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村庄的消亡看中国基层公共卫生危机 (ZT)

从一个村庄的消亡看中国基层公共卫生危机 财经文摘



在柏叶房村，1986年以前的死亡病例基本遭到忽视。那之后，不断有年轻的农民死去。此外，当地的报章披露说，有一部分人则先天残疾，连四肢都没有。

44岁的张报华正在为一项“废物利用”工程迟迟不能启动而焦虑──一年以前，他代表柏叶房村委会分别向省、市、县三级农业主管机构递交了一份报告，计划将现在已经杂草横生的柏叶房村旧址100多亩土地改造成大棚蔬菜种植基地。但一年时间很快过去，他没有得到批复，计划不得不就此搁置。

张报华是江西省余干县柏叶房村民委员会的书记，他掌管的这个村庄位于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畔的东部地带。从2003年开始，这个村的900多口人分成两批用了两年时间逐步迁离此地──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们面临着共同的死亡威胁，有超过70个青、壮年因为同一种疾病同时或先后死去，另外一些人则疾病缠身或终身残疾──对于疾病的未知和恐惧使人们心甘情愿地抛弃了故土。

20年里，癌症一直纠缠着这个村庄的人们。有书面记载的集体病例发生在1986年，那时候中国乡镇一级的卫生防治体系尚未全面建立，乡村作为中国最基层也最偏远的行政区划，卫生医疗资源几无覆盖，不明原因的病死现象屡见不鲜。在柏叶房村，1986年以前的死亡病例基本遭到忽视。那之后，不断有年轻的农民死去。此外，当地的报章披露说，有一部分人则先天残疾，连四肢都没有。

张报华的父亲和叔父在20年前同样死于不明原因的病症，他的父亲在48岁的时候死去，而他的叔父则是40岁。由于医疗卫生条件和诊疗技术过于简陋，尽管他们都在县城接受过检查，在患病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却并不知道自己所患病症。他们采取那种吞服草药的农村传统治疗方法，以期达到驱散病毒的目的。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他们应该都是死于癌症，张报华对《财经文摘》说。20年间癌症死亡现象过于频繁，使张报华毫不犹豫地做出这样的判断。在他父亲死后，开始陆续有人因为癌症丧命。最初，整个村庄每年会有一两个年轻人患上这类疾病，后来一年会出现十几例癌症患者，年龄介于20岁到50岁之间。而在所有癌症种类中，肝癌和直肠癌是柏叶房村人群中最普遍患上的两种癌症。

那时候感到有些可怕，张报华说。后来，他们主动将情况向政府做了报告，请求帮助。1992年，江西省的卫生主管部门和肿瘤医院派遣工作人员对柏叶房村病例进行调查。初步认定是人们的饮用水存在问题。张报华说，他们的结论是，人们的饮用水中汞含量超过卫生标准的3倍，因此致癌。

医学经验称，汞是自然界唯一以液体形态存在的金属，任何形式的汞在一定条件下都可能转化为剧毒的甲基汞，进入人体后将会侵害人的神经系统，临床表现为头痛、头晕、肢体麻木和疼痛、肌肉震颤、运动失调等，在体内蓄积过高，能致癌。当年的专家结论大致援引了这个依据，并强调了汞中毒的致畸和致突变现象。历时近10年的集体癌症、残疾病例被确诊。当地的报章报道称，生命之源的水成了夺去许多人宝贵性命的“真凶”。

那以后，柏叶房村的人们努力改善水源，为了避免饮用汞含量超标的地表水，他们挖开地面，在距地表两米深处取水饮用。张报华说，当他们知道致病原因后，心情愉快，认为一切不幸都将烟消云散。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对于农民们掘地取水的行为表示赞赏和支持，拨付1.3万元人民币予以补助，鼓励每户人家都打上一口水井。

鄱阳湖畔地势低洼，汞含量超标的水源很容易污染地下水，并且农民们在距地表两米处取水，所取之水仍然是地表水，这无助于改变柏叶房村人们的患病情况。他们将水送往卫生机构进行检查，得出的结论是汞含量仍超过正常卫生标准1倍。此后当地的报章报道说，困惑的人们试图从不受疾病困扰的邻村引水，但引水设备需要一笔“昂贵”资金，这使乡村两级的财政无力负担，改水计划没有实现。

