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说“焚书”
·冯锡刚·
１９６６年的暮春４月，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文革”风暴即将
降临。文坛泰斗郭沫若以副委员长的身份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议，在听取文化革命
的专题报告之后，即席发言，检讨自己“实在没有改造好”。出乎在座衮衮诸公意
料的是，郭沫若为表示自己从头改造的决心，竟说了这样一番话：
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
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
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
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向工农兵
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１９６６年４月２８日《光明日报》）
郭沫若的这个检讨发言在４月底由《光明日报》全文刊登后，国人特别是知识
分子为之震惊，国际文化界亦因之掀起一层波澜。国人的殷忧自然无法诉诸传媒，
而国际舆论却由此而获得抨击“文革”的实证。有鉴于此，郭沫若于７月上旬在北
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作出响应。郭沫若说，石西民（新任文化部副部长）
的报告“使我深受感奋，我便即席发言，坦率地作了自我批评，表达我衷心的感受
”。郭沫若特别就“要把自己写的东西烧掉”这一极为敏感的问题作了勉为其难的
解释，并对一些国家的强烈反应予以“回击”：
这种深切的感受，一方面使我为文化革命的胜利庆幸，另一方面也使我不能不
引起作为知识分子的应有的责任感。我检讨了自己，我说用今天的标准看来，我以
前所写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严格地说应该烧掉。这是我责任感的升华，完全是出
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但我把这话传播出去，出乎意外地惊动了全世界。有不少真
挚的朋友对我表示了深切的关怀，我向他们致以谢意。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现代修
正主义国家的报纸和刊物上，却卷起了一阵相当规模的反华浪潮。他们有意歪曲我
的发言，藉以反对我国的文化大革命。（《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的发言》，１９
６６年７月５日《人民日报》）
一个半月之后，红卫兵上街横扫“四旧”，大规模焚书便成为扫除“旧文化”
的时尚。
攻之者说，郭沫若的发言为这场毁灭文化的大规模焚书运动做了舆论准备，难
辞其咎；辩之者说，郭沫若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他本人并未真的烧过自己的一
页书，此说不过是以“自诬”手段求得自我保护，应予理解和宽宥。
说郭沫若的发言导致后来的红卫兵焚书，显然夸大了他在当年政治生活中的实
际作用和影响。历史的真实是，除了毛泽东，谁也不可能有登高一呼、天下云集响
应的权威。但毋庸讳言，郭沫若的“焚书”说因其极端的自我否定，无疑为急剧膨
胀的虚无主义思潮现身说法，推波助澜。
对于这位浪漫主义诗人过甚其辞的说法，一般的文化人也并不就真的认为他要
动手烧自己的书。郭沫若在这年５月间会见日本友人，特意安排在自己的寓所，指
着书橱中排列整齐的著作说：“你们看，书不是都还在吗！”１９６７年８月，郭
沫若在答复一位青年教师对他的批评（“简单的烧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也是不科
学的”）时，正面解释了一年前在检讨发言中的“焚书”说：
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
（致徐正之，《郭沫若书信集》下，４０９页）
这番解释印证了他会见日本友人时说的那番话。这样看来，郭沫若的“焚书”
说并非物质意义上的焚书扬灰，而是脱胎换骨、洗心革面的从头改造。这在本质上
也还是对虚无主义的认同和张扬。但是，这种“凤凰涅盘”式的“焚书”就没有自
我保护的成份吗？郭沫若的挚友李一氓指出：他不是一位单纯的文学家和学术家，
还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作为历史学家，他熟悉历史上那些以自诬求自保的做派。这
真是知人之论。一当形势变化，郭沫若对自己的著作就不再持“烧掉”的态度了。
１９７２年１０月，郭沫若亲自接待专程访华的日本友好人士，洽谈日本京都雄浑
社筹划出版十七卷本《郭沫若选集》事宜。郭沫若对日方的计划表示同意和支持，
显然是对六年前“焚书”说的否定。这拟议中的十七卷本的选集，几乎囊括了自《
女神》以来的全部文学创作。看来，郭沫若不但不以为自己几十年来笔耕的几百万
字作品真有付之一炬的罪行，而且还认为有传播海外的必要。
焚书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焚自己的书，另一种是焚他人的书。焚自己的书，一
般来说旁人不便置喙。如果说曹操烧《孟德新书》只是小说家的演义，那么果戈理
将《死魂灵》第二部的手稿在未付印前即自行焚烧却是不争的事实。后人对此除了
