革命黨人錯綜複雜之組織關係也。然斯時民國未建、韃虜猶存；黎、黃雙方為自解計，竟分電袁世凱。袁如倒戈反清，當公舉之為民國大總統。斯時歸國途中的孫中山亦有相同的表示——遂奠定清末民初，安定中國「非袁不可」之局（「非袁不可」四字為新出獄的汪精衛所發明）。
但是在袁氏遵約倒戈之前，總得有一番和談，以終止此南北對峙之局。這樣一來，則南方這個支離破碎，一軍三旗的紛亂場面也得有個整體的規劃，和一個總負責人。黎、黃二公既相持不下，則聲望原在二公之上的孫文，就呼之欲出了。時局發展至此，袁氏亦覺時機成熟，由前敵將領段祺瑞等四十二人，一封聯銜通電（民元1月25日），六歲的宣統皇帝就遵命退位了。
◆ 韃虜易驅 民國難建
還有許多歷史家，尤其是若干美國漢學家，像已故的哈佛學派健將瑪麗•瑞德教授（Mary C. Wright）。她把狹義的辛亥革命追根究底，竟發現武昌起義是「文學社」「共進社」他們搞起來的。「同盟會」幾幾乎沒有實際參預。
我們治革命史的，如果只從「組織」的一個角度來看它，這話原沒有錯。辛亥十月十日武昌首義時，同盟會和那些首義團體，的確沒有直接的組織關係。但是「革命」原是在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之下，「一時俱發的群眾通動」（a spontaneous mass movement）。在暴發之前，更重要的則是有一個「全國一致信服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此一意志，雖革命群眾人人皆有，然其中總有一兩個，甚或祇有一個團體，為「眾星所拱」，為兄弟團體所信服的，「馬首是瞻」的老大。中國革命如此，美國革命、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也都是一樣的。老實說，辛亥革命前後，革命群眾所一致篤信不移的共同意志，祇有八個字：「驅除韃虜，建立民國。」（須知袁世凱就是抓住上四字而掠奪了革命果實，身正大位的；他也是背叛後四字而身敗名裂、遺臭青史的。）而同盟會卻正是這樁「共同意志」的發源地和推動者。它也是化這一意志為革命行動的「馬首」。它更提供了「以美國為模範」的咦鞣绞健⒊橄罄碚摚?皖I袖人才。辛亥革命期間，「同盟會」之外，其他的小革命團體，都祇是一些「娃娃隊」「紅衛兵」。他們造反有餘；建立民國就不是他們辦得了的事了。所以治辛亥革命史而忽略了「同盟會」領導的重要性，正如治黑奴解放史而低貶了林肯一樣，都是二次大戰後，美國繁瑣史學濫觴的結果，不足取也。
可是同盟會當時這八字靈符，宣傳起來，雖有其摧枯拉朽之力；而實行起來，卻有其難易之分。「驅除韃虜」那時是最有效率的口號。它擴大了統戰範圍；縮小了打擊目標。把大清帝國的唐德剛一切罪惡，腐爛社會的一切不平，帝國主義的各項侵略，這些大黑鍋，都讓「韃虜」大哥，一肩背了過去。把「韃虜」一下「驅」掉了，一個燦爛光輝的中華上國，立刻就可「依復」了。好不痛快哉？！
驅除韃虜豈難事哉？非也！現在紐約市大執鞭，當年是「正黃旗」貴族的吾友黃庚教授，便時常指著他自己的鼻子向我說：「你們（漢人）那時要驅除的韃虜，就是我！」「我們（漢人）」那時為什麼要「驅除」這樣一個多才多藝的小韃虜黃庚呢？我拍拍黃教授說：「我們不但不驅除你，還把漢家姑娘嫁給你呢！」所以孫中山那時要「驅除韃虜」，祇是驅除幾個可憐又可嫌的滿族寡婦孤兒，和十來位昏聵糊塗，連半句「滿語」也不會說的滿族老頭子罷了。其後袁世凱歪歪嘴，不就把他們「驅除」了？——乾淨俐落。
可是那八字靈符的下四字「建立民國」，就不那麼簡單了。中山與同盟會諸公，首先即以他們自己新組織的同盟會為示範，來試驗那個「三權分立」、「權力制衡」和「司法獨立」的美國式的共和模式（Republican Model）。
