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单程机票
岳母今天早上回北京了。我们一家人早晨五点钟起来来到楼下时，她已经早早吃过早餐，一切准备就绪，单等我们送她去机场了。她是九月初北美劳动节那天从美国过来的。从她一来的第一天，就嚷着要买机票回北京，还一定买单程机票，似乎北美的生活对她来讲真真是一天也住不下去。在我们这里能住上十天半个月，那是她的天大的委屈，对我们的最大的迁就了。其实，她来之前就做足了工作，每次打电话，她就总是讲要回北京看病。她从来不说自己有病，怕我们在外惦念，可这次，竟不仅承认自己身体不爽，还找出若干症状，这里不好，那也难受，就象小孩为了不去学校，搜肚刮肠地找理由一样。她的目的不过是让我们同意她马上可以回北京。三人可以成虎，而话说三遍，也足以使我那学医当大夫，而且是对老年病颇有研究的妻子感到问题的严重。
让她一闹，我那还算是精明的妻子还失去了她对人和事物的基本判断。当今旅游公司竞争很是激烈，你一旦订票，他马上就让你出票，惟恐顾客跑掉。还讲出各种理由说如果你不出票，就无法保证你可以按计划起程，云云。一旦你出了票，改期加钱就是你的事了，反正他没有把银子让别人赚到。谁都知道十月以后到圣诞节之前是旅游淡季，弄张票还不容易！结果是岳母比旅游公司的人还着急，早上订了票，下午就一定马上要把票取出来。妻子原计划陪妈妈再看看多市的市容，买买东西，结果两个人临时改主意去取票。本来打个电话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事情，却把好好的一个周末全都搭了进去。不拿到票她会寝食不安，坐卧不宁，就连一时半刻也离不开的电视连续剧，也看不下去。为了安抚老人那颗动荡不安，还装了人工起博装置的心，妻没有其他选择，只有乖乖地早早为妈妈买好了回北京的机票。回京的时间是刚好来我们家一个月。
她是今年三月我回国为母亲送完葬时顺便岳母接到北美来的。母亲刚刚走了，岳母便是我们双方父母双亲中唯一还活着的。她已经是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了，却一直多年寡居于北京。她的祖籍在上海，北京连一个至亲也没有。妻子，她的兄嫂和我一样都是７７年那次考上大学的，又在都国内读完了硕士，前前后后自费留学来到国外学习的。自从我们到了国外，她基本都是一个人过的。以前，她身体还好，又有一些老朋友，每天的活动也不少。她一直是老干部合唱团，新四军合唱团的付团长。退休以后也跟上班时一样忙忙碌碌地自得其乐着。随着年龄一天天老了，她出去活动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
岳母最自豪的是她两对孩子是四个Doctors。其实真正给人看病的Doctor只有一个，其它三个虽说是出于名校的Doctor，但不能给人看病，只是学术意义上的。对于她，这都不重要，反正是Doctor就行。她的自豪感在于我们不需要她的为我们走后门安排工作，让她晚节不保。她的自豪感即没有给我们丝毫荫惠，也没有让她享受到多少家庭团聚的天伦之乐。由于我们出国读书，然后在国外定居发展，只留她在北京独守空城，连照顾她的机会也没有。一个人孤孤独独地过了二十来年了。平时没有事情是还好，就怕她生病。我们很更担心她一个人住时，万一半夜有个三长两短，找人都来不及。如果万一在家出了什么事情，好几天以后才被人发现，那我们可就要抱恨终生了。 过去也有几次接她出国探亲，但都是也最多住上一年便一定要回北京。
前年春节期间我们就曾忽然找不到了她的行踪。家里电话几天没人听，我们后来把电话从多伦多打到很多多年不大来往的叔叔阿姨家，先是没来由地给人家拜年问好，然后再询问她是否来过，可曾邀她一起过年。最后，才总算通过她老人家的朋友在同仁医院的病房了找到了她。原来在春节的除夕，她因为心脏不舒服去医院看大夫时，被大夫给留院观察了。为了这事，我专门去找了她们老干部处的人，留下国内国外的联系电话，以免一旦出事单位找不到我们。后来，她自己要做安装心脏起博器，手术前要单位里的人在手术单上签字。人家怕担太大的风险，才和我们联系。还多亏了老干处的人及时打电话给我们，才让我们能在动手术前赶回国去照顾她。
再一次为她准备行李，却发现，两只行李箱已经被带来的衣物塞的满满的了。那些过冬用的厚衣服还都没有穿过，就又要放在箱了带回去了。箱子里的衣物无疑都是她最喜欢的，平常也不舍得穿。尽管式样旧了，质地也很一般，却仍然保存完好。她一个人走，希望她轻装简行，飞机上限重又很严了，所以没有什么可以为她准备的。倒是她自己坚持要去买一些送人用的纪念品。妻陪她去了，可她只去ＤＯＬＬＡＲ店，买的全是价值一两加元钥匙链，小闹钟之类来自祖国的那种谈不上任何做工的东西。她告我们，她送给人这些礼物时人家觉得很好呢。我实在不忍心再揭开秘密让她失望了。如今的中国早已变的人物皆非了。谁会在乎着一点点轻如鸿毛的礼物呢，虽说礼轻情义重，可又有几个人超脱到一点儿不看中礼物中的含金量呢？所谓好，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谎言罢了。这种谎言连我那在国外长大，从不掩饰自己的女儿也会讲，不过是了让她高兴而已。记得不久前我两次从芝加哥和纽约过境的时，在机场免税店里见到的那些明显是国内代表团的人，他们的职位常在不经意中被属下一声“处长”，或“厂长”而暴露无无疑。那些人购买免税商品，“大气”到一出手就是几百上千美元，足以让我这个出国留洋多年的人瞠目结舌。相比之下，送礼物的人能如果有岳母这种不知不觉中的出世之举，拿着不如鸿毛一般的礼物，去撼动泰山般的情谊，中国真是要少出不知多少“陈良宇”一类的贪官污吏了。
