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陈伯达因二十多年没用毛笔，重练毛笔字，把宋人张载的《西铭》全文抄写了一遍。《西铭》中有“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将明知要被晋献公处死却不逃走的申生，和甘愿被听信谗言的父亲放逐的伯奇，视为道德的典范。详见陈小雅采访录《陈伯达与毛泽东、林彪的关系──陈晓农谈父亲二三事》。
陈小雅：陈晓农，你好！今年正逢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也刚好是你六十岁──一个甲子的轮回。在这样一个时间里，我相信，你对自己的人生会有很多的感叹；对那场你父亲也曾参与，然后又被它打倒的、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也给你自己的命运带来“戏剧性”转折的事件，会有很多的反思。这些年来，不少已故高层领导人的子女大写自己父亲的回忆录，但你们却不能写或者写了也不能发表，这使很多对当年政治定论不认同者，或者想获得多方位历史资讯的读者感到很不满意。
为此，有研究者建议我研究一下你父亲陈伯达的“公案”，并愿意提供全部资料。限于学力、精力和个人兴趣，我不可能满足这方面的要求。而且我觉得，就政治问题来说，你去年出版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注1）足够说明问题。陈伯达在政治上是否能够被公正对待，问题并不在于事实不清楚，而在于中央彻底纠正和反思“文革”、反思毛泽东问题的决心。而且我认为，即使将来陈伯达获得政治上公允的评价，也不意味着一个复杂人物的问题研究就可以宣告结束。更何况，即使社会对一个人已再无争议，每一个个人，当然更包括他的家属、亲人，也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一个健全社会的人文环境，不是要消弭个性，而是为千差万别的生命形态的生存繁衍提供安全保障。
所以，我所感兴趣的是，作为人子，你对你父亲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这些看法，前后有没有什么变化？你父亲三十年代首倡的“新启蒙运动”，曾因战争的硝烟而湮灭，而在半个世纪后的近二十年里，又不断地被思想新锐的人们高举；他所主张的“百家争鸣”，曾被毛泽东的文化专制所扼杀，但这已经或正在为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向所肯定；他所坚持和关注的“发展生产力”、“电子中心”运动，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但是，在这个时候，你，作为他的家人，却仍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且没能享受到这一切进步理应带来的欢乐，我想，你一定会有很多感想。
当然，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和人文学者，我希望你能暂时先放置一下那些沉重的历史话题，先让读者了解一下，你父亲不为世人所知道的那一面。在你的心目中，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里，需要的不是你把自己的感觉去与社会的评价体系──譬如伦理规范、政治原则或理想楷模──的差别加以弥合，不是去求同，而是返回生命朴素的印象，挖掘你记忆中最受感动和留下刻痕的东西。
咱们就从头开始，先谈谈你父亲留在你记忆中最早的事情，好吗？
●我以为他真的就叫“陈教员”
陈晓农：好的。我对父亲最早的印象，是1949年我3岁时，父亲和我一起住在香山碧云寺的时候。那时，我们住在碧云寺哼哈二将门里左侧的一个院落。我因年小，出出进进都要父亲或别的大人牵着我的手。这里是山坡，台阶很多，尽管有大人牵着，我还是在一次上下台阶时摔倒，把鼻梁磕破了，请医生缝了好几针。
陈小雅：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形容心目中最早的父亲印象，你会在这些词中间选择哪一个？譬如：慈祥的、亲切的、严肃的、冷酷的、忙碌的……？
陈晓农：第一印象应该是“忙碌的”。此前一年，父亲和母亲已经离异。母亲文菲（注2）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错当作“特务”审查，虽然平反了，但因受了刺激，精神状况逐渐变差，没有照顾孩子的能力，所以我是由父亲抚养的。他的工作很忙，还要带一个孩子，是很困难的，所以我的日常生活，主要靠警卫员郭运华叔叔照顾，有时父亲以前的助手田家英也过来领我玩。后来请了一个阿姨，就主要靠阿姨来照顾了。
陈小雅：小时候，你对父亲的职业，有什么样的意识？譬如说，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你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吗？
陈晓农：别人问我的父亲是谁，我总是回答：“陈教员。”这不仅是父亲让我这样回答，当时大人们也经常这样称呼他，所以我当时真的以为他就叫“陈教员”。
●陈伯达待子，与毛泽东迥异
陈晓农：5岁时，我家搬到了中南海。那时，叔宴妈妈（注3）和岭梅住一间房，我和父亲住一间房，两间房有门相通。父亲的卧室里只有一张床，我和父亲是一起睡的。半夜里我起来，就把父亲捅醒，他就把床边书桌上的台灯拧开。我在痰盂小便时，他往往又睡着了，我还得再次把他捅醒，让他关灯。他宁可麻烦，也不让小孩自己弄开关。