1998年，长江泛滥成灾，咆哮的洪水冲毁了沿江的村庄和房屋，政府做出了治理江河的重大举措，并利用国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同时，又先后在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四省启动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工程。鄱阳湖是治理目标，居住在湖畔的人们为此开始迁往异地。余干县一些濒临中国最大淡水湖的乡镇也被纳入移民建镇工程，苦于集体病症困扰的柏叶房村民希望这会成为他们命运的转机，但这一愿望并未完全实现。

2003年，柏叶房村死亡病例出现增加趋势，恐惧的村民向官方递交了请求迁移的报告，官方予以确认。当地卫生院的医生江增胜对《财经文摘》说，之所以很快获得来自官方的支持，是因为余干县卫生防疫站的防疫科长是柏叶房村的人，起了上下疏通的作用，否则肯定不会引起高度重视。

这一年，余干县一位主要执政官员的亲自视察改变了柏叶房村的状况，当地报章披露说，这位主要官员在乡村干部群众大会上表示，使柏叶房村尽快搬迁，就是在实践“三个代表”。这位官员还说，这个村庄的人们生活一天过不好，作为官员的他们就一天睡不好觉。在那次会议上，这位官员还当场在请求迁移的报告上作出批示，接着，全县开始行动，搬迁规划、专项资金和移民补助很快被落实下来。

希望早日脱离苦海的想法促使人们相继离去，一个存在了若干年代的村庄消亡了。实际上，张报华并不太愿意相信水源是致病的唯一原因，也不认为搬迁之后会使人们免于病痛。他认为还有其他的致病原因并没有被找到和解决，他说，一切都存在太多不确定性。他呼吁卫生防疫机构对此加以重视，进行多方面的调查。

在余干，掌管县卫生防疫站的施水生同样对于集体癌症病例的致病原因表示不能确定。2003年以前，施水生还没有在卫生防疫站的任上工作，当他2003年来到防疫站履新的时候，前任站长留给他一纸从前的诊断报告。施水生对《财经文摘》说，根据省里的初步认定，柏叶房村高密度癌症病例是水源问题。

但同时他也无法解释与柏叶房村相邻村庄为什么水源就没有问题，他说，按理说，他们吃的粮食、耕种的土地，以及生活习惯，好像都差不多。施水生感到其中原因有些错综复杂，他说，一方面可能是水源，一方面可能是环境卫生在恶化，另外村庄里病人多，粪便污染后也很容易传染，得了肝炎也容易引发癌变。

显然，这只是一种假定，卫生防疫部门并没有掌握实际的患病原因，而且施水生还表示，在柏叶房村成为癌症村前后直至搬迁，他无法确认实际有多少患病者，尽管他表示，在每个乡镇的卫生院都会实时报告一些病例，他们也会在必要的时候下去就一些病例进行调查。

这个人口超过90万的国家级贫困县的卫生防疫站，现在有47位工作人员，作为一个公共卫生单位，管辖着超过10个乡镇卫生院。施水生说，哪里都会有一些业务骨干。

但这些业务骨干对于应对突发的传染性或非传染性疾病毫无有力措施可言，尽管自80年代开始，中国的乡镇卫生院作为公共卫生资源覆盖的标志被陆续设立，但面对一起历时20年的集体癌症病例现象却无能为力，不仅如此，包括县、市甚至省级公共卫生医疗机构也无法深入乡村给出有效应对，一个村庄最后只得被迫荒弃。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看来，因为全民性质的医疗保障制度和基层社区卫生防治体系欠缺，由于某种不确定性的原因导致集体病例危机的现象，并非柏叶房村独有。

中国目前并没有一项具体数据可以显示存在着多少类似村庄，但无疑，报章对此类现象的披露近些年并没有中断过。癌症村的称谓不时会出现在一些媒体的报道中。

贾西津8月21日在北京对《财经文摘》说，如果有一个最基本的医疗保障覆盖体系，重大的群体性疾病发生概率将被降低。但她继而表示，中国当前的医疗状况有点“全或无”。如果地理区位好，经济条件优越，一些地区的医疗资源会被无所顾忌地滥用，例如治疗一项普通感冒也需要动用几百块钱的药物。而在相反的地区，一些人则连生命健康的起码保障都不会有，“我们完全没有在一个高技术条件时代里完成最基本的医疗保障。”