惋惜，更多的是尊敬。郭沫若的“焚书”说虽也只是指自己的著作，却是屈从外界
压力、投合错误思潮的违心之说。以“凤凰涅盘”来答复世人责难，似乎本是消除
“误解”，本是表明心迹，但归根结底，也还是违心之言。
那么作为文坛泰斗的郭沫若，对“焚书”究竟持怎样的态度呢？
在中国历史上，开了焚书先例的是秦始皇。郭沫若对这个历史事件前后截然不
同的评价，是颇能发人深思的。
１９６１年１２月，郭沫若作《读〈随园诗话〉札记》，其第八节为《论秦始
皇》，涉及“焚书”：《诗话》卷二第六二则，引罗两峰《咏始皇》云：“焚书早
种阿房火，收铁还留博浪椎。”袁枚以为“妙”。
以焚书而言，其用意在整齐思想、统一文字，在当时实有必要。然始皇所焚并
不多，书多藏在官家，民间欲学书者可就官家学习，此犹今之图书馆也。其焚书最
多者实为楚霸王，焚秦宫室，火三月不绝，即所谓“阿房火”也。这不知焚了多少
古书！项羽乃楚国没落贵族，为楚将项燕之孙，幼时“读书不成”，故不知文物之
可贵。何能怪罪于始皇耶？（《郭沫若古典文学论集》７４２页）
项羽焚烧阿房宫连带着所藏的古书，自然是一大罪过，但其用意却并不在“整
齐思想”。为着“整齐思想”而“焚书”，郭沫若竟认为“实有必要”。这种可怕
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似乎也为五年后检讨发言中的“焚书”说埋下了伏笔。以笔
者的推测，郭沫若当然并不真的以为自己的书要全部烧掉，但为着“整齐思想”，
他人的有碍“整齐思想”的书就未必不能付之一炬了。事实上，当时的不少知识分
子在读到郭沫若的检讨发言时的一个条件反射便是：以郭沫若这样“又红又专”的
文坛泰斗和学界班头的书尚且要“烧掉”，自检以下，遑论其它知识分子的著述了
。
郭沫若对秦始皇焚书的评价，据他在《读〈随园诗话〉札记》的序中所说，“
良由代易时移，乾旋坤转，价值倒立，神奇朽化”，贯穿的是“今之意识”。郭沫
若在１９４３年撰写《十批判书》时是如何评价这一历史事件的呢？
在严刑峻法的威胁高压之下，普天四海大烧其书，所没有烧的就只有博士官所
职和医药卜筮种树诸书而已。博士官所职当在中央，不久再经楚人一炬使秦宫被烧
，三月不灭，藏在中央的图书应该也就被烧光。这无论怎么样说不能不视为中国文
化史上的浩劫。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
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十批判书》３８９页，人
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４年）
在那个时代，郭沫若透过焚书事件，痛心疾首的是思想自由所遭到的“致命的
打击”。相隔十八年，郭沫若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评价，确实发生了“价值倒立”的
转换。个中原委是什么呢？郭沫若１９６０年致历史学家翦伯赞信中的一段话透露
了缘由：
“雄才千古说秦皇”句，建议改为“雄才今日识秦皇”。因为古来都是骂秦始
皇的，由毛主席的《沁园春》才把他肯定了。（《郭沫若书信集》上，５５５页）
这就是说，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评价左右了郭沫若。毛泽东为秦始皇翻案，虽未
形诸文字，但却有一段在大庭广众之下为“焚书坑儒”翻案的论述。１９５８年５
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称赞“秦始皇是厚古薄今的专家”，当场驳斥
林彪的“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责难：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
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
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
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转引自《东方文
化》２０００年第４期钱伯城文）
以郭沫若的政治地位，当时一定听到了这个讲话的传达。他在次年３月写《替
曹操翻案》时，也提到要替秦始皇翻案。毛泽东的这番话虽未涉及“焚书”，但郭
沫若不难领会其精神实质，故而在１９６１年的文字中作了“整齐思想”、“实有
必要”的发挥。
郭沫若对“焚书坑儒”评价的倒转，只是对毛泽东崇拜的一个例证。这种崇拜
一直伴随着郭沫若走到生命的尽头。１９７３年８月，毛泽东在读了柳宗元的《封
建论》后赋诗批评郭沫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毛泽东认为《
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因而在诗中还点明“十批不是好文章”。对此，郭亦赋
诗表明心迹：“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如果说郭沫若对江青在“批
林批孔”运动中的颐指气使、威逼利诱极为反感，以沉默表示抵制的话，那么对毛
泽东的批评从未抵触。１９７７年１２月，为纪念毛泽东诞辰，郭沫若赋七律一首
，中有“九旬承教认孔丘”的感念。此前两个月，郭沫若在致林默涵的信中说：“
《十批判书》，殊多谬误，望您不吝指正，以俾减少罪愆。”正可以作为诗句的注
脚。
文坛泰斗说“焚书”毋宁是历史的悲剧。透过这历史的悲剧，值得后人吸取的
教训是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