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的回忆—范春歌
父母結婚的時候，一個在武漢，一個在西安。后來，在西安做美術編輯的母親調到了做軍旅畫家的父親工作的城市。再后來，我出生了。像我這樣因為父母的調動成為武漢人的肯定不少。
我的母親上班在漢口，我的父親上班在武昌，家人分別在江南江北工作的情況在武漢也很平常。所以長江邊的各個輪渡碼頭到了上下班的時間總是乘客爆滿，最壯觀的時候，排隊候船的人長龍般地從躉船一直逶迄到江堤上的售票窗口，尾巴還在沿江大道上甩。
兩艘渡船像兩把梭子在江面上不歇气地來回，可蠕動的人流仿佛總也載不完，于是，汽笛響起來的聲音好像不堪重負的老牛在長嘆。星期六是我父親從江對岸的武漢軍區大院下班回漢口這邊度周末的日子，每到那一天，我放學之后就來到輪渡碼頭，當父親的綠軍裝從涌出的人群里閃出來，便將小手放進父親的大手，然后一起回家。
家在漢口洞庭街同福里，一條有上百年歷史的老巷。巷口立有兩只圓圓的短短石柱，每天都被巷里的人當凳子坐在上面，調皮的小孩喜歡從這一只跳到另一只，跌下來被撞掉門牙的當然有，好在孩子的門牙還會重新生長。
夏天少不了竹床陣，每家擺放竹床的位置好像划好的國界，沒有人會越位的。夜幕降臨的時候，張家張開雙腿騎在竹床上喝綠豆稀飯，王家手持菜刀將竹床當案板切紅瓢西瓜，李家還嫌竹床涼得不夠，端來一盆盆水沖刷竹床，就勢將水泥地也澆透了。夏夜也是孩子們的天堂，即便趴在竹床上做作業也是快樂的事一樁。
母親從不出來乘涼，作軍人的父親更不，周末團聚，他倆總在屋里畫畫。油畫架上常常擱著一幅又一幅山水，草原遼闊，森林蒼茫。而窗外就是一堵赤紅的磚牆，夏日里如一塊燒紅的鋼板。父母常常為視線中這堵磚牆苦惱，甚至冒出個大膽的設想，在它上面繪一幅山水畫。可惜，那是別人家的牆。
慶幸的是在父親工作的軍區大院也有我們的一個家。所以我也時常跟著母親乘輪渡過江來到武昌何家壟。秋天來的時候，梧桐樹給陽台撐起金黃的樹冠，春天的時候有麻雀在屋檐下哺育雛鳥。每天早晨，院里會響起噠噠的軍號，吃飯的時候也響。有時候軍區會組織孩子們到后山打靶，打靶之后，我們就跑到山坡下的小溪里抓魚蝦，有湖不大，卻長滿美麗的荷花。
大院的生活是單純的也是激動人心的。不過，呆久了我還是會想念漢口的小巷。
白天，總有各种各樣的人走過這里，那個持一串銅板邊走邊抖，然后猛地收回手的是賣麥芽糖的，肩上挑兩只又寬又扁的籮筐，筐內的麥芽糖似一張攤開的大餅，覆一層薄薄的白霜。轉糖龍的總是將他那看不出年月的木箱悄無聲息地擱在巷子中央，自然會有大人和孩子圍上來，誰都想用一個硬幣撞个运气，將一條大糖龍舉回家。不過十有八九，那根墜著細鉤的木棍瘋狂地轉了几圈后，只是停在几個黑點上。“唉，八砣！”在人們遺憾的嘆息聲里，攤主不動聲色地塞給那個轉盤者一砣軟軟的糖團。盡管沒有形狀，總比什么都沒有強。吹糖人的生意也不錯，你即便不買，站在他的攤前，僅僅看看木架上那些胸脯鼓鼓的色彩鮮艷的憨態可掬的小動物，也是滿足的。小小的心容易滿足。
每天早晨，像時鐘那樣准時，巷里會走來一位胖胖的老報童，滿臉麻點，背著像他的肚子一樣腆起的裝滿報紙的大布袋，訂報紙的人家都在窗戶的鐵网上割開一個方口，70多歲的他投報時如一個敏捷的投彈手，一抬手就將卷起的報紙投進去了，看得我目瞪口呆。他說這一手在解放前就練出來了。大人講他是武漢賣報經歷最長、年紀也最大的“報童”。能在大武漢稱上一個“最”，的确讓我敬仰。
我還喜歡聞巷口一對河南老夫婦炕的芝麻燒餅香，喜歡拿一枚硬幣從街頭小賣鋪的木制柜台上那一排排玻璃罐中取話梅或姜糖，喜歡逛花樓街的時候數腳下數不清的青石板……
某一天清晨醒來的時候，我又听見軍號在響。我的生活就這樣在漢口和武昌之間擺渡，在船的穿梭中，江還是那條江，我卻長大了。
長大的我過江不再乘輪渡，太慢，盡管輪渡已有空調室，但乘坐它的人已經寥寥。武漢軍區撤消了，留下一座座干休所，那些曾經穿著軍裝上班的人們，開始穿起西服而且拎起了菜籃。軍號也從我的早晨消逝了。后山已沒有山，生魚蝦、長荷花的地方魔術般地生長出高得令人眩暈的住宅樓，听說還未開樓盤已經脫銷。
我也搬進了25層高的公寓，從來沒有离天空這么近，离大地又這么遠。偶爾回了一次小巷，竟碰見有人在轉糖龍，圍觀的只有一個少年，但少年很快在母親的喝斥下逃開了，馬上臨近中考。我駐步在散發著甜甜气息的木箱前，摸出一個硬幣，木棍剛剛在盤上旋轉，手机急促地響了。我不得不离開，因為自己就綁在時間的高速轉盤上。
老報童已經過世，報紙依舊每天出版，消息在變，版面也變成彩版。我在長大后慢慢變老，城市不會，它日新月异，大家都這么講，而事實也是。
父母的一紙調令，讓我出生在武漢，成為武漢人。我原來視為生命的一次偶然，如今我想，即便出生在西安，我所經歷的也不會有二樣。
因為城市都是相似的。
所以，今天的我愛遠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