岳母是当年把脑袋别在裤腰上，跟着共产党打江山的上海地下党。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在敌人眼皮底下去做上海工商届的统战工作。可是共产党打下了江山后却没有让他们过上什么舒心的日子。不断的运动使他们在政治上起起伏伏，经济上捉襟见肘地过了一辈子。反右那年她为给她的领导胡耀邦提意见，被自己的组织扫地出门，弄到山西改造了好几年。文革中也曾被下放到工厂去再和工人打成一片，没黑没白地为北京市民酿造啤酒。那时人民的生活是以三大件（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为奋斗目标的，就好象现在为房子和车子而奋斗一样。她为北京的三大件的发展作出非凡的努力，曾经是北京自行车厂的厂长，是北京可数的几个女主管厂长之一，敢跟市长张百发拍桌子争道理。在文化局主管建设时，也为北京的文化场所会馆建设做了不少好事。
当年在上海工作的领导与下级很多人都高升到国家领导人的地位，而她干到了一辈子，也不过是一个在北京可以一竿子打到三个的局长。她对能当什么官好象到没有象她对自己的仪态风度那么认真过，为了照好相，她能照一张相换一次衣服。她可以接受很多时髦的新鲜事物，但却不肯放弃她一生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初衷。使她难以释怀的是她为之献身的事业，竟象轮回一样在九十年代末又回到四十年代初的旧上海滩。她不理解私人企业的老板居然也可以入党！共产党员怎么能是私有企业的拥有者呢！她更看不下去很多共产党干部的蜕变与集权，于是在她还没到退休年龄时，便自动请辞退居二线，她也骂共产党，但她的那种骂，就象打下江山的将军痛恨自己的纨绔子弟坐吃江山一样的，出于深深的无奈。
两年前我回国时，岳母为了招待我，特意从冰箱里拿出她储存的风干鸡，盐咸肉，还有虾蟹做了好几个菜。作为上海人，又曾在大家里长大的她，做几个菜本是一件可以炫耀手艺的机会，可是当我看到她颤颤微微地把菜做好，摆到桌面上来时，我竟有一种别样的感觉。那些她用来招待我这个海外回来的乘龙快婿的菜，已经由于保存了很久失去水分，而没有一点美食的感觉了。我不是一个挑剔的人，几乎所有可以入口的东西，我都可以接受。但是那餐饭，我是就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吃下的。想不出来我们不在家时，她每天都能吃到些什么，她的日子又是怎么打发的。做为一个为了新中国做了不少贡献的老干部，国家给她的待遇是不错的，我曾戏称她是独享共产主义特权的遗老遗少。可是，她更需要的应该是亲情。
那次从国内回来后，我就同太太和她的哥哥商量把她接来一起过。绿卡办得还算顺利，不到两年就半妥了一切。三月份我刚好回国顺便把她接来，原以为她可以住下来，不回去了。我们两家一个在费城，一个在多市，虽说相距近千里，但开车也只是８－９个小时的车程。让她在两家来回轮换住住，也可以享受几年的天伦之乐。可是谁知道她在美国掐着手指住了六个月另一天，就跑到我们家。说是在再坚持两个月就一定回北京了。多市是北美华人聚居的大城市，这里的华人有几十万。十余年前我们从欧洲跨大洋搬到北美来，我的朋友实在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不回国发展，他说去多伦多还不如回中国。那里就象在国内，华人多到如果上趟厕所见到三个人的话，大概可以有两个半是华人。这里中国人的团体，电台都开发的很不错，商店里的中国货多得不胜枚举。我们可以让她的生活很充实。可不管跟她讲多少话，举出多少足以使人诱惑的好处劝她，还是事倍功半，反倒让她觉得她是我们的一个负担了，怎么让她高兴也高兴不起来。她的生活只能是在北京，那个不是生她，却给她留下很多痛苦回忆的地方。她的老朋友在那里，她还舍不得她的那些当年一起搞革命的老朋友，他们一起搞的老战友合唱团，老战友桥牌队，和舞蹈队。当然，还有那一天到晚看不完的电视连续剧。她的那片天空只能在那方让她乐过，苦过，伤心过也失望过，却又不弃不离的土地上。
在机场，我们帮他完成登机手续后，被告知，她要下两层楼到另一个登机楼去上飞机时，我们很担心不会讲英语的她如何找到要去的登机口。于是便希望在通行的旅客中找个人帮忙陪她过去。妻焦急地找了好几个人都不理想，不是只讲广东话，便是ＡＢＣ或ＣＢＣ。好容易找到一个四个人的国内代表团，问明是回北京的，可人家得知是要帮忙陪老人上飞机后，又马上谎称不去北京而改去香港。还是航空公司提供了轮椅服务，才得以让她无忧地离开我们。
她又回去了。是一个人回去了。加航的地勤人员推着她从安检门里消失了。我不知道我还能怎样才能留住她。更不知她是否还更回来。她只让买了一张单程机票，一张回北京的单程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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