「同盟會」於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在東京成立時，其組織形式即分「執行」、「評議」（立法）、「司法」三部。中山由全體一致推選出任「執行部總理」，黃興當選為「執行部庶務」，等於副總理。汪精衛則當選為「評議部議長」；鄧家彥為「司法部判事長」。每部各有分屬。全會幹部三十餘人，三權分立，煞有介事。然據曾任執行部書記的田桐回憶，「當時以秘密結社，最忌手續繁複。稽考時日，司法、評議二部，尤難實行。同人提議開三部聯合會。遇有重要之事，將三部人員結合，一次議決實行。自此制行後，司法、評議二部未曾獨立行使職權矣。」（見田桐「同盟會成立記」，載「革命文獻」第二輯）事實上，當一九○七年三月四日孫總理接受日人饋金離日時，如此重大事件，他們顯然連會也沒有開過。於此一糾紛，我們就可看出這個革命司令部內，平時會務操作的程式了。其後由「同盟會」進而改組為「國民黨」而「中華革命黨」而「中國國民黨」。連「總理」、「總裁」二職稱都變成孫、蔣二公專用的「諡法」，再沒有第二個「總理」，第二個「總裁」了。三權分立云乎哉？有人或許要問：既然如此，革命不就不徹底了嗎？朋友，革命原不能「畢其功於一役」。它是分階段前進的。每一階段都有些進步，搞了七八上十個階段，「革命」就會「成功」了。用不著做急色鬼。所以當時以一個首倡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的神聖政黨、國父完人，以身作則，尚且如此，欲以之托諸軍閥及「八百羅漢」（民初國會議員的集體渾名），而期其有成，豈非緣木求魚哉？辛亥革命過去八十年了。我們搞「建立民國」，到現在已換了幾個朝代，而我們的「民國」至今還是個半?#123;子、「四不像」，實在是沒什麼好奇怪的。——但是一個真正的「民國」，最後是必然要出現的。不信，等著瞧嘛。
◆ 再看無勞增值、漲價歸公
再看看國父的「平均地權」的高論吧。中山那時談平均地權，非搞毛澤東式的「土改」也。他的重點是亨利•喬治的「單稅法」中「無勞增值、漲價歸公」那一套——說滐@一點，中山先生反對現代化過程中，資本主義的「炒地皮」。倫敦地價在十九世紀漲了三千倍。不知出了多少地皮客、大富翁。其後美國和澳洲也急起直追（讀者也可看看今日的香港、臺北甚至廈門）。亨利•喬冶老兄在紐約點出了這一點。一八九六年中山在倫敦待了八個月，也證實了這一點。孫中山是個好學深思的人，一輩子都在中西典籍（尤其是西書——毛澤東不如孫中山，就是他不讀西書）中探索學理。讀到喬治的「進步與貧困」之後，恍然大悟，非反對炒地皮不可。
中山和喬治這一套，都是相當深奧的。它不是青年留學生如薛仙洲，和八股文專家胡展堂或「一夜就學會了日文」的梁啟超所能輕意瞭解的。所以他們都曾和中山「激烈爭辯」，甚至反對到底。這一套對「同盟會」「共進會」裡面的紅衛兵們來說，那就更是一頭霧水了。因此共進會後來頒佈的「會章」，一切都以同盟會的會章為?#123;本，祇是把「平均地權」一條改為「平均人權」。胡漢民在「民報」上談「六大主義」，其中之一竟然是「土地國有」。「土地國有」屬於王莽和毛澤東，非孫中山也。
中山那時所搞的如果祇是簡單的「分田」「土改」，那他老人家晚年才想起的「耕者有其田」，一句話就夠了。提倡「耕者有其田」，則「十代務農」的梁啟超，和早年貧無立錐的胡漢民，都不會反對的。殊不知早年中山所搞的卻是亨利•喬治一套的洋東西，對胡、梁等一些土老兒說來就有對牛彈琴之感了。
其實亨利•喬治（1839-1897）和馬克思（1818-1883）一樣，都是十九世紀的理論家。喬治第一本談「土地政策」的書是一八七一年出版的，那時資本主義的諸「大王」，都還潛龍在田，蓄勢未發；祇有炒地皮才一馬當先。所以喬治先生以為用「單稅法」解決了土地問題，其他一切社會經濟問題，也都可迎刃而解了。這是他老先生一廂情願的想法。其實「經濟起飛」了，哪一項利潤不是Unearned Increment（無勞增值）呢？要「漲價歸公」，為什麼只對地皮客過不去呢？這就是「民生主義」的漲價歸公的辦法，直到今天的臺灣也實行不了的緣故。現在我們在紐約的「小臺北」法拉盛，一度有華裔「地產經紀」三百家，這兩年來地皮跌價，據說都紛紛改行了——這就叫做「市場經濟」「自動?#123;節」嘛。中山早年的操心，是值得理解的。但是卻是個不必要的杞人憂天。
「共進會」「文學社」是怎樣的團體？
果然距七十二烈士之死，為時未及半年，便發生了10月10日（陰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義」，從狹義的觀點立論，這就是「辛亥革命」了。所以所謂「辛亥革命」者，便是近代中國為「驅除韃虜、建立民國」而發動的革命邉又?钺嵋淮蔚摹钙鹆x」。通過這次起義，則「驅除韃虜、建立民國」的兩大目標，便完全達到了。——因此吾人如認為「中國現代化邉印故怯衅洹鸽A段性」的，則「辛亥革命」應是第一階段，而且是完全成功的第一階段。不過其後還有三五個乃至七八個「階段」，有待突破罷了。
可是我們如果是「一次革命論者」，認為長治久安的百年大計，可以「畢其功於一役」——國、共兩党的理論家，都是一次革命論者，就難怪孫中山先生要慨歎「革命尚未成功」了。共產黨理論家則認為它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它不是共產黨人所認可的「革命」。是耶？非耶？讓我再看看這「武昌起義」是怎樣搞起來的。
長話短說。直接推動「武昌起義」的，有兩個重要的革命團體：「共進會」和「文學社」。另一個團體「日知會」則作用不大。它祇是個被革命人士用為盾牌的聖公會讀書室的名字。那且也早在辛亥前就解散了。
「共進會」於一九○七年成立于東京。原動議人為同盟會內黃興以後最末一任的「庶務」劉揆一。揆一為什麼於同盟會之外，再組織個共進會呢？其原因是同盟會鬧分裂。光復會退盟；孫中山與汪、胡等人在南洋另組同盟會「總部」，因此原同盟會分子之留日者，不願再隸屬於老同盟會。劉揆一是傾向中山的，所以他想另組一個與同盟會性質相同的團體以為彌縫。
據共進會成立宣言：共者「共同」也；「進」者「有進無退」也。所以它也是許多小革命團體的「共同」組織。宗旨與同盟會完全一致。祇是把平均「地」權，改為平均「人」權。至於會旗，他們就不用孫中山堅持的「青天白日」了；改用「錐角交錯」的十八星旗。中國那時有十八行省，每省一顆星，顯然亦以美國「星條旗」為模範也。新會既立，一時頗得人心。各省英雄紛紛加入，如川人張百祥（百祥與哥老會有淵源，故被選為第一任總埋）、熊克武、喻培倫，鄂人居正、孫武，湘人焦達峰、覃振，浙人傅亦增、陶成章……等等，均是一時之選。東京之會既立，旋即移師武漢，儼然是長江中上游的革命重心。雖然共進會與同盟會之間並無直接關係，然「共進會亦戴同盟會總理為總理，以示不與同盟會分別門戶，獨成系統也。」（見蔡濟民、吳醒亞合著「辛玄武漢首義實錄」）如果此言可信，則本篇前引美國史家瑪麗•瑞德之言，就不攻自破了。
武昌首義時，第二個主要團體「文學社」，則是個青年軍人的組合，原名「振武學社」。蓋清末行新政，練「新軍」，袁世凱的「北洋六鎮」之外，以湖北張之洞所練的「鄂軍」最有成績。袁世凱狡猾而專橫，他的六鎮之內不用有革命傾向的留日學生。張之洞則較開明，他不但大批保送優秀青年留日，並且重用留日歸國學生以擴展新政、新軍。不幸的是，在任何腐敗的獨裁政權之內從事改革開放，都是自掘墳墓（且看今日蘇聯）。因為有舊政權的克制，改革開放便不可能順利開展。一旦改革不能盡如人意，則改革邉又械拇笈?感隆谷耍?捅厝灰?呦蚺涯嬷?尽！??@就是辛亥年間，新建鄂軍之內，其所以革命党成百成千的道理，而文學社則是他們的秘密組織。文學社成立于辛亥之初，社員遍佈鄂軍諸標（即現今之「團」）及工程營、輜重營、炮兵隊等單位。所以他們一旦搞起「起義」來，就同孫、黃在華南所策動的不一樣了。在南方他們多半是以「烏合之眾」對抗「正規軍」；在湖北他們要「起義」，那就是「正規軍叛變」了。搞軍隊叛變的效率，較之搞會黨暴動，自然就事半功倍。
不過「文學社」裡的小革命家，卻有個美中不足——他們之間，有兵無將（這和同盟會內有將無兵的情況，恰相反）。「文學社」的首任社長蔣翊武（湖南灃縣人），也不過是鄂軍混成協第四十三標三營裡的一個小士兵。後升正副目（正副班長）。其他列名史冊的辛亥功臣熊秉坤等人也都是小兵。所以他們一旦造起反來，局面搞大了，卻有「有兵無將」之苦——後來情急智生，竟強迫一個反革命的旅長（混成協的協統）黎元洪來領導革命。辛亥之夏，四川「路案」驟起，清廷要?#123;鄂軍入川彈壓，而眾兵丁不願離鄂。「文學社」與「共進社」乃暗通聲氣，終於聯合造反。十月十日武昌城內一聲炮響，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國就搖搖欲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