陈小雅：你的这个故事让我想起毛泽东对孩子的教训方法。据傅连璋的夫人陈真仁回忆，李敏小时候喜欢用手去摸炉子上的开水壶。陈阿姨不让她摸，她偏要摸。毛泽东就说，你让她摸，烫了一回，她就知道不摸了。看来，你父亲不敢让你去冒这个险。他对你的确是尽了做父亲的责任的。除此之外，在你们兄妹中，他有没有给你吃“偏食”或吃“独食”的习惯？譬如，生活上，教育上……
陈晓农：我哥哥在苏联留学时期，我是家里的大孩子，所以父亲对我的关注多一些。小时侯，父亲曾用楷书抄录了明代文嘉的《明日歌》，让我挂在床旁边的墙上。另外，他还用行书抄录了诸葛亮的《诫子书》：“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欲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挂在全家人吃饭的房间。这也是一种教育子女的方式。在我上学期间，父亲的工作是很忙碌的，他自称是“劳碌命”，所以对我功课之余的读书学习很少过问，但也有过零星的建议。小时候，他给过我一部线装的《课子随笔》，里面收集了古人教育子女的文章；他还给过我一部《幼学琼林》，我还没有看，就被一个亲戚拿走了。
有时他也让我背点古文，如《古文观止》中《左传》、《战国策》的某些篇章，陶渊明、韩愈、柳宗元、苏轼的一些名作，以及清代彭端淑的《为学》。他还给我买过一套解放前商务印书馆的《少年百科全书》和周建人主编的一套科普书，这些书我常翻翻。上中学后他就基本不问我读什么书了，只希望我把自然科学知识学好些。不过，我记得上高中时，有一次父亲看我在读一本中国哲学史，对我说：“最好还是先看古人原作，不要一开始就看议论，现在的议论不一定对。”
●作文编造田家英“历史”，遭受父亲严责
陈小雅：少年时期的教育，你父亲给你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事情是什么？
陈晓农：上小学时，父亲只在每学期末看看我的成绩单。但有一次，父亲偶然看了我的作文，对我发了脾气。原来，那篇作文老师给的题目是《我熟悉的某某叔叔》，我写的是田家英，内容做了虚构，说田家英叔叔坐过国民党的监狱，经受过严刑拷打等等。父亲说：“你怎么能这样胡写？田家英从来没有坐过监狱！”我说：“老师说可以虚构。”父亲厉声说：“你这是胡编乱造！以后写文章不许胡编乱造！记住！”然后在作文后面批上：“这篇文章的内容完全是编造的！这篇作文不及格！”批完以后又说：“你把我写的话给老师看看！”我给老师看后，老师并没有说话。
●“群众不同意的事，即使有黄金万两也不要去捞”
陈小雅：你对父亲处理公务，最初留下了什么印象？
陈晓农：10岁那年，父亲回家乡搞调查。年底，叔宴妈妈带我和两个妹妹一起去福建，跟父亲一起在福建过年。离开福州回北京后的第一个新年，叶飞家的孩子们还给我们寄来了他们自己做的贺年片。但父亲1958年底第二次回福建时，他和叶飞的关系就处得不好了……
陈小雅：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们的矛盾？
陈晓农：是父亲对大跃进中的一些做法提出批评，和叶飞发生了争论。叔宴妈妈从福建回来后说，食堂的做法要不得，她在食堂吃饭时亲眼看到一个妇女把掉到地上的一大团米饭一脚踢开，这样子浪费，全不顾以后了。父亲1959年1月9日给中央写了信，我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里转述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书注释中对此信的摘录。但这个摘录很简略。前些时偶然看到《读书》1998年第4期一篇谈赵树理的文章，作者陈徒手写道：
“后来我看到1959年1月9日陈伯达致毛泽东的信（作为中央宣传工作座谈会文件之一散发），才发觉陈伯达在信中也有与赵树理相近似的感受，他在福建家乡走了一圈后，对密植、深耕、干部作风、虚报数字等问题对毛泽东直抒已见，他甚至明确地说：‘当群众不同意干的时侯，即使有黄金万两，也不要去捞。’”
1991年初，一位已离休的老干部对我说：“1958年底你父亲来福建时，和我同到一个生产队蹲点，天天吃地瓜，后来工作队的人都吃不消了，犯胃酸。我还好，我是当地人，但后来也觉得顶不住了，可你父亲仍是一声不吭，天天吃地瓜。你父亲通过与群众同吃同住，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他严肃批评了脱离群众的瞎指挥和浮夸风。后来我和叶飞说起此事，他说了一句：‘这样和群众同吃，很对，但是，也很难。’”
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父亲因起草刘少奇的报告，很疲劳。中央让他到玉泉山休息，所以他未参加讨论。会议期间的一个星期天，全家人正在玉泉山，忽然中南海警卫室打来电话，说叶飞和一些福建的干部要求见父亲，……叶飞这次来，有表示抱歉之意，这也是不容易的。
陈小雅：你父亲替刘少奇起草报告，如此“玩儿命”，是不是也是毛泽东后来在庐山会议上说，在“重大问题上”，陈伯达从来没有同他合作过的原因之一？陈伯达与刘少奇的关系怎样？
陈晓农：根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里的批语，这个报告毛泽东是看过的，毛泽东没有看的是刘少奇在讨论报告时的一个讲话。关于“从来没有配合”的问题，我想后面再谈。4至于陈伯达与刘少奇的关系，1970年庐山会议上“批陈”的时候，有人揭发：解放初期，刘少奇曾允诺，自己搬进新房子后，原来在中南海住过的旧房子陈伯达可以住，这确有其事。但结果是陈伯达没有住进去，因为杨尚昆对他说，这房子你不能住。后来是杨尚昆自己住进去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