医学硕士出身的贾西津说，虽然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不断提升，但用于最基础的保障资金是有所差异或不能保证的，这直接制约着全民医保和医疗援助的实现，以致农村地区的公共卫生问题不断累积和恶化，当被发现之后，解决起来相当棘手。

那些经济不发达地区正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贾西津说。是要建立一个“全或无”式的面子医疗工程，还是就现有水平建立一个更加贴近基层、适合农村需求的、以基本防治服务为主体的特色基础医疗体系，这是需要加以注意和考虑的问题。过去20年间，在“全或无”的医疗资源不均衡覆盖下，当公共卫生问题越来越严重时，病人们不得不被迫进行高额投入的治疗，这是一种极普遍的情况。

建国初期，基层公共卫生领域由赤脚医生和中医药防治疗法组成，尽管看起来技术简劣，但对中国而言，这种模式还是有所收效的，一些疾病能被有效地提前控制住，并不是所有疾病都需要动用更高级医疗仪器。贾西津说，这符合基本医疗保障的要求。

她还介绍，在现有资金量达不到要求的情况下，一种社区型的医疗和防疫模式，可以使很多病症在最初就得到缓解，从而不会让所有问题积累到要死人的地步。她说，社区型预防模式是很适合中国农村的。

官方对于基层卫生状况也显得忧心忡忡。现在，尽管中国有3592个疾控中心（防疫站）和4万所乡镇卫生院，但乡镇的医疗条件与卫生资源并不容乐观，很难发挥实质性的救治效果。卫生部长高强去年接受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采访时说，虽然中国在国家、省、市、县四级都设立了负责重大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执法监督专门机构，而在乡、村两级没有相应的机构，也没有专职或兼职人员，缺乏必要的监测检验设施和经费保障机制，不能有效预防、监测、发现、报告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高强说，中国有七亿农民，基本生活在乡村两级。农村基层疾病预防控制网络的不健全状况，难以有效控制重大疾病的流行。这种防治状况一度受到评论家的批评，他们警告说，中国城乡防病体制早已瘫痪或崩溃。一位叫李菊石的批评家称，现在，全国范围内“重治轻防”的思想严重回潮并笼罩着整个医疗卫生界，医疗卫生资源的分配和分布畸形发展，经济效益、金钱第一是每个单位的首要考虑，社会效益和人民利益连挂在嘴上说说都很勉强。

在余干县卫生防疫站，施水生向《财经文摘》抱怨了国家财政补助的微薄以及办公条件的简陋，一方面认为防疫站需要国家更积极的财政扶持，另一方面，他也暗示受财力的困扰，他们并不能更好地展开工作。

但李菊石撰文说，社会主义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赤贫基础之上，在科技、教育、文化、经济都处于开创振兴阶段，各种资源仍较匮乏薄弱的条件下，50年代至70年代成功消灭或有效地控制了多种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但在防治技术和手段更加成熟、有效、医疗药品更加有保障、资金更加充足之后，疫情的降低进展缓慢继而停滞，许多原被控制的疾病正卷土重来。

李菊石说，现在，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虽然越来越先进的进口设备充斥了越来越豪华的医院大楼，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无法到这里解除痛苦和提高健康水平，社会上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并没有取得显着进展。

李说，这是中国公共卫生领域发生的戏剧性变化。去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个课题组在一份评价报告中也提出，虽然在2002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已经增至5.42%，但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公共卫生领域，一些卫生、健康指标甚至恶化，新的卫生、健康问题不断出现。

除此之外，由于医疗卫生资源的覆盖不均以及受防疫、诊疗技术的限制，乡镇患病者的损失显而易见，在经济负担日益加剧的同时，生命质量并不能获得良好的挽救。

在柏叶房村，过去年均600元的收入入不敷出，患者为了治病只能举家负债。张报华说，他们村庄有超过70口人患病，平均一人每年花4万元治病，总额也接近300万，不仅最终无法治愈，家庭的生活质量也直线下降。负债的人陷入经济窘境的同时，也使出借人家庭陷入了困境，相互联动，整个村庄都在变穷。

尽管早在2002年，政府就表示要大力推进医疗救助制度，要求省、市（地）、县级财政都要根据实际需要和财力情况安排资金，对农村贫困家庭给予医疗救助资金支持，对实施合作医疗按实际参加人数和补助定额给予资助。中央财政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对贫困地区农民贫困家庭医疗救助给予适当支持。但这项举措并没有完全覆盖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