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反右运动和十年“文革”是两场不堪回首、而又不能不回首的灾难。在这两场运动中，除了五十万知识分子成为“右派”以外，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反党集团”就有“章罗联盟”、“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三家村”黑店三个，因此而受到株连被打成的“反革命分子”、“黑线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到底有多少则难以统计，因此而断送前程的知识分子到底有多少也难以统计，因此而使中国的科学技术滞后世界强国的时间和距离则难以估量。
令人无比痛惜的是，在这两场运动当中，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在承受巨大灾难的同时，又作了最为淋漓尽致的表演。在反右和“文革”的政治舞台上，不管愿不愿意，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出演着各种角色。有史良这样的乘风飞扬，落井下石；有胡风这样的相互攻击，同室操戈；有周扬这样的按图索骥，蓄意整人；有郭沫若这样的见风使舵，左右逢源；有陈伯达这样的与虎谋皮，助纣为孽；有姚文元这样的趋炎附势，卖身投靠；有戚本禹这样的一阔脸就变，得志便猖狂；有余秋雨这样的投机帮闲，捉刀代笔；有田家英、廖沫沙、吴晗这样的以死抗争；有老舍、傅雷这样的自我解脱；有张志新、遇罗克这样以鲜血和生命捍卫真理的志士 ------ 。而绝大多数在文化艺术、科技教育领域里的知识分子，则作为“臭老九”在“夹着尾巴做人”，进行着“脱胎换骨的改造”，“彻底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就连文革的先锋“红卫兵”最后也到新疆内蒙、云贵高原和北大荒去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如果我们站在今天的制高点上去俯瞰那段历史和那段历史中的知识分子，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任何一个经历过这段历史、从那个岁月走过来的人都知道，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背景下，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知识分子无疑是处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人人都得划线站队，人人面临着选择，谁也不能超然度外。在生存和毁灭之间，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不会像田家英、吴晗、廖沫沙、老舍、傅雷那样选择毁灭之后，还要背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十字架，也鲜有人像张志新、遇罗克那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而会选择生存，即使这种生存对一个个体的知识分子来说，可能是痛苦的、屈辱的、违心的、无奈的甚至是苟活的。要生存，就得自我革命，这就是为什么在文革当中，知识分子会投入那场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去编写语录歌，去布置红海洋，去跳忠字舞，去忆苦思甜，去斗私批修，去口诛笔伐牛鬼蛇神，做着违心的事，说着违心的话。所以我对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在一洒同情之泪的同时，更多的是理解和谅解。
至于那些卖身投靠的御用文人，投机钻营的帮闲文人，出卖灵魂的无耻文人，他们所种下的罪孽是不可饶恕的。他们已经被钉立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即使侥幸逃脱，也必将受到惩罚，至少他的灵魂时时接受着正义的审判，他的良心时时接受着道德的拷问。令人可悲的是他们在制造悲剧的同时，也制造着自己的悲剧，他们既是悲剧的始作俑者，也是悲剧的殉葬者，他们是一群真正的悲剧人物！
令人气愤的是当年的一些“反右英雄”和“文革精英”在沉寂了相当一段时间以后，而今又活跃起来，或涂改事实，或歪曲历史，或文过饰非，或推诿责任，以谎言去蒙骗年轻的一代。作为经历过文革的人，如果对他们的丑行不予揭露，不予鞭挞，那就无颜面对那些屈死的冤魂。
由此刻画文革中文人的各种脸谱，揭示他们的心路历程，并探究铺筑这条心路的原因，就显得更有现实意义。为什么那时的知识分子思想会如此苍白？为什么灵魂如此扭曲？为什么为了自己的生存去出卖良心？为什么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以最尖刻的语言批判同类？甚至以编造的谎言铸成从背后射杀同类的子弹？
我怎么也忘不了章伯钧先生次女章诒和女士在《往事并不如烟》中那令人振聋发聩而又痛彻肺腑的呼喊：“在父亲凄苦而死，母亲悲苦无告的时候，谁敢到我那屈死的父亲跟前看上一眼，有谁敢对我那可怜的母亲，说上几句哪怕是应酬的话。。。。。。人心鄙夷，世情益乖。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似流星附逝，如浮云飘散。太多太多被扭屈的灵魂，我们又如何能面对这样的无情无暖。”
历史是一面镜子，更何况是过去不远的历史，我们更是记忆犹新。把真实的历史记录下来，剖析给人看，目的自然也要让读史的人在读这段历史的同时，要“以史为鉴”，放眼未来，不要让那些历史的悲剧重演。同时在痛定思痛之后，更使我们认识到彻底肃清文革遗风，打造一个和谐的社会，对于作为四化建设中坚力量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何等地迫切和重要！
往事并不很远，让我们时时回望。
（《闲话文人》到此告一段落，向所有关注拙作的朋友鸣谢，欢迎继续提出宝贵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