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述评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影响中日关系的最主要的国际环境变化有3个：冷战的终结；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国崛起的影响。 1991年苏联解体，美苏对立的两极格局崩溃。冷战后期中日美对付北方“苏联威胁”的共同的战略需要不复存在。而这种共同的战略需要曾经是中日复交以来两国政治关系的重要纽带，由于失去了这个重要纽带，两国政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方向。 冷战终结也带来了中日关系的国内政治条件的变化。特别是1993年日本国内持续了38年的保守党与革新党对立的所谓“1955体制”的崩溃，使日本国内政治和社会思潮加速走向保守化，进而使日本对外政策日益失去了制衡机制。 美国作为冷战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不能容忍世界上出现另一个有能力挑战其霸权地位的大国。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日本威胁论”在美国曾盛行一时；90年代后半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增长与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威胁论”取代了“日本威胁论”。 面对错综复杂的全球事务，即便是超强的美国，也常常会感到捉襟见肘，为此需要更多借用盟国的经济和军事资源。在亚太，既具有重要战略位置，又拥有强大经济技术实力的日本成为美国全球战略在亚洲的“霸权助理”和战略前沿。 一方面，美国全球战略需要进一步利用日本；另一方面，美国的“提拔”正符合日本的需要。为了使日本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分担更大的作用，美国有意激发日本的政治和军事抱负，这反过来又使亟盼成为“政治大国”、“普通国家”的日本感到“正中下怀”，有恃无恐，傲视周边。况且“与最强大者为伍”本来就是日本传统的外交战略。于是，美日相互借力的格局日趋成型，美日同盟出现了军事一体化和目标全球化的势头。 按照西方的现实主义政治理念，一个上升的大国必然对现存霸权国及国际秩序构成挑战。在美国，一部分政治势力顽固地认为中国的崛起必将意味着对美国全球霸权的挑战。与之呼应，日本也不希望亚洲出现一个人口和幅员远远超过自己的强大竞争对手。对中国走向强大的担忧成为美日同盟的重要纽带。 由于地缘政治的缘故，日本比美国更多地感受到中国发展的压力，对中国的警戒心理比美国更强。对日本来说，借美国之力实现“政治大国”目标、应对中国的发展，才是日美同盟的更现实、更重要的目标。 同时，日本右翼政治家鼓吹“中国威胁论”，也成为激发素有强烈危机感的日本国民的情绪，争取更多国民支持其修改“和平宪法”和采取鹰派外交政策的手段。当前日本政府的现实政策与历史问题交错叠加，导致中日“政冷”长期化。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成了日本欲与中国对抗的